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挑战”鲁迅？（一）
2022-01-04
陈漱渝，《谁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这是一个文集，讨论新时期有关鲁迅争议的十个问题。
编者所谓的“挑战”，指怀疑、反对、批评等等，几乎包括排除盲从之外的一切。挑战的说法其实并不合适。挑战似乎意味着要将对手挑下舞台，争夺其阵地，占领其位置。而对鲁迅的艺术、思想、地位、影响的各种怀疑或批评，并不存在取代可能和愿望。在八十多年以来的中国，还没有人——今后很长时间也不会有——会狂妄到想取代鲁迅地位的。怀疑、反对、批评，甚至批判和攻击，其实算不上是挑战。
编者将这个文集命名为“谁挑战鲁迅”，实际上是有某种神圣的情节蕴含其中的。“挑战”的对象就是“权威”，而鲁迅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似乎鲁迅就是绝对正确，十全十美，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怀疑、反对、批评、批判、攻击都是异端邪说，都是反动的，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对鲁迅的“挑战”是不得人心的，注定失败的。可见到了二十世纪初，左的意识形态还很顽固。
对鲁迅的第一个“挑战”来自夏衍。
《文学评论》1980年第一期发表了夏衍的《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对1936年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描绘的一些细节提出不同意见。
鲁迅给徐懋庸的这封公开信深深地伤害了夏衍，还有“四条汉子”中的其他三人，周扬，田汉，阳翰笙。文革期间，“四人帮”利用鲁迅的文章对“四条汉子”残酷迫害，田汉冤死，夏衍被打断了腿，周扬被打聋了耳朵。周扬在文革前检查出癌症。他说他身上有两个癌，一个是刚刚检查出的肺癌，一个是三十年代。后者就是指鲁迅公开信中对他的反感与恶评。夏衍的恨意不弱于周扬。一直到写作此文的1979年，夏衍都没有释然。
其实，鲁迅对夏衍还算是口下留情了的。鲁迅最讨厌的是田汉和周扬。说到“四条汉子”，鲁迅只讲出了田汉和周起应的名字，夏衍和阳翰笙只以“其他两人”代替。信中鲁迅对周扬和田汉有负面的人格评价，而对夏衍和阳翰笙却没有明确说什么。
夏衍的这篇“翻案”文章，对鲁迅也仅仅是有所抱怨而已。比如说，他们不是在书店门口下车，而是在远处下车走到书店的；他们也不是都穿了西服，夏衍穿的是驼绒的袍子（周扬在延安讲课时说到这件事，也说他根本就不穿西服和皮鞋，而是穿中式服装和布鞋）；夏衍还说，当时他们正年轻，三十多岁；这次见鲁迅，只是向领导汇报工作，只是战友之间的会见，既不是觐见，也不是拜谒，那么不自觉地“轩昂”了一点，也不至于犯了什么不敬之罪。这一段回应鲁迅，很有意思，有点鲁迅的味道。这种对鲁迅的睚眦必报的回应，读起来很过瘾。鲁迅语言的尖刻，尤其是对自己战友的刻薄，实在让人不舒服。夏衍对鲁迅的指责很可能是事实。鲁迅在公开信中的表述，很可能有夸张和想象的成分。
但是，夏衍此文攻击的矛头，不在鲁迅，而在冯雪峰。他讲到的冯雪峰在“两个口号之争”中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冯雪峰1936年受中央委派到上海，没有先见坚持地下工作的他们（周扬和他），而是先见了鲁迅，这是对他们的不尊重。而且，因为先见鲁迅，受到胡风的蒙蔽和教唆，对周扬他们产生反感，故意不见周扬他们。
（2）夏衍见到章乃器，章说冯雪峰交代要少跟夏衍联系；如果夏衍要见面，可以不见，甚至可以扭送到公捕房。
（3）冯雪峰为打击周扬，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鲁迅受蒙蔽，接受了他的观点。
（4）冯雪峰要将周扬从上海赶走，让他自己在上海及华东地区一统文艺界。
（5）胡风与国民党有联系，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头拿钱。
（6）冯雪峰与胡风相互勾结，高宗派，到处造周扬和他的谣。
（7）冯雪峰要他一起推荐胡风入党，他没同意。
（8）冯雪峰1937年曾经住在脱党分子姚蓬子家中，行为可疑。
（9）冯雪峰1957年写的交代材料中，关于三十年代的“左联”，很多内容是迫于压力写出来的，有违背事实的地方。
夏衍讲的这些东西，大多只是推测，想象。夏衍和周扬很在意冯雪峰到上海后没先去找他们而是先找了鲁迅，夏衍说：“我只能作些推测（可能是主观的想法）：冯到上海之后，先听了胡风对‘左联’一些同志的造谣诬蔑。”冯雪峰到上海后先找鲁迅和茅盾是中央的决定，而周扬和夏衍把这当成是冯雪峰对他们不尊重的自作主张，进而猜忌起胡风。又说从胡风口中听到了“车载斗量”的对“左联”的诽谤；还说胡风在他身边讲了不少歪曲事实，离间鲁迅和党组织关系的“流言蜚语”；又说给鲁迅提供虚假信息的，“清清楚楚”就是胡风。夏衍在文中说了很多胡风的坏话以转嫁他对鲁迅的不满，那时候（他写此文的1980年前）胡风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夏衍又说冯雪峰搞宗派主义，有行帮情绪，有长征干部的优越感，看问题不公正，固执己见；又说冯雪峰与胡风勾结造谣生事，对他和周扬搞人身攻击。其实，左联时期搞宗派主义的正是周扬他们，这个是周扬后来都承认了的。冯雪峰淳朴忠贞，待人公正和善，这是大家公认的。在“左联”内部飞扬跋扈的是周扬他们，对胡风等人搞人身攻击的也正是周扬他们。如果不是因为他们造谣说胡风是汉奸，激起鲁迅的反感，鲁迅怎么会在给徐懋庸的公开信中痛斥“四条汉子”呢？
夏衍传章乃器说不见夏衍，并且可以将夏衍扭送公捕房的那段话，也属于死无对证。这段话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批判冯雪峰时讲到的。那一次，冯雪峰受到周扬的严厉打击，夏衍落井下石，发表措辞尖锐的“爆炸性”的讲话，引起轰动。夏衍时候还为自己的炮火猛烈而骄傲。夏衍讲的大多是不实之词，这种行为实在不地道。夏衍还讲，冯雪峰后来不得不约他见面，地点在“燕子窝”。“燕子窝”是上海当时一种败坏风俗的场所，夏衍此说是要陷冯雪峰于不义，非常阴险。实际上冯雪峰是住在鲁迅家附近的，这有鲁迅的日记作证。夏衍又讲冯雪峰在1937年之后有一段时间住在姚蓬子家里，而姚蓬子是公开声明脱党了的，属于变质分子。夏衍这样说也是为了给冯雪峰泼脏水。姚蓬子确实脱党分子，但不属于叛变。他对共产党仍然是同情的，还属于进步知识分子范畴。他开了书店，愿意为共产党提供方便。冯雪峰住到姚蓬子家里，是周恩来批准了的。
我一直以为夏衍是谦谦君子，敦厚长者，但在他对待冯雪峰的态度上，却让我看出了他不宽容的一面。他对冯雪峰的攻击，表面上指责冯雪峰反右期间写的交代材料不符合史实，实际上是要报当年鲁迅指责“四条汉子”的一箭之仇。文革中，“四人帮”利用鲁迅文章斗争“四条汉子”，结果是一死两伤。所以真正使“四条汉子”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首先是“四人帮”，其次是鲁迅——其实是“四人帮”利用了鲁迅。夏衍其实最恨鲁迅，但又奈何不了他，只能将仇恨转嫁到冯雪峰头上。其实，冯雪峰写的材料对待周扬他们算是公正的，“四人帮”是希望冯雪峰揭发周扬等人在左联期间的反革命行为，但冯雪峰没有这样做。周扬对此很感谢冯雪峰。周扬出狱之后去医院看望病入膏肓的冯雪峰，约了夏衍，夏衍不去。
其实，鲁迅致徐懋庸的那封公开信，伤害最大的是徐懋庸，而不是夏衍。鲁迅在那封信中，有30次提到“徐懋庸”，大多是“之流”，“这类”，“们”这样的口气，显得很气愤，很反感，很鄙视，很不屑。徐懋庸说，被鲁迅在文章中提及的姓名，有的“流芳千古”，有的会“遗臭万年”，他就属于后者。一个年轻人，受到大文豪这样的憎恶，这将成为他一生的污点。如果夏衍当时或者在后来的文章中能为徐懋庸说上几句公道话，倒显得自己还算仗义。但是徐懋庸写信之后，夏衍和周扬就对徐懋庸落井下石，指责他没组织纪律，自作主张，自行其是。而夏衍现在的文章中，也只顾为自己“辩诬”。
本书编者的观点，夏衍指出鲁迅公开信中存在不实，是对鲁迅“权威”的“挑战”，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似乎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的“错误”，而不是事实的错误。从后来夏衍及徐懋庸的“辩诬”中可以看出，鲁迅的文字可能存在夸张和想象的成分，而且鲁迅对“四条汉子”和徐懋庸的态度是很不友好的。鲁迅可能仅仅是为了出气，为了煞一煞周扬等人的威风，结果是翻了旧账，又扩大了打击面，还产生了蝴蝶效应。鲁迅的这封公开信，直接打击了徐懋庸，让其背上历史包袱，及至死；这封信还害了“四条汉子”， “四人帮”借鲁迅之名批判制裁他们，使他们死的死，残的残；周扬等人奈何不了鲁迅，就转而攻击鲁迅的亲密战友，使胡风和冯雪峰大受其害；因为周扬等整胡风而掀起一场政治运动，使二千多人受到牵连，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之一。不是说要鲁迅为这些事情负责。但是，鲁迅在这件事情上的意气用事，是有失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