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任剑涛

任剑涛,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高级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包括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公共理论、行政伦理、当代中国政治分析的研究等。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政治哲学研究”、教育部项目“社群主义、儒家伦理与当代道德生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公共理论研究”等研究项目数项。已出版《伦理政治研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等著作,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华夏英才基金、霍英东教育基金教师奖,2005年获第五届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一个成熟的民族应具有怎样的财富观


古今一切足以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的民族,都有其成熟的财富观。一个人如何才能具有人的尊严?一个民族如何才能具有民族的尊严?通过财富的杠杆撬动教育的杠杆,借助双杠杆的精准作用,一个人才能成为完整的人,一个民族才能成为成熟的民族。

一、更多的财富和更完整的人

从经济史角度看,即使一个农耕民族珍爱财富,也无多少财富可供民众来爱。“君子爱财”在中国经济伦理史的式微,恐怕与此相关。而“取之有道”逐渐变成我们民族财富观的主流,恐怕也是因为约束人们的求财冲动,是农耕民族自我约束的必修课题。到了宋明,这一主流观念发展为非常畸形的财富理念,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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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商文明转向工商文明,中国面临两大挑战


  没有可靠的农耕文明提供物质基础,整个中华民族在古代社会生死存亡的考验中,不可能有辉煌的文明记录,也不可能有现代的文明转型。我们要搞清楚一个事实,一个腐朽的文明是不可能转型的。一个文明还可能转型,是因为这个文明还有内力。转型,意味着以内力接引外力对它转型的催迫,内外呼应,才有新的中华文明形态。

  虽然在工业文明的对照之下,农耕文明尽显它的落后,但对于古代文明形态来讲,中华文明能以农耕文明来坚实奠定自己的物质基础,其发明、创新、开拓,值得表彰。首先要肯定它是一次伟大的突破。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有着领先世界的精细农耕技术,开发了很多有利于集聚经济财富的农耕技术,并创造性地融合从中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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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怎么处理思想问题?


  人们心中都在探问:中华民族未来会走向哪里?

  有人提倡回到中国古典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我们不能说这样一种尝试是错误的。但在这个尝试的背后,潜藏着一种心理动机:他们似乎觉得,中华民族向其他文明学习的历史可以终结了,只需要回归自我,就可以找到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答案。有人认为,中华民族向西方寻找先进真理的历程远未终结,还需要谦虚地谋求深度现代转型进路。但这似乎有一点忽略中华民族的原创能力,会面对人们的强烈质疑:难道中华民族永远只能做现代化的尾随者?

  我们怎么去解答这样的问题,以便敞开中华民族发展的广阔天地?

  看来得依靠原创性的思想。

  一个民族必须要有思想,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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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官矛盾才是官民矛盾的根源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割,是国家治理中的千古难题。中央权力过大,地方权力过小,政治学界一般称之为强干弱枝;中央权力过小,地方权力过大,容易导致离心效应,甚至引发内乱。基于央地权力分割的不同,产生了单一制和联邦制两种不同体制,二者各有何特点?有何优劣?传统中国的历朝历代,集权和分权是如何处理的?中国该从联邦制里吸取哪些经验?带着这些问题,凤凰评论《高见》近日专访了任剑涛。访谈分为上中下三篇,此为下篇,上篇为《任剑涛:大国更适合联邦制》,中篇为《任剑涛:为什么基层官员容易被污名化》。

  官官矛盾才是官民矛盾的根源

  凤凰评论《高见》:从秦代以后,中国的行政治理一直面临一个巨大矛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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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代”理解现代


“现代”不同于现代。

现代加不加引号,有一个实质性区别:前者是具有特定含义的一个概念,后者是一个并无特别含义的时间概念。就前者讲,它与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现代理念紧密相连,与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安排环环相扣,与宽容、多元和文明的生活风格内在嵌合。后者仅仅是一个表示处在当前今下这个时间段的概念。

“现代”进入中国为时不短。明清之际,“现代”就来到国人的面前。只不过因为“中西文化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梁漱溟语),“现代”并没有打动当时的中国人。轮到“现代&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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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怎样才能留住自己的精英居民?


“三高移民”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损失

袁训会:任老师,最近在中国,精英移民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整个社会正在滋长一种移民心态,特别是近年来这种心态在民营企业家乃至普通中产中愈来愈明显了,不知道您怎么看?

任剑涛:最近几年中国的移民运动,直接跟中国社会变迁处在瓶颈阶段具有密切关系。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处于“空转”状态,进退不得,整个社会精英的安全感明显下降,结果就是“三高移民”的出现,高官、巨富、高知纷纷迈出国门,加入移民队伍。用社会学的话来说,这一波移民完全是精英移民。在现代激烈的国家竞争中,任何一个国家都在想方设法地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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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制度缺陷才能超越国家困境


  2008年,因为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全球主要经济体相继陷入困局。跟着爆发了反思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缺陷的社会浪潮,以“资本主义危机”为论旨的著述,铺天盖地;旨在挽救资本主义体制的制度改革尝试,也相应出台。效果,似乎不是那么明显。

  2008年,进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国经济,也陷入了困境。但因为中国政府4万亿的救市举措,让中国免于即时陷入经济危机的风险,并且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经济景象。于是,国内有不少学者盛赞“中国模式”,西方国家也有人夸奖中国的及时应对。以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成为被人称颂的市场替代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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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何以避免衰败


    摘要:比较政治学以国家结构与功能的比较研究为基本主题。国家有着兴盛与衰败的不同存在状态。人们一般更为注重国家的兴盛。其实,不兜住国家衰败的底线,国家不可能实现强盛目标。兜住国家的衰败底线,在古代和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它决定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极端重要性。避免国家理念的僵化、制度的走形和公私生活的失衡,是兜住国家衰败底线的基本要点。关键的着力点,在于国家形成一种公权法治化、私人生活可节制的状态。公共化与私密化的两极状态,都会伤害国家的健康发展机体,促使国家走向衰败。而国家的自我调适能力或开放进取精神,对国家能否兜住衰败底线,也有着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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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转型、中立性国家与社会稳定


   中国正处在一个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家的转型,从经济领域起始,进入社会领域,最后坐实在政治领域。中国的国家转型,明显遭遇到国家偏执地提倡权力型治国理念、治国方略的阻碍。对于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来讲,国家应当呈现出一种超越完备的宗教、哲学与道德学说的中立性,从而具备整合国内多元文化价值偏好的个人与群体的政治观念与制度前提。对一个多元社会的稳定来讲,国家站在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平等对待每一个体和所有群体,国家才能发挥出为社会解压、稳定秩序的强大作用。关键词: 国家转型; 中立性国家; 社会稳定在经济迅速崛起的背景条件下,中国下一步怎么发展,是人们必须回答的严肃问题。在国家疑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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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形态史观中的儒学与现代性


  方朝晖的近著《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起码在三个方面契合了中国目前的国家处境需求。第一个是在中国的GDP迅速增长(不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崛起)的时候,近代以来树立起的西方典范之典范性在中国迅速丧失。整个社会充满着在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交集中典范丧失的紧张感。这种紧张感,正是儒学复兴或国学复兴一个最重要的契机。此前,以毛泽东作为标志的、中国人的现代典范认受,最初受国际主义激励,后来受民族主义激励。但是毛泽东当初对典范性的认知是确定不移的,那就是“向西方寻找先进真理”。以邓小平为标志的当代中国人的现代典范认受,也是一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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