近20年来,我的调查研究工作主要围绕四个问题展开的。其一,1998年至2003年,调查农民税费负担及其引发的各种抗争,写出和发表了长篇调查报告《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后果:湖南衡阳调查》,主张取消农业税。2004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我的这项研究也就完成了。其二,2002年至2012年,我调查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危害,撰写了《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批判:对100例上访劳教案的分析》一书,主张废除劳动教养制度。2013年,国家废除了劳动教养制度,我的这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其三,2008年至2013年,我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户籍制度改革的首席专家,我主张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将户籍...
作者文章归档:于建嵘

沉默抑或暴力:警惕民众政治心态的两极化
经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今天的中国在获得巨大的物质进步的同时,也积累了相当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整个基层的政治生态不断恶化,出现一系列令人担忧的状况。就基层政治生态问题来说,之前学界主要关注的是基层政权的蜕化。但是近年来,随着一些极端社会事件的出现和仇官仇富情绪的蔓延,普通民众的政治心态的极端化开始引起学界和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根据多年来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我发现,当前中国民众的政治心态可以概括为两种基本类型:
一、压制下的无奈:政治冷漠
这种政治冷漠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在积极使用自己的政治权利方面,不愿主动行使政治权利和参与政治活动。当前我国基层民主选举活动都需要基层党政组织...
中国隐性失业问题隐忧
隐性失业,这一概念是经济学家琼·罗宾逊首先提出来的,其内容是针对发达国家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大批熟练工人不得不从事非熟练工作,生产率远低于潜在的生产率,因而存在着一个隐蔽的劳动潜力的现象。后来发展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把劳动和劳动力区别开来,他认为,隐蔽性失业的产生,“是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在一个相当大范围内为零”。概括来说就是人浮于事,冗员严重。其典型特征是:劳动者在其工作岗位上要么待岗,要么无充足的工作可做,名义上就业了,实际上却处于一种失业或半失业状态。
我国三类隐性失业人口:城镇职工、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大学毕业生
按照...
官员的权力傲慢如何形成
近年来,中国少数官员雷语不断。媒体和大众对此类现象的解读,一般倾向于归咎为领导干部的个人素质问题,指出这些官员简直是智商欠缺,才会说出连基本常识和逻辑都不具备的言论。但实际上,这些官员当中的很多人接受过高等教育,有的供职于中央部委多年,他们不仅不缺乏基本的常识,而且对于得失利弊的算计格外精明,多年宦海沉浮的经验使得他们语言表达的技巧可谓是炉火纯青。他们之所以频频在公开场合敢于雷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养成的权力傲慢。
长期的舆论控制及对民意的回应太少,使官员的言行比较任性。在我国,由于政府对媒体的管控较为严格,官员不当言论的传播受到严格限制,养成了少数官员信口...
用市场手段来解决农地征用问题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快速增多,根本原因是目前少数农村基层政权和社会强势阶层结盟,与广大农民发生直接利益冲突。近三年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政策,特别是决定逐渐取消农业税,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农民与基层政权因税费问题产生的冲突。但是,由于各地城镇化进程加快,而征地制度又存在诸多缺陷,致使部分基层政府与社会强势阶层通过各种方式强制性对农民的土地权益进行剥夺。
由于征用补偿标准低,失地农民获得的土地补偿费不足以创业,政府又没有建立合理安置和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导致数千万失地农民成了社会流民,严重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
2005年全国共发生因土地引起的群体性突发事件19700起,...
农民三十年的得与失
农民得到了经营自主权,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村经济快速发展,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土地并没有真正成为农民的财产,在多种制度因素的作用下,失地农民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1978年春天,安徽省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迫于生存压力,自发地冲破了公社体制下的“一大二公”,实行包产到户等承包制。到1981年底,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这不但克服了集体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端,而且通过劳动组织、计酬方法等环节,带动了生产关系的部分调整,纠正了长期存在的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的缺点,促进了...
解决农村土地纠纷关键在于确权到民
随着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土地的征用也变成一个普遍的现象。征地制度的改革,已经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之中,而对农村土地的保护,和乡村的治理,又结合在一起,由于目前土地集体所有权的虚化,集体成员难以精确界定,导致一些村干部背着村民把地卖掉,以致村民要求重选他们心目中认可的村干部。
用制度建设让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进城
刚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中央对农民工状况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后,第一次在文件中公开正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农民工已经悄然更新换代。从代际关系来看,1980年代农村政策放活以后,一部分农民“洗脚上田”进厂务工,他们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成了最早的一代农民工; 1990年代,随着沿海经济特区的快速发展,开始出现了一大批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务工农民。他们又分为两个非常明显不同的群体:一部分与第一代农民工一样下过田,绝大多数仍然把回乡务农...
期待建立制度性的社会减压方式
技术性的减压方式不能治本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时期,是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凸显期”。因此,在这种时期,各种问题存在不可避免,而有体制性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不短的过程,才能协调原有体制与社会发展要求的“摩擦”。既然“远水解不了近渴”,重要的是寻找一些能迅速生效的“技术”性手段来缓解矛盾。
应该说,这种认识存在很大的偏差。将社会矛盾的多发归结为世界各国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从而掩盖了中...
建“橄榄型”社会,中国还需三十年
【先驱语录】
★在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经济社会资源的分配存在很大问题,贫富分化比较严重,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比较激烈,没有庞大的中产阶层作为缓冲带。
★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两头小,中间大”,也就是中产阶层的数量和规模比较大,精英和底层的数量相对较少,这样的社会结构有利于社会稳定。
★应向富人阶层征收高额的累进税来补贴穷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重要的“劫富济贫”角色。
★社会结构的调整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这有赖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民众的广泛参与;还有执政者要具备真正改革的勇气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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