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潘燕
细心的观察者会发现，国家统计局与央行在目前物价形势判断上似乎并不一致。
8月份CPI统计出来后，6.5%的当月涨幅超过市场普遍预期，其不仅继续创下十年单月CPI新高，而且将1-7月3.2%的CPI增幅一举提高到1-8月的3.9%；不仅使CPI与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3%的调控指标渐行渐远，而且令不同决策部门官员和机构、学者重新陷入通胀原因反思与争执之中；沪深股市更以超过4%的跌幅，显示了市场对此后调控的密切关注。
与数据一起出炉的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姚景源的分析，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调控部门的意见。在其看来，尽管8月CPI高企，但扣除食品和居住价格后的核心CPI仅上涨0.9%，因而统计局...
中国经济连续数年的“高增长低通胀”表述，到今年演变成了“会否通胀”的疑问。
上半年CPI上涨了3.2%，超过年调控指标0.2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这个增幅是以不断加速的形态出现的，此后的加速度会不会更快？还要持续多久？成为一些人的焦虑所在。
之所以说“一些人”，是因为对于这次涨价，确有相当的人“没什么感觉”。月薪4000元在北京不算很高的收入，但黄琼说如果不是看新闻，她压根没感觉到物价变化，“可能食品支出在我的工资中占比不是很高的缘故吧，我对这方面价格不太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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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新闻周刊日前赴鞍钢采访时，最引起本刊兴趣的题目有三，一是轰轰烈烈挂牌的鞍本重组，20个月后的今天到底走到了哪一步？二是技术背景深厚、接替刘玠仅四个月的新掌门张晓刚，对于鞍钢意味着什么？三是作为中国钢铁协会会长，张晓刚如何判断波谲云诡的近两年钢铁业大势？
一个下午的密集采访，之后是难得的放松。多年的新闻从业经历告诉记者，这种放松并非来自任务完成后的压力释放，而更关乎心灵——那种数年采访经历中渐行渐远的国企信任感，在这个下午被重新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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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将市场规律弃置一旁、“扬汤止沸”甚至“饮鸩止渴”式的拍脑袋民生政策，说到底难脱“官场秀”的干系，无益于民生问题的根本解决
改革开放近30年后，民生问题再次凸显。所不同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共识于用市场手段解决“菜篮子、米袋子”等民生问题，相信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而此次，人们似乎更寄望于政府，一些人甚至认为教育、医疗等新民生问题的“病根”，即在市场化过度。
这实在是很让人担心的一种现实，特别是在政府自身改革滞后，缺乏必要的科学民主决策程序，行...
香港中产阶级观察
（提要）中产阶级大规模形成需具备两大土壤：一是快速的经济增长为个人发展提供更多机会；二是公正清廉开放的社会使多数人依靠自身努力向上流动成为可能。1970年代香港社会分层时的政策环境，对今天的中国内地具有镜鉴意义
位于香港岛北角一带的太古城社区，是较为典型的中产阶级聚集区，漫步其间会发现，区内密度相对较低，楼群环绕间有相对宽敞的花园休憩地，社区内多西式餐饮店、咖啡馆和休闲娱乐场所等。由此起步记者走近了香港的中产阶级。
香港的中产阶级形成于上世纪70年代，依据较宽的标准，目前中产家庭数超过香...
（提要）决策部门在紧缩楼市的同时,必须考虑两年后的住宅供应问题,否则可能顾此失彼,造成未来的住宅供应短缺和楼价反弹式飙升。
针对近来中央连续出台举措调控楼市，接受采访的境内外多位专家均认为现阶段挤压楼市泡沫十分必要，但专家同时提醒，调控会对房地产即期投资产生抑制作用。地产投资周期一般为两年，目前的投资可能造成两年后的住宅供应短缺，为房价再次大幅反弹埋下伏笔。
鉴于此，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雷鼎鸣、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玉宇均认为，中央应在“紧需求”的同时“宽供给”，通过加大保障性住房投资，特别是提高城乡土地使用效...
社会成功反贪需四大要素
香港成为目前全球最清廉的地区之一，廉署的作用毋庸置疑。但采访中本刊记者发现，廉署并非香港迈向清廉的全部答案，一个社会要想成功反贪，独立的反贪调查机构和法制环境必不可少，但同样重要的，还有高层的反贪决心，以及对贪腐“零度容忍”的社会氛围。
法治是基石，
但仅靠法治不能遏制贪腐蔓延
香港是个法治社会，表现在其不仅有完善的法律，更有具有公信力的司法系统，这一方面可敦促廉署反贪调查必须更严谨周密；另一方面也可通过法治固化反贪成果，推动社会的反贪倡廉。
但即便如此，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仅靠法治并不能遏制腐败蔓延。
资...
以精准打击为香港发展“立则”
廉署成立36年来，调查案件超过7万件，其中大量经典案例不仅走上荧屏，成为廉署进行公众反腐倡廉教育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这些案件多是廉署针对香港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突出问题的经典之作。
经典案例一：通过持续打击公共建筑中存在的贪污现象，有效杜绝了“公屋”、“居屋”等补贴型住房中的偷工减料和质量低劣问题。
上世纪60～70年代，是香港大规模建设“公屋”(相当于廉租房)、解决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关键时期；90年代中后期则为大规模建设“居屋&rd...
既独立又被监督的制度制衡
值得注意的是，反贪机构几乎各国各地都有，但并非每一个反贪机构，都像香港廉署一样开创并守护一座城市的清廉。也因之，廉署的反贪制度设计及运行机制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独立于政府之外，切断行政掣肘
廉署的独立性是其获得成功的制度性原因。这种独立性，具体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即机构独立、人事独立、财政独立和办案独立。
机构独立，指廉署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其最高官员“廉政专员”由香港最高行政长官直接任命；人事独立，即廉署专员有完全的人事权，署内职员采用聘用制，不是公务员，不受公务员叙用委员会管辖；财政独立，指廉署经费由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