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一本书的封面上有“新科学”三个字，往往表明，这本书的作者会对某个领域的“知识状态”做一番全新的梳理、诠释，甚至重构。
比如意大利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伽利略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1638年），就是用三人四天的对话，阐释了物理位移和形变的力学根源，并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从而奠定近代科学的思想基础。
再比如意大利人文学者、批判理性主义早期的思想先锋维柯的《新科学》（1725年），试图对人文学科进行“科学”的综合，并以此对抗笛卡尔的两分法和还原论。维柯创造的拉丁语格言 “Verum esse ipsum factum”（真者无他，惟成而已），与本书作者赛斯的“Being you”（成为你）的主张，隔空共鸣。
还比如著名美国科普作家格雷克的《混沌：开创一门新科学》（1987年），让“蝴蝶效应”这一词迅速流行全球，成为描述复杂性的经典用语。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获得者朱迪亚·珀尔的《为什么：关于因果关系的新科学》（2018年），针对甚嚣尘上的“关联替代因果”的观念，做出了针锋相对的批驳。
赛斯博士的这本《意识机器》，雄心亦在于此。他瞄准的，是“意识”这块硬骨头。
澳大利亚哲学家查尔莫斯，将意识研究的相关阐释，划分为“难问题”和“易问题”两类。“易问题”指的往往是功能性解释，比如脑区的神经元活动与肢体行为、语言行为、情绪反应之间的“刺激—响应”机制；“难问题”则指的是起源性解释，即“意识从何而来”的问题。
赛斯慧眼独具。他试图跳出查尔莫斯的问题意识，将意识的“难问题”转化为关于意识的“真问题”。这是本书的立论之基。
伽利略以降，“科学”解释日渐脱离神学的羁绊，成为独立的思维方式和解释框架的基础。这一思维框架最终以笛卡尔的《方法论》定型。由此，所谓“科学”，便是假设、实验、推理、论证所形成的缜密体系。这一科学方法论的鲜明特征，就是将外部世界视为客观存在，一切现象都只不过是观察、测量的对象。规律就隐藏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并以数学物理方程的形态呈现。
维柯的新科学，也只不过是对这种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领域的“挪用”。这种“挪用”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传播学等人文社科领域比比皆是。比如，17—19世纪的300年间，在欧陆兴起的著作《政治算术》（作者为英国的威廉·配第）、国运阐释（代表人物为德国的海尔曼·康令）、经济调查（代表人物为比利时的凯特勒）、社会分析（代表人物为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等，大量使用概率统计、动态方程、图表处理等方法，用来探究人文社会领域背后所谓的“物理规律”。
数百年来，谈到科学、科学解释，这几个关键词似乎毫无争议：“客观性”“对象化”“观察与测量”“实验验证”等。科学思想于是有了一个自然的底层基础——物理学。
在这种学术风气的影响下，对意识的研究也逐渐开始。长期以来，主流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很自然地沿着“物理基础—生理现象—功能行为—意识活动”这样的脉络，试图梳理和理解意识的内在机理。
除了这种循规蹈矩的对意识的科学研究之外，对意识的深入思考又往往在心理学、生理学、哲学等领域之间“踢皮球”。科学研究只愿意观察、实验和测量，认为“意识的本质”“意识的来源”这些问题应该由哲学家思考。哲学家也很为难，长期以来凡是将现象的解释、存在的本源归于精神活动的，都被贴上了“唯心主义”的标签。比如，英国大主教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这句话，就是用来描述、思考意识的基本用语，已经凝结于“物质和精神”“存在与现象”等话语之间，并沉淀至日常思考活动的底层，无法撼动。
即便人们使用一些寻常的类比，试图理解玄妙的意识问题，也不得不忍受类比语言中包裹着的“旧词”的味道，比如“大脑就是计算机”“人是机器”等。
赛斯博士关于“意识”的问题，是有关现象学的。这是全书一个极其重要的支撑点。
按照公认的说法，西方哲学思想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现象学三次重要的转向。在我看来，这三次转向其实是某种意义上的“退让”。古希腊哲学家对“世界本源”的执着，在文艺复兴之后渐渐退让到探究认知主体的认识论视角，不再穷追“它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而是思索“人们是怎么知道这个的”。胡塞尔之后，这个问题又退后一步，人们开始问：“它看上去是什么样的？”
在作者眼里，那些用来阐述“本源”“存在”“认识”的词语，常常裹挟着挥之不去的时间流动性、多姿多彩的对象变异性、无所不在的实体关联性，从而 变得静止、僵硬。遵胡塞尔的“悬置”思想，赛斯博士试图回避关于意识的“难问题”，即不再企求构建一个逻辑自洽、概念与证据自圆其说的意识理论，而是转去寻求对意识活动的机理和过程的某种解释。这一解释的核心是：意识是一种体验。
“意识是一种体验”，这句话听起来平淡无奇。这本精彩之作，如果不能坚持读到最后一个字，恐怕难以领略作者的深意。原因很简单，“意识”一词已经够玄妙的，“体验”这个其貌不扬的用语，似乎又不够“性感”。
与一般科普读物类似，赛斯这本谈论意识的书，自然包含大量心理学、神经科学、脑科学的最新进展和大量的文献引证，这本书包含大量参考文献和注释——作者不厌其详地讨论了诸多有趣的实验和研究案例，比如橡胶手错觉实验、脱体实验、身体交换、替代现实等。作者也列举和分析了意识研究中出现过的探索性理论和研究方法，比如功能主义、泛心主义、神秘主义，以及意识的神经关联（NCC）、整合信息系统（IIT）以及自由能原理（FEP）等。但是，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这些前沿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如何，而是赛斯怎么把这些散落在各处的研究结论与观点穿缀在一起，努力编织出他自己的“关于意识的新科学”的条分缕析的密实疏证，宛如一把灵巧的手术刀，在做解牛之舞。
IIT对意识给出了一个可测量的工具，称为“菲尔”（Φ），并以此来衡量从昏迷、深睡眠、浅睡眠，直到清醒的若干意识活动水平。这样的话，意识就与信息等同。这个方法非常经典，但在赛斯眼里，它完全行不通：“我是否有意识，不应该取决于其他人如何测量我的大脑。”
问题出在这个地方：IIT虽然宣称意识的各个活动水平、各个影响因子之间都相互关联，仿佛一条连续的光谱，但在测量的时候似乎就忘了这一点。任何测量都需要“框定”对象的范围，IIT也不例外。这就是说，“整合”“信息”都是很好的概念，但要贯彻始终却不容易；意识测量听上去也是一个好主意，其实不可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要把意识看作生命而不是温度”。
从字面上说，IIT的思想强调整合、相互影响、相互转化，似乎与东方观念特别契合。殊不知，裂痕出现在如何看待“对象”的方法上。一旦切割、测量，生命就被杀死了。东方人熟知这一点。顺便说，作者赛斯是印度裔，对“梵我合一”的思想非常了解，或许是这样独特的文化视角，将赛斯的目光从测量引向感知——这个更符合东方韵味的路径。
视线由此聚焦到感知和体验。问题是“感知”和“体验”这两个非常主观的词，能用于科学分析吗？在赛斯看来，这里的重点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恰恰是“科学”这个词的含义需要更新。
赛斯的观点很鲜明：“意识的内容是一种醒着的梦——一种受控的幻觉——它既多于又少于现实世界的真实状况。”“既多又少”的思想，听起来颇似印度公元8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商羯罗的吠檀多不二论“梵我合一”。赛斯的思路，是努力发现传统科学方法的盲区。
按笛卡尔的科学方法论，有两种常见的分析路径。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比如1982年大卫·马尔提出的视觉计算理论，将视觉解释与神经元联系起来。这种方法配合复杂的科学语言，还可以加大难度，名为“涌现”。另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方法，这种方法源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即相信存在完美的“控制变量”（完美理念），科学方法的最终目的是找到刻画这些控制变量之间的动力学方程（拉普拉斯）。
在大量科学研究中，这两种方法交替使用，所得结果似乎总是离“真相”不远。于是，赛斯小心翼翼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感知是通过一个不断减少预测误差的过程而发生的。”
研究意识难题的学者都知道，这里巨大的迷思在于，存在大量的随意性和心理错觉，以至于“主观性”这个词语名声不佳。在这本书中赛斯介绍了三个经典案例：蓝黑白金裙、阿德尔森的棋盘和双色图像。
赛斯不打算用“测量”的路径给出这些感知、体验的度量方法，转而寻求感知、体验的机理刻画。他使用了这样一个说法——“受控的幻觉”。
“受控的幻觉”的确是个大胆的用语，也是全书中最容易误读的术语，比如将这个词解读为“欺骗”。
赛斯博士令人钦佩之处，在于不但坚持“受控的幻觉”这一表述，还试图进一步对这个过程如何发生做出现象学诊断。他找到的解释机理是“贝叶斯猜测”。
200多年前出现的贝叶斯推断和傅里叶卷积变换方法，是今天深度学习理论的重要基石。对绝大多数算法工程师来说，贝叶斯推断和卷积变换只是特别好用的计算公式而已。教科书和研究论文里，对这两个基石的思想意义大多语焉不详。赛斯博士在书中仔细分析了贝叶斯推断的思想含义，抓住了贝叶斯推断的核心：用观察现象（数据）更新信念（猜测）。
在赛斯看来，大脑实际上就是贝叶斯推理过程，是最佳猜测反复迭代的过程，“受控幻觉则是关于大脑机制如何解释意识感觉的现象学特性。”（关于傅立叶卷积变换的通俗解释，推荐梅拉妮·米歇尔的《AI3.0》）
赛斯的观察是，“行为不仅参与感知，而且行动就是感知。”赛斯认为，世界本来面目如何，是一个无意义的执念。这在西方科学话语体系中，不啻为重磅炸弹。
如此一来，身体、感知、体验、具身性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赛斯把意识问题的研究边界，从狭义的基于测量方法论的笛卡尔世界，延展到包括主观体验的“唯象世界”。这一转换的意义在于，用新的现象学—解释学进路，填补传统解释学的局限。
库恩的范式转移、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是科学解释中的两种主流方法。赛斯认为这两种解释是傲慢的，它没有为真正的解释留下余地：传统的科学解释，要么寄希望于硬核证据的否证，要么寄希望于对思想“巨变”的漫长期待。
赛斯的现象学—解释学，是关于解释的解释学，或者称之为“元解释学”。他所工作的领域，叫作“计算现象学”。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隐喻，我称之为“文科变硬、理科变软”。在面对英国学者斯诺20世纪60年代所称的“两种文化”撕裂下，学科思想画地为牢、固步自封，不但需要通过文理跨界来疏通，而且更需要像赛斯博士这样，致力于“东西疏通、古今疏通”。
计算现象学不回避计算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巨量的计算来拓展认知边界。书中提到的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已经有诸多现实案例，特别是ChatGPT的出现。但这些计算技术的用处，绝不只是构建虚幻的数字世界，而是逼迫肉身重新思考那些熟悉的、常用而不知的观念、对象和体验，探察感觉的盲区、拓展认知的边界。
赛斯博士的“受控的幻觉”，在我眼里更像佛教所说的“阿赖耶识”，而不是常人脱口而出的“欺骗”。这是内观体验的极致。
老实说，读到这本书2/3篇幅的时候，我才对原版书名Being You若有所感。我内心涌现的是“相由心生”这个词。“Being You”，你是你自己塑造的样子。世界也是你自己塑造的样子。
思想的有趣之处，在于它绝不以获得某个确凿无疑的答案而自鸣得意。生于1972年的阿尼尔·赛斯，2001年获得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博士学位，在长达20余年的研究中，他始终保持着对固有观念、思想方法的警惕和批判精神。《意识机器》这本书对意识的探索和思考是开放的。在触及内在体验的深度解析时，书的后半部分包含两个重要的延伸思考，这是作者思想活跃、触角深邃的过人之处。
一个是人格同一性，另一个是感知连续性。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伴随现象学崛起，流动性哲学、过程性哲学、构造性哲学渐渐丰富了哲学领域。人们重新注意到了“忒修斯之船”的丰富含义。“万物流变”这一哲学思想，长期处于柏拉图思想的光环遮蔽之下。对于追求永恒（真理）的古典哲学传统来说，赫拉克利特的“万物流变”不是“好”的哲学。在古希腊人眼里，变动、变化都是不好的。有趣的是，东方古代圣贤也不怎么待见变化。比如《易经·系辞下传》中有言：“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将意识视为体验、感受，势必面对川流涌动的世界之河，势必无法驻足于坚硬的概念磐石、支撑于冰冷的逻辑之链。赛斯拣选“人格同一性”“感知连续性”两个难题，正是作者眼光独到之处。
探索“人格同一性”的重要性，在于如何解释自我的建构。
传统理论将自我的建构置于静止的解释框架中，无论是洛克的身心二元、莱布尼茨的单子论，还是马斯洛的三角形理论、埃里克森的身份认同。赛斯博士的视野已经抵达东西文化交汇的边缘。东方的澄明、空、梵，其目的是将一切有形、有情、有为，视为助力，让“名—实”“性—相”“知—行”“有—无”“体—用”等言说，皆成为自我能够“傲立”其间的“依托”，不至于成为任何欲念的附庸，这是东方文化伦理意义上的自我建构。这种自我，是鲜活、清澈、澄明的。
遗憾的是，赛斯博士虽有此意，但着墨不多。他的阐释依然是偏西方的，比如将自我建构概括为具身的自我、叙事的自我、社会的自我三个层次。当然，这个命题极其宏大，一己之力实难支撑，但赛斯博士毕竟凿开了一片巨大的探索空间。他从大量的心理学、生理学、神经科学实验案例，探索自我的建构，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自我同一性其实是极其脆弱的，易于被摧毁。自我同一性的建构与解构，恐游离于似与不似之间，否则便导向了虚无主义。
赛斯提出的“人格同一性”和“感知连续性”两个问题，其实是紧密关联的。
自我体验的稳定性，有赖于对连续性的感受。比如“变化盲视”这个观念——我们其实一直在变，却无法感知变化。这并不是说我们对“变化”一无所知，而是说，细微的、时时刻刻的“变化”丝毫不影响我们对自身稳定性的切身感受。
人类是粗分辨率物种。人的感受器官并不灵敏。大千世界瞬息万变，刹那因缘更加细腻的更迭，只在人的肉身感官中沦为背景噪音。如果将这些背景噪音放大亿万倍，人可能宛如置身轰鸣的马达、奔涌的数据机房之内，感受嘈杂万物在计算、奔涌、交换间，幽灵一般相互纠缠、渗入渗出。
外部世界在人们心目中的感觉印象，只是慢动作加取景框过滤后的静态呈现。生活中所谓的众口难调，实则是所有的自我体验，都带有各自绝不相同的取景框，无法同窗。
在本书第八章的末尾，有这样两句话：“变化的体验本身就是一种感知推理。我们的感知可能会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它们感知为某种改变。”“我们感知自己不是为了了解自己，而是为了控制自己。”这两句话颇有禅言佛语的妙境：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为什么说“幻觉”这个词语很糟糕？糟糕就在于“着相”。其实并不是，也没有什么幻觉可言。赛斯此言，只不过是矫枉过正，努力打碎千百年来过于“坚硬”的自我建构，言说一种柔软的、融化的自我建构。自我，只是流淌着的自我、溪流般的自我。
借助这个探究，赛斯引出“控制”的重要性显得十分自然。自我感知的易变性，如果不能得到合理调适（控制），给它边界感、安全感、稳定感，人是会崩溃的。
这是赛斯版“野兽机器”的正解。
书中写道：“自我感知不是要发现这个世界上或身体里的东西。它有关生理控制和调节，有关生存。”赛斯的触角，由此进入一个极深的问题：生命何以如此？这也是思想史古老的身心问题。套用笛卡尔的话，赛斯的主张是：“我感故我在”。
“存在巨链”是古希腊与希伯来文明重要的交汇点。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在文艺复兴之后被确立为“万物之灵长”（莎士比亚）。笛卡尔的理性思想，伴随钟表、机械、动力技术的大肆应用，“人是机器”（拉美特利）的思想渐成主流。
赛斯对“人是机器”给出了全新的解释。这个机器不再是冷冰冰的，由外部的弹簧、钟摆赋予运动的节奏，也不再是可拆解、可装配的机器，而是灵肉合一的机器。
这个野兽机器，有一个复杂的内感受机制，这种机器由内而外，生产着恐惧、焦虑、快乐、遗憾等情绪体验，同时不停地自上而下地对这些情绪体验进行贝叶斯猜测，调适着身体的状态和生命的现象。
赛斯指出，我们过去把问题搞反了。人不是因为痛苦而哭泣，而是因为哭泣而感受到痛苦。这非常反直觉。或许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这个所谓的“直觉”，可能正好是认知固化的产物。
赛斯认为，无论关于生命、身心、意识编织出什么花样的解释，有一点是绕不过去的：活下去，是生命存在的唯一理由，也是进化赋予的使命。他指出，保持有机体的完整性，就是大脑唯一遵循的内在驱动力，“从进化角度来说，大脑并不是用来进行理性思考、语言交流，甚至也不是用来感知世界的”。
赛斯的野兽机器与笛卡尔的野兽机器不同，笛卡尔的机器是死机器，赛斯的是活机器。笛卡尔切断了生命和思想、存在和认识的关系，转而把这种关系摆在了一个四平八稳的实验台上，让抽象的主体对此上下打量、托腮沉思。赛斯则将所有鲜活的一切，一股脑儿交还给躯体自身——“我们不是认知电脑，我们是感觉机器。”
所以，当赛斯用“梵我”这样极具东方色彩的术语，描述他的野兽机器时，对浸淫于东方文化的我们来说，应当感受到的不仅是那种熟悉的味道，而且是这位70后学者奔放的思想魅力，以及他冲破旧知识和旧思想牢笼的勇气。
这本书并未停留在对意识体验、自我构建的现象学分析层面。赛斯需要用他所建构的解释系统，解剖几个现实问题。赛斯选择的是“自由意志”这块硬骨头。
自由意志的问题，长期争论不休。特别在AI出现之后，更是变本加厉。每一个个体的感知似乎是真切的，“我可以自由地控制、选择、拒绝、修改、停止、后悔”。
然而在赛斯的解释系统中，“自由意志不是对宇宙中的物理时间的干预，更确切地说，不是对大脑中物理事件的干预，不是让本来不会发生的事情发生”。这与泰格马克《生命3.0》中关于技术对生命的“介入”观点相比，我认为赛斯的思想更高一筹。
对自由意志问题提出挑战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的Libet实验，这个实验巧妙地回答了“意识和注意何者在先”的问题。在眼睛注意到光斑的移动之前半秒钟，大脑已经给出了提前的反应。这个实验困扰了认知科学界30年。
2012年，神经生理学家亚伦·舒格的实验证明，这只是一场虚幻，“准备电位可能不是大脑发起行动的信号，而是它们被测量方式的产物”。在赛斯的解释系统里，自由意志也只不过是自我感知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自由意志”只不过是人类发明的一个词，用来指代某种精神活动的状态。长期以来，物理主义的思维惯性太过强大，以至于如果不能把自由意志归结为某个大脑区域、神经元的“刺激—响应”循环，不能找到它的物理根源，这件事就无法自圆其说。
不过，赛斯并未简单地抛弃“自由意志”这个词。保留这个虚幻的词，或许并无大碍，“我本可以做的不一样的感觉，并不意味着我真的可以做的不一样”。更重要的是，自由意志的福音在于，它可以催生伦理、罪恶、内疚的感觉，这是社会建构必需的精神养分。
赛斯指出，“意志的体验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对我们的生存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直觉推断，会带来自愿行动。”
另一个运用赛斯解释学的场景，涉及人工智能、机器人。
在AI领域可供争论的议题很多。赛斯的观察，简而言之，就是不要把意识和智能混为一谈。在赛斯的解释路径中，智能只是人造物。认为意识与智能等同，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赛斯的大胆论断是：“意识不是由智能决定的，智能可以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存在。”
这么说来，真正可怕的并不是AI拥有多强悍的“智能”，而是人工意识。用赛斯的话说：“是生命，而不是信息处理，这给生硬的模式注入了激情。”
在赛斯看来，图灵测试或许要用科幻电影《机械姬》中的“嘉兰测试”来重新表述。人们关心的并非机器是否拥有意识，而是在多大程度上，机器会被人判定为“拥有意识”。这将带来巨大的认知混乱，也就是当冰冷机器和野兽机器之间的分界线消失了，那么一切大脑中留存的观念、情感、秩序、价值的解释体系，将被毁损殆尽。
对这一前景，作者持有某种略带批判的谨慎的乐观精神。为什么机器意识的前景如此诱人？为什么它对我们的想象力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赛斯的观点是：“这与一种技术狂热有关。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渴望，随着世界末日的临近，想要超越我们有限而混乱的物质生物存在。”赛斯的看法与美国人工智能学者潘蜜拉·麦可杜克的观点类似。她在1979年出版的《人工智能》一书序言中写道：“人工智能是一个遍布西方思想史的观点，是一个亟待实现的梦想。”
即便智能机器终将超越人们的想象，但“从野兽机器的角度来看，理解意识的追求将我们越来越置于自然之中，而不是离它更远”。
这些年，科技领域的畅销书市场异常繁荣。赛斯博士的《意识机器》甫一出版，即引来热烈反响，被英国《卫报》《经济学人》《金融时报》以及彭博社等一众媒体评为年度最佳科学图书，也被英国哲学家奈杰尔·沃伯顿列入他的2021年度哲学图书精选。
我的推荐理由是：一部真正的科普佳作，并非将读者沉陷于精彩故事的震撼和冲击中，而是努力撑开思考与想象的星空，让人有掩卷长思的可能。对大众来说，抵御那种屡屡遭受智能科技惊吓状态最好的武器，就是获得一种畅快的、有穿透力的新解释的可能性。关键是这种解释是开放的，是跨越东西方两种文化交融的可能性。
心灵慰籍的精神力量之所以代代相传，不是因为上帝、神、佛祖真的在物理意义上存在，而是这个世界始终保持可以栖居、嬉戏、诗意的可能性。这需要重新梳理、理解和诠释过去深嵌在知识谱系中，像意识这样的“硬骨头”。
赛斯的书，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