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也想不起来这是哪份时尚刊物的采访，但只有时尚刊物才会推销这类话题。我总想跟他们过不去，可说着说着，发现我只会说白话—我想，时尚刊物最忌讳的就是大白话。——陈丹青

　　恋爱和婚姻中需要艺术创作那样的想象力吗？如果有，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恋爱中的热情、误解、发痴、怨恨……我猜都是出于想象。你以为人家爱你爱得要死，你也以为自己爱对方爱得发疯，诸如此类。

　　没有想象力会发生爱情吗？所有情书都是想象，比所谓艺术创作强多啦。别以为只有艺术需要想象力，作恶行善，贪污守廉，一切都需要想象力。眼下就是媒体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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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中国人现在的毛病民国时都有，而且一塌糊涂。我并不认为民国人就比今天人的道德水准高，但放到教育领域来看，民国的校长、教授和学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会怀念？因为他们很单纯，政治还没毁了他们，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不受政府和党派影响

　　2、所有人在这几十年里都活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赶紧多捞，赶紧安顿好自己的生活，不要管这个社会。你是救不过来的，你真的到下面走走，就知道，完全一个赤裸裸的丛林社会，大家都信奉丛林法则。这个时候，居然还有这样一些傻子，愿意反方向地从城里往乡下走，去从事这些公益事业。我敬佩他们，但我不知道他们能走多久。

　　3、我在美国接触过很多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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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是你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它已经有了几千年。政府只是管理这片土地的那个组织，它根本就不是国家。清政府灭亡了，但是这个国家还在；北洋政府灭亡了，但是这个国家还在。我很爱国，但是我不会爱清政府和北洋政府。这么浅显的道理，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懂呢？

　　他手握枪炮，你拿个菜刀就算凶器； 他左拥右抱，你嫖个妓女就算流氓；他钞票成吨，你摆个摊位就算违法； 他豪宅无数，你搭个窝棚还要被强拆……我就不明白，他一个当仆人的，怎么这么牛逼？！

　　美国《独立宣言》讲的不是群体、国家，甚至没有讲民主，讲的只是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大权利都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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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目前已经是一个强国，然后也已经告别了一个完全孤立的隔离的状况，现代是一个传媒的时代，世界因为传媒已经变得区域和国家的这种隔阂已经不存在了，可以说。

　　它的距离，不同价值观、制度这绝对还在，但是艺术就是做这个事情的，重要的是不管哪个国家在演戏，在画画，它里面表达的就是生存经验，就是大家都是人，喜怒哀乐，就这点事，然后找到各种方式来表达。

　　我想，中国终于开始有那么好几代人在国外。此前我们都有个民族情结，他最后对中国是什么态度，对祖国是什么态度，这个时代应该告别了，有点小气。

　　不要老想着怎么中国中国，一个德国人，一个荷兰人，不会到哪儿都我是一个荷兰人，我为我的荷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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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罗马旅游，找到两条专卖古董的大街，一家一家进去看。

　　有一家进去后，我就埋头看小雕塑、小文物，然后向一位老先生问价钱。问了几件，老先生都说不卖。

　　我说：“为什么不卖呢？”

　　他就说实话了，他说：“这是我的店，你进来了，不跟我打招呼，就在那里看，然后问我卖不卖，我不卖。”

　　在罗马，在文艺复兴的故国，不经意之间，小时候“WG知青”那种没教养，那种粗鄙的人格，就暴露出来，这位老人把我点醒了。

　　有一次在大学厕所里正撒尿，一个仪表堂堂的青年，二十四五岁的样子，是个研究生，非常帅的小伙，立刻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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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我先给大家讲一件小事情。2001年，我受命给清华大学九十年校庆画一幅大画叫作“国学研究院”，画面上的主角是七十年前创办国学研究院的五位前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吴宓。

　　为了收集素材，我去清华大学校史馆询问研究院故址在哪里，馆员都说不知道。我急了，于是在校园内王国维自沉碑周围特意先后询问十几位年龄在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师或职员，结果呢，不但没有一个人知道本校有过这样一所研究院，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听清，并复述“国学研究院”这几个字—— “什么？&ls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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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芬奇的细致入微，梵高的粗犷朦胧，陈丹青老师说，这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其实是艺术家在市场中的地位决定的。

　　以十九世纪为分界线，差不多可以分为订件时代和自由创作时代两个阶段。

　　十九世纪以前，所有的画都是订件。由实实在在的贵族，委托你来画一张画，买家让你改，你就得改；十九世纪以后，我是我自己的雇主，画成什么样，画到什么程度，由我自己做主，画家开始关注自己的意志。

　　十九世纪就是这样一个所有艺术家开始自我觉醒的时代，我要这么画，我没画完，这是我的事儿，你管不着。

　　文｜陈丹青（著名画家、文学评论家、作家） 

　　十九世纪之前的几百上千年，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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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教育绕过体制问题，无法议论。而体制的问题，只有体制才能解决。但是，即便体制问题获得最大限度的改革、改善、改观，今日中国的所谓“人文教育”问题，仍然难以议论，难以解决。

　　今日中国大学生，尤其是大学教师“人文水准”、“人文素质”的触目惊心，不完全是大学门墙内的教育问题，而是“历史遗留”问题。假如我们有勇气承认，则人文素质的低下、人文教育的切迫，是百年革命的深刻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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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陈丹青先生为《盗火者》（新星出版社2014-11）所写推荐序《教育与国运》之后，“盗火者”团队对其进行的专访。

　　访者：您怎么评价中国的教育现状，您心目中的理想教育什么样？

　　陈丹青：我离开大学五六年了，教育现状我已经不太清楚，但据我所知没什么变化，过去的那一套还在继续执行。现在大家认为北洋军阀时期的教育可能是中国现代最好的一段教育，第二段就是西南联大时期，第三段是五十年代的教育，教授的素质、学生的素质都远远超过今天。再下一个阶段就是“文革”以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相对来说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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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不会演讲，讲不出什么精彩的意思，今天就是来辩解：为什么我不是读书人。

这是一句老实话。刚才，我在餐厅碰见上海来的许纪霖先生——几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我说：“你和陈道明长得真像。”他说得很有意思：“不对，是陈道明像我。”许先生真的是读书人，我读过他写的书。我还听说昨天丁学良先生也来讲，他也是读书人。深圳的读书月，一定请了不少国内著名学者、教授，他们真的是读书人。

一个人不可以随便讲自己是读书人。我和书发生关系，是因为这些年写了几篇文章，凑成书，人家就说：你是写书的，抵赖不掉。有人忽然把我说成是优秀的散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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