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新写实小说：非常十年（213）
林正德著：《非常十年》（连载213）
《非常十年》第二十六章（8）
30日晚上，新华社播发了《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该社论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且，声称“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该社论出笼后，革造会一派人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忘形失骸，利令智昏，以为地球从此将按照他们的意志旋转了，他们拉大旗，作虎皮，掀起了一股反军乱军的新高潮，提出了“打倒朱仲武，改组军管会”、“口诛笔伐朱仲武，万炮再轰叶浩明”、“重演一·二六，猛攻叶浩明”等口号，正是：“妖风四起罩乾坤，冷雾阴霾天地昏。”
次日，即31日，我吃完早饭后，小憩一会儿，我独自一人跑到东方红大街看大字报，归来后，又同刘子云漫谈起街上的所见所闻，我们深为目前形势所困惑烦扰，又是发着牢骚，又是唉声叹气。
晚上，革造会在五一路广场召开为何磊翻案大会，我这个人也是好事者，竟然不顾九·一五他们正在捉拿我，只身一人跑去观看他们开大会。我将车子停在离主席台还有好一段距离的地方，然后，徒步往主席台一带走去。革造会今晚来开会的人很多，大概起码有十万人，整条宽阔的五一路几乎挤满了他们的队伍，黑鸦鸦的尽是万头攒动，又是标语，又是旗帜，这一天是农历24日，天上没有月亮，黑茫茫的天宇上似乎也只有几颗星星在闪烁着，而五一路虽然路面广阔，但是，路灯却寥寥无几，发出了冥暗不明的灯光，路旁也没有多少的大楼和商店，那长龙般的队伍就像黑夜里的一条河流，更恰切一点说，像是黑夜里解冻的黑龙江，无数块冰块、冰排在乌黑的江水上蠕动着、拥挤着、碰撞着，缓慢地流动着。前往凑热闹的群众也很多，把旁边的道路（新建的五一路无修人行道）给挤得水泄不通，比节日的游园会更热闹、拥挤得多。我也在人海里挤来挤去，好不容易才挤到了主席台附近。主席台的斜对面是于山，我也挤站在山坡上，从那里可以远远望见主席台，只见主席台上也挤满了好多人，大概，革造会人多山头多，连偌大的主席台也简直容纳不下他们众多的大小头目们。
开会了，先是革造会各大总部代表的发言，他们一个比一个唱得调子高，火药味一个比一个足，下面的人也不时地在咆哮着，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天动地，他们恨不得毁我长城于一旦。
以后，省军管会第一副主任郭子涛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代表军管会宣读了关于何磊的《平反公告》，当《平反公告》刚念完，底下便爆发了一阵“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紧接着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愤怒的吼声：“打倒朱仲武！改组军管会！万炮齐轰叶浩明！”
我远远地望见穿军装的郭子涛掏出了手帕揩擦着额上的汗珠，他又继续讲着话。
当他讲完了话，但是，那些革造会的人还不想轻饶过他。我因为离主席台的距离太远了，看不清楚台上是什么人，只见有一个人抢过麦克风话筒嚷道：“刚才郭子涛同志代表省军管会宣读了何磊同志的《平反公告》，我们强烈要求省军管会必须在《闽江日报》上刊登关于何磊同志的《平反公告》，公开为何磊同志平反……”
这一下可把郭子涛难住了，正是“双手插进蓝靛缸，左也难（蓝）来右也难（蓝）”，只见他又从口袋里掏出手绢往脸上揩擦着，半晌才支支吾吾地说：“同志们，革命造反派战友们，……关于登报问题……待我们省军管会研究之后，再作答复吧……”
当他的话音刚落，下面便大哗起来，台上的人也对他群起而攻之，甚至有人还推搡着他，只听见麦克风话筒又吼起来：“不行！你们逮捕何磊同志的时候，兴师动众召开万人大会，又是《起诉书》，又是新闻照片，又是新闻纪录影片，臭名昭著的《八·二九战报》还刊登长篇报道，可是，释放何磊却一拖再拖，直至今天还扭扭捏捏的，不肯在《闽江日报》上刊登何磊同志的《平反公告》，公开为何磊同志平反。我们正告你郭子涛，你不要步武汉陈再道的后尘，步陈再道的覆辙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你若不在《闽江日报》上公开刊登何磊同志的《平反公告》，我们革命造反派坚决不答应，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怒海又在咆哮着：“打倒陈再道！打倒Ｍ省谭王八！”、“打倒朱仲武！重炮猛轰叶浩明！”
在革造会方面施加压力下，郭子涛副政委不得不作了让步，同意在《闽江日报》上登载何磊的《平反公告》。
后来，由被释放的何磊讲话，会场上又爆发一阵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于是鼓怒，溢浪扬浮，更相触搏，飞沫起涛”，把大会推向了高潮。
当大会即将结束、就要举行游行的时候，我赶紧撤退了，找到自己的车子后，便骑车来到八一七路的大众影院门口。在文革期间，电影院都关了门，我把车子停锁在影院前面的空场地上，而人则等候在售票处前面的廊檐下，从这里可以很好地观看游行队伍。
街上的人也愈聚愈多了，他们也跟我一样在等着观看游行队伍。
没过多久，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终于开过了，走在最前面的是革造会的仪仗队，即扛着毛主席画像和红旗的队伍，然后就是M省革命造反委员会的大牌子，各大总部的旗帜。紧跟在仪仗队的后面，就是最最吃香的赫赫有名的我校九·一五兵团，举大旗的乃是东野的何贵旺，东野的那几条“好汉”陈希琪、魏举、阿三、鲁禺、许藩藩等人都走在很前面，他们一个个耀武扬威、趾高气扬，如同斗赢的公鸡神气十足。我远远地一看见他们来了，赶快缩着身子躲到人丛的后面去，生怕被他们发现了，只从小小的缝隙里窥视着他们。
当九·一五的队伍通过后，我稍稍松了口气，不过，我也不敢大意，因为后面还有我校红九·二、海防兵战斗团的队伍。
红九·二的队伍也排在比较前面，在师院红九·二的后面，就是我们附中红九·二的队伍，在那队伍里面我看见了陈东、王钟惠、陈炳义、孟成铭、郑国铨、高克祥等人，还看见了方辉、许梅兰、陈佳玉、吕祖敏几个女同学，这些昔日井岗山公社的伙伴们，如今又成了红九·二的中坚分子，真可惜呀，当初我没有对他们多拉一把，否则，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会成为我的战友的。我尤其惋惜那位方辉，她是一位多好的姑娘呀，在我最困难、最孤独的时候，我们相识了，她勇敢地支持了我，然而，现在我们彼此却走远了，恐怕也难以再走到一起来了，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呀，也许，这就是命运吧——不可捉摸的命运。
在海防兵总部的队伍里，我也看见了我们学校66829战斗团的队伍，想不到他们擎旗的旗手不是别人，竟是我班上的赵树瑶，万万也没料到这个傻大个的女孩子居然如此出风头，她这个人干什么都有一种火样的热情和激情，无论是以前学雷锋扫地、冲洗厕所、争取入团，还是现在造反，只要是她中了魔。在这支队伍里，我还看见了汪天任、张家宾、陈彪、杨洁等人，他们一个个趾高气昂、神气极了。
我望着我们学校这些革造会组织队伍的人们昂首挺胸、高视阔步地走过去，简直就像当年德军通过巴黎凯旋门一样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我心中思潮起伏，感慨万千。昔日我们曾经一道冲破重重阻力，跃马扬鞭杀向社会。在一·二六事件发生后，当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和他们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然而，在他们被平反后，他们如若蒸笼里的松糕一般自我膨胀起来，脚面上长眼睛——自看自高，他们又往错误的轨道上越滑越远，公然再次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叶浩明同志，掀起了一股反军乱军的新高潮。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居然采用极端残忍的手段迫害我八·二九人，他们抄砸了我们新革会队部，把我们驱赶出了校门，甚至他们还要捉拿我这个小人物，使我有家归不得，还要出逃在外，这些人难道跟东郭先生解救的狼不是一个秉性的么？他们倒行逆施、恩将仇报是决不会有好结果的。
在他们采取四·二０行动之后，他们就像约翰逊一样实行梯级行动，先是要求释放潘大昌，再是闹“绝食”，再是挑起大桥头百货商店武斗事件，再是七·二０火烧交际处事件，再又是要求释放何磊，现在何磊已获释，他们又提出了“打倒朱仲武！改组军管会！炮轰叶浩明！”等口号，战争在一步步升级着，下一步就是要打倒叶浩明了，这是可想而知的事，也是很合乎逻辑发展的。我以前是这么估计形势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打倒叶浩明。由于《红旗》第十二期社论的出笼，加速了他们反军乱军的步骤，就像铀235受到中子的轰击，加速了核裂变一般，看来，他们提出“打倒叶浩明”的口号已是指日可待，现在，他们已经发了疯，按照精神病综合症的医学术语说，就是处于躁狂状态，情感高涨、思维奔逸和活动增多等三主症，在他们的身上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真该把他们绑送进精神病院，让他们尝尝电休克的滋味。
在七·二０交际处事件发生后，八·二九联司急忙从外地又调来一批人马，他们占领了当时F市的最高建筑物——七层的人民大厦（即华侨大厦），建立了新的立脚点。从军事上的观点说，占据人民大厦是策略的，因为该建筑物易守难攻，是一个很好的制高点，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古语云：“山围水绕，不败之规也。居高视下，可胜之基也。绝涧峭峰，必危之方也。卑湿沮淖，丧生之域也。”
当《红旗》第十二期社论出笼后，八·二九一派人则陷入于迷惘困惑之中，他们对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感到不理解，但是，又不敢公然悖违中央的社论，特别是黄朝晖那几个头头，他们也是辨风向的“专家”，“枳句来巢，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
他们就把满腔怒火发泄到吕振玉、石克发这几个军内铜绿金龟子的头上，不过，吕、石之流到底只是昆虫类，太小了，起码也要揪出个猞猁来，这只“猞猁狲”何许人也？他们用红外线瞄准器瞄准着，竟瞄到了郭子涛副政委的头上。
郭子涛副政委原是十兵团的，他1949年同马为一起南下，同马为的关系一直是不错的。文革开始后，郭子涛任军区文革组长，他的儿子郭立文是市一中前线兵八·一八战斗团的头头，那个著名的前线兵“第四号通令”就是他和另一个学生一手泡制的。一·二六事件发生后，造反派被打下去了，郭立文也是批判“三·七社论是大毒草”的干将。当然，这一些还不算什么，最主要的是自从他担任省军管会第一副主任之后，当八·二九F司尚未健全之际，他以“复课闹革命”为理由，限定八·二九联司学生在7月15日以前必须离开省城，否则不发车票。当联司大部分人员都离开省城没几天，就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七·二０火烧交际处事件。事件发生后，他向中央报告说，解放军只死了一个人，把解放军撤出现场，并迟迟不公布七·二０真相。部队的同志要求为死难的战友开追悼会，他也不让开，说是会“增加对立情绪”。7月31日，郭子涛出席了革造会方面召开的为何磊翻案大会，他擅自答应在军管的闽江日报上刊登何磊的平反公告。八月初，他的儿子郭立文说：“军区的大首长都转向了，他们要支持革造会，我爸爸以后不支持八·二九了。”接着，他儿子所在组织贴出造反声明，倒向革造会一边去，大反起叶浩明来了。
鉴于这些原因，八·二九联司正憋了一肚子的气无处可泄，便一股脑儿地泄到了郭子涛的头上，不是要“揪军内一小撮”吗？这难做的文章正好做上了，八·二九联司的决策者们即决定炮轰郭子涛，指控他为吕振玉、石克发的黑后台，似乎这样子就和《红旗》第十二期社论合上了拍子，便掌握了斗争大方向。
我在城里躲了几天，便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侥幸没出啥事，看来是虚惊一场，但愿如此。
一天，我和刘友礼又跑到大厦找铁军的刘荣高，想了解一下铁军对郭子涛的态度。这些日子，铁军到处招兵买马，一下子扩充了好多人，而且，多是些原来前线兵的人，他们的观点也变得比较倾向于红联总的观点，大有一种另立山头的姿态。而我们一向是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所以，对铁军有些看法、做法表示不同意，虽然我们《决战》纵队名义上是同铁军挂上了号，但是，实际上我们同他们的关系一直是若即若离的，我们保持着自己组织的独立性。
在大厦四楼的一个房间里，我们找到了铁军头头刘荣高，他看见我们来了，笑着招呼道：“是你们啊，久违，久违，这些日子怎么都不见你们来呀？”
我们坐下之后，我说：“这些日子是鸡毛拌韭菜、牛毛炒茴香——乱糟糟的，又发生了七·二０火烧交际处事件，我们上哪儿找你们呀？再说我们新革会目前的处境也不好过，我们被九·一五兵团赶出了学校，被迫转入地下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