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来为李老师写几句话

2023-02-11

去年十二月底陈医生打电话说，李老师半个月前去世了。因为疫情，没有通知我们。

因为疫情，我们有三年没去汉口看望他们老俩口了。一来是担心给他们带来风险，二来是害怕给陈医生添麻烦。我们每次去，陈医生都要忙一阵子。她快八十了，腿脚不好。

二零一九年我们最后一次去看李老师，他从床上挣扎着起来跟我们说话，一根接一根抽烟，烟灰抖得到处都是；一边抽烟，一边咳嗽，陈医生对他抱怨，为自己叹息。那一次是李老师要我们去的，说他满屋子的书要处理了。让我去挑一些对我有用的。他的书大多是政治、哲学方面的，倾向于传统的主流的意识形态方面，更有不少是苏联背景的，什么斯基什么诺夫之类。这些书与我的阅读习惯大异其趣，有时候看到名字就头疼。最后我挑了一本薄薄的弥尔顿的《失乐园》，七十年代出版的，书页已经泛黄。干干净净的，估计李老师还没读过。这本书到我手上三年，我也仅仅是翻过一次。李老师有全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应该是很有收藏价值的，但我不需要。即使在我手上我也读不了，没时间。这套书我估计最后是进造纸厂了。

听到李老师去世的消息，我没有特别的震惊，也没有特别的悲伤。说句不恭敬的话，他已经受了太多人间的苦难，不需要更多的苦难了。

这操蛋的三年，见识了太多的无奈，太多的荒谬。我的心绪一天天变坏，有时候忍不住对着镜子里的自己骂脏话。有时候真想嚎啕大哭，哭生命的无奈，哭人生的屈辱。我对生命的价值体认，从怀疑到失望，从失望到绝望。生命本无意义，它只是一种存在。可是，如果总是身不由己，存在又如何？不存在又如何？

我上一次见李老师，他已经完全脱形了。不仅是肉体的，而且是精神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个病夫。苦难时代的苦难人生，给他留下周身的疾病。可他一直坚强，至少要表现出坚强。他争强好胜，一直到我最后一次见他。七十来岁的时候他搬家，二百多斤的柜子，他硬是一人从三楼搬到二楼。我怀疑他吹牛，他一定要我去挪动一下那原木的柜子。七十五岁的时候他因为腰椎问题住院，他整天带着同室病友做他自创的恢复体操，医生劝阻无效，威胁要他出院；我去看他，他得意洋洋，神采飞扬。上次我见他，他耳朵快听不见了，眼睛快看不见了，牙齿嚼不动了，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低声下气，低眉顺眼。只是还要抽烟，又咳得厉害。陈医生吼他，只是嘿嘿笑笑，唯唯诺诺，低三下四。

李老师原先是武汉市总工会职工大学的老师，教研室主任（这个学校现在不存在了，并到了武汉商业服务学院）。职工大学只有两个教研室，教研室主任是校长之下最大的“官”。雨燕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职工大学，成为“李主任”的属下。

我开始我觉得这老头怪怪的。头顶光溜溜的，一绺头发从左耳根经前额绕一圈到右耳根；穿个短裤，撒个拖鞋；一根接一根抽烟，烟灰洒得书桌上到处都是。总是怪话连篇，这个领导看不惯，那个干部不顺眼。

后来才知，这个怪老头其实是个好老头。吴幼喜要考研，学校不放，不给盖章。李老头硬是弄来了公章，帮吴幼喜办理了全部手续。与雨燕一起去的朱正才干了一年就要走，学校仍是不放，也幸得李老师的帮忙才得偿所愿。李老师年轻时候挨过整，受过苦，他知道年轻人奋斗的不容易，他知道机会对于年轻人成长的重要性。

我们俩没出息，没想过要离开学校另谋出路。早早结婚早早生子，生活过得拮据。李老师有一个发财计划，拉我俩参加，还有其他几位年轻人。他的计划是印刷出售自学考试政治复习资料。李老师请人编写了复习资料，出钱购置了印刷机，把我们家作为印刷厂。我跟李老师去取复习资料的原件。原先以为编写复习资料的是某所大学的或研究机构的专家，其实是武汉市某所中学的政治老师，据说高考“猜题”很准。印刷了二千份复习资料，全部交给我去出售。我骑着李老师的电动车，从汉口到武昌，跑了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武汉工程学院，湖北省广播电视大学，华中工学院等学校。每到一所学校，首先找到成教处，找到负责招生宣传的老师，提出合作的意向。每一份复习资料定价五元，卖出的话，合作方提一元五角，我只收回三点五元。这些都是李老师的主意。我先把资料放在合作方手里，两周之后去结账。最后，大概只卖出三百来份。我知道，给编制复习资料的那位高中老师，李老师就付出了一千五百。尽管亏了本，李老师还是给我们支付了 “工资”。

李老师退休之后，我们与他的交往更多一些。有时候我们俩都有事，会将小孩在他那里放一放；隔段时间，会找他坐一坐，聊聊天。我年轻时候喜欢喝酒，有比较固定的一些酒友。李老师是我唯一的不喝酒的朋友。

后来，了解到李老师的一些人生经历。

李老师大名叫“李淦林”，鄂西人，土家族。他父亲叫李文藻，保定军校毕业生，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的功臣。李老师说，他父亲本来是黄兴的亲密战友，左膀右臂，武昌起义之后，一来看不惯政治斗争中的尔虞我诈，二来以为革命就这样算达到目的了，于是离开部队，告老归乡。李老师没说的是，贺龙在开辟湘鄂西根据地的时候，可能与他父亲领导的地方豪强武装战斗过。

土改的时候，十三四岁的李老师参加了工作队，担任通讯员，相当于革了自己家庭的命。他父亲作为大恶霸被镇压。后来李老师投奔在武汉参加革命工作的姐姐。再之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解放前后的武汉大学经济系是全国最重要的经济学教学研究重地，那时候在经济学领域，有“北南开，南武大”的说法。李老师当时的经济学老师有留美博士张培刚，谭崇台，刘涤源等人。李老师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同时工作积极努力，担任系学生会主席。

1957年，整风运动发展为反右运动。那一年李老师二十岁。六月份，李老师他们那一届应该毕业分派工作的。由于某些业务上的问题，毕业和分配推迟到下学期。就在六七月间，反右斗争扩大化了。上面有精神传达下来，说高校的反右斗争不彻底，不深入，必须进一步扩大反右斗争，扩大打击面。上面下达了各单位增加右派人数的指标。李老师认为这是一项政治任务，自己作为党员，学生会主席，理应身先士卒，为学校排忧解难，帮助上级完成任务，于是他主动申请了一个右派名额。他曾经以为顶替一个右派名额是为党献身的需要，不成想这一“光荣”使命却成为他一生恶梦的开始。

作为武汉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学生会干部，共产党员，他本来是被分配到甘肃省某机关做行政工作的。可是他既然是右派，既然是来接受思想改造的，就应该下基层。于是他被分配到煤矿，下矿井，挖煤，背煤。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武汉大学经济系的高材生，就在这暗无天日中落下一身的疾病。

后来，他又去过农场，种植玉米，土豆。他说在农场的时候，严重缺粮，后来吃野菜，吃野草；饿死很多人，以至发生人吃人的现象。他讲的甘肃农场的饥荒情形，跟杨显惠在《夹边沟记事》讲的一样恐怖。李老师说他之所以没吃人肉，也没饿死，因为他认识一位农场的上海女知青。她是农场卫生员，饭量小，还有家庭的接济。就是这位上海女知青的“接济”，帮助他渡过了最艰难的日子。这位小他好几岁的女知青后来成为他的爱人。

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去了兰州，在一家国营货栈工作。李老师说，本来是一家十来人的小小货栈，营业收入养不活员工的，他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广泛人脉，将其经营得风生水起。不过，那是为国家经营，自己最多能多吃多喝一点。后来，那家被他起死回生的货栈被领导的关系户承包走了。

直到1984年，李老师的右派帽子才被摘掉。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回到武汉，回到这座他人生发生巨大转折的城市。他被分配回武汉市总工会，成为职工大学的一名教师。

二十岁大学未毕业就被划为右派，摘下右派帽子回来时已经四十七岁。一个有着美好前途的青年才俊，就这样被残酷的政治运动整整剥夺了二十七年，剥夺了整个美好的青春。他应该有着美好的人生的，但他的人生并不美好。并不是他不天才，并不是他不努力，而是政治的狂涛撕碎了他的梦想，摧毁了他的人生。

个人的命运其实是社会的命运。在李老师的那个时代，不幸的人生不仅仅降临在李老师头上。比他不幸的人还多得多。那些“大右派”们，头天还在天堂，第二天就进入了地狱。李老师还有三十几年来扳回一局，而那些死于运动的大人物和小人物们却一点机会都没有。

有人会觉得主动申请右派帽子李老师实在可悲可怜，其实笑话他的年轻人与之相比，很可能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

我这些话显然不是说给李老师听的，我知道他已经听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