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案例看中国的“市长经济”

现在，国内外有一些经济学家关注中国的“市长经济”，例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宏观经济学终身金刻羽副教授，认为，“中国式创新最好的例子是‘市长经济’，即体制与市场相结合。政府协调动员资源分配的能力，随着形式的变化和时间的进程，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逐步地作出调整，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金教授把中国“市长经济”作为“中国式创新”的重要依据，对此给予正面和乐观看法。

但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周其仁教授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讲：“这就是市长经济学的特别之处。虽然经济规律——一个个社会成员各自的运动原理——对谁都有意义，但对于政府中掌权的人却格外有意义。合法强制力赋予他们拥有‘摆布棋盘上各个棋子’的权力，但如果他们自以为是，不把经济规律当回事，那么，结果就不但可能如斯密预言的那样，下棋下得很艰苦，而且还可能如本书预言的那样，‘直接影响他所管辖的一个市域内几十万、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人口的福祉’。”

对于中国“市长经济”的弊端，近期有三个案例。

案例一。2023年09月14日《工人日报》报道的“‘政府主导推动违法占用耕地，懂规矩却不守规矩’伤及公信力”，说的是自然资源部日前通报56个违法违规重大典型案例。据介绍，一些地方在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明确“六个严禁”后，仍顶风侵占耕地挖湖造景、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破坏耕作层的绿化装饰草皮，一些地方政府及其部门非法批地、违法征地、主导推动违法占地，有些市县“大棚房”问题反弹，补充耕地不实，侵占生态保护红线违法占地建设、非法采矿。从通报的典型案例不难发现，“政府主导”是一个关键词。这个“政府主导”，当然是指地方政府，而“市长”则是地方政府第一责任人。

案例二。《新京报》2023-09-13报道的“涉及4000多万元中央资金 三个民生项目为何全部烂了尾？”这个新闻当天的央视焦点访谈也作了报道了。说的是河南长垣市把中央财政下拨的改善当地民生的资金“当成唐僧肉，只管申请，不管项目实施和实际效果”，记者问道：“这样的‘民心工程’如何能得民心？”

看了这两个案例后，我相信所有有正义感的读者都会感到触目惊心。细细一想，为什么会发生此类事件？还不是因为“市长经济”？因为“市长”有配置大量资源的权利。为什么“市长”也敢乱作为？还不是因为没有民主监督！如果实行多党制，如果有反对党的监督、制约，反对党会找专业技术人员对此进行跟踪监督、全程监督，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从报道的情况看，这两个“市长经济”弊端的案例被揭露，具有偶然性，因为，一党执政下，记者一般不可能对所有政府项目和资源都进行监督、曝光，有些事不允许记者监督，更不允许曝光，有些事可能记者会与之沆瀣一气。只有民主监督，让反对党出来监督，才能使得监督更全面、更有效。

英国议会有影子内阁，影子内阁是由反对党按照政府的模式组建的，它也有财政部、国防部等机构，以便对相应的政府机构进行专业化、适时的监督。政府的所有活动都必须向影子内阁报告，影响内阁里有专业人士来对相关业务进行专业监督，监督就既很内行，也很有力度。我们现在的人大或政协都是执政党的附属机构，其监督职能相当弱化虚化，一是执政党不让监督他们监督，二是他们也没有专业人才，没有能力进行监督，或那些专业人才可能就是原来那些部门负责人，这些人是既得利益者，知道底细，不会揭露，因为，他们在位时，也是这样做的，揭了别人的底，就等于揭了自己的底。因此，他们一般也不会真心监督。

“市长经济”类似弊端情况会出现在所有政府权利活动之中，包括人事活动中。

案例三。9月13日，湖南省纪委监委公开通报了邵阳市11名党员干部违规吃喝、醉驾“顶包”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据通报，邵阳市北塔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杨起帆喝酒后驾车被查处，由私营企业主罗景腾顶替其到医院提取血样。当然，后来，其中的违法违规的党员干部受到了党纪政纪和法律的惩罚。

这第三个案例与前面两件案例不同之处在于，这件事还说明，私营企业主不仅在政治地位上与官员极不平等，就连起码的人格地位也与官员极不平等，受官员支配、指使、甚至奴役。官员要私营企业老板去犯法，私营企业老板也得照办。要知道，如果不是被迫，谁愿意去替别人顶罪呢？还有可能，如果没有利益驱使，没有钱权交易的腐败行为，谁愿意去为官员顶罪呢？从来没有听说官员为私营老板去顶罪的呀？我们一方面说要“两个毫不动摇”，要建立“亲清的政商关系”，可是，在没有民主监督的情况下，何来“亲清的政商关系”？2023.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