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些年写管理类的文章，走了一个从企业到江湖，然后又从江湖回到企业的过程。最初写的文章，专注于企业内部的管理，从组织，到文化，到战略，到创新，围绕的都是一般管理的各个方面。当时刚进入学术圈，对于西方的各种理论和观点有很大的兴趣，很乐意充当二道贩子的角色，把这些理念介绍到中国来。另一方面，因为我对人文历史类学问的兴趣，我也努力把管理学与中国的人文和历史结合起来，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理念，更好地让这些理念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落地。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做婴幼儿奶粉的企业，居然容忍在自家奶粉中加入做木地板的化工原材料，这是最有想象力的管理学者、商学院教授都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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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很多人一样,今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些事情让我们对80后、90后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以前我总是想，这一代人不一样，吃麦当劳、看好莱坞长大的，对那些装模作样、陈腐不堪的东西应该天然地具有免疫能力。可事实无情地粉碎了这种幻想。看样子我是高估了面无表情的市场机制生产的麦当劳、好莱坞生产的这些垃圾食品的营养含量了。文化层面的营养，离开书本、学校、家庭、教堂等传统机制，试图穿透这重重竹幕（bamboo curtain）构成的迷宫而实现传承，注定是要落空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新一桩让爱国青年们“暴怒”的事件是杨元庆上周答记者问时提到的联想的“中国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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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当代中国有两种移民或者类移民的情况，非常耐人寻味。一种是有条件的人移民到国外。基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靠能力，除了大学生靠申请奖学金自费留学之外，还包括前些年大家说得多的技术移民，走的人一般是学历较高，有一定专业能力的中产阶层，希望用移民这种方式换换生存环境，到外面世界去闯荡闯荡。第二类靠钱，也就是这些年大家说得多的投资移民。一番折腾后，身份换好了，“富二代”、“官二代”和“星二代”留在外面读书，自己则回到国内继续发展。第三类则靠胆子，通过偷渡和各种打擦边球的方式黑下来的非法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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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前，到西安某着名高校开会，学校安排车子送我去机场。大单位的司机中往往藏龙卧虎，有一些不凡之辈。途中司机对我打开了话匣子，讲起这些年他在单位里经历的种种不堪的丑陋之事，语气却颇为平静，难得的没有什么火气。后来，他告诉我，他信佛，每年冬天，他都要到终南山里的一个地方闭关修行一段时间。我感慨，这么一个龌龊的环境里，难得你还能这样心平气和地信佛。他回答说：到处都是淤泥，不正好养我这朵莲花吗？

　　好一句“到处都是淤泥，正好养我这朵莲花”！我不禁为之拍膝而叹。把恶劣的环境变成有利的条件，化淤泥为营养，化糟粕为精华，化苦难为财富，这个时代，做人是这样，做企业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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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的使命

　　观诸各国历史，专制权力最大的对手是资本。“财产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力量”(普鲁东)。然而，在中国，素来就敌强我弱，实力悬殊。专制权力最强大，资本的力量却又最孱弱。尤其是经过这一场兼及灵魂和肉体的“社会主义改造”后，资本弱小到什么地步，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甚至整整三十年，资本主义不仅在现实中不存在了，连书面的概念都只剩下污名。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等于是在“士农工商”四大系列之下，新开一个属于资本家的“贱民”系列。资本地位之低，绝对开创了一个人类历史之最。

　　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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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重的主义

　　晚清是历史送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一个绝好机会。一方面有与尼德兰类似的民族矛盾的助力，另一方面，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带来的国家权力下移和地方绅权的崛起(杨国强《太平天国的起落和清代国家权力下移》)，形成了一个与中世纪的欧洲非常类似的群龙无首、各行其政的局面。如此庞大的帝国，在革命党人的几声乱枪中，居然像扑克牌屋一样悄无声息地倒下，张謇等人以一己之力，能够在辛亥革命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都与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

　　然而，两千多年的传统岂能如此善罢甘休，很快它们就要还魂了。“明治维新一声炮响，在自由主义的表皮下送来军国主义；十月革命又一声炮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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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商业和管理的研究者，我看近年中国宏观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演变有两个节点。一个是2008年9月爆出的三聚氰胺事件，一个是三年后2011年7月的温州动车事件。前者代表盗商（亦盗亦商）势力已经在中国各个行业盘根错节，在地方权力的保护下，铤而走险，为了一己之私，明目张胆地草菅人命。后者则显示整个体系的持续恶化，尤其是标志着官商（亦官亦商）势力的逐渐成型，一些打着为民谋利的旗号的国有企业，通过劫持中央权力（如所谓“统治基础”论），正在逐渐蜕变成为一小部分人的禁脔，从为民谋利，到与民争利，最后到谋财害命。

　　三聚氰胺事件是船体上出现的一个大洞，温州动车事件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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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商业和管理的研究者，我看近年中国宏观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演变有两个节点。一个是2008年9月爆出的三聚氰胺事件，一个是三年后2011年7月的温州动车事件。前者代表盗商(亦盗亦商)势力已经在中国各个行业盘根错节，在地方权力的保护下，铤而走险，为了一己之私，明目张胆地草菅人命。后者则显示整个体系的持续恶化，尤其是标志着官商(亦官亦商)势力的逐渐成型，一些打着为民谋利的旗号的国有企业，通过劫持中央权力(如所谓“统治基础”论)，正在逐渐蜕变成为一小部分人的禁脔，从为民谋利，到与民争利，最后到谋财害命。

　　三聚氰胺事件是船体上出现的一个大洞，温州动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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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构式创新首先是敢于“拿来”，对产品的个组成单元进行“混搭”、“杂拌”和“乱炖”式的组合，但“拿来”之后，也不能低估移植、改造和消化过程的难度，否则，光有“拿来”而没有“主义”，创新就不成其为创新，而成为“洋泾浜”式“东拼西凑”或者“十三不靠”了。《美第奇效应》里讲了一个建筑创新的例子。津巴布韦裔的伦敦建筑设计师Mick Pearce接到一份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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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儒家的先天不足造成其在公共领域的误用、滥用，在企业管理这个私人领域，儒家却有可能发挥其潜力，成为中国企业家可以选择的价值钢筋系统之一。

　　国家的治理是公共领域，企业管理在原则上则属于私人领域，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它实在是太重要了。我隐约意识到它也许是打开儒家与政治、儒家与管理、儒家在中国的最终命运等重大问题的一个总关卡。

　　一开始写这一组《论语笔记》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谈论孔子，儒家与管理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一对组合，尤其是年轻人，对一些传统的东西往往有强烈的排斥情绪，根本没有说理和辩论的余地。为什么儒家会让这些人有这么强烈的排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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