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省涿鹿县矾山镇三堡村村北，高大的土丘之上，有一古代城堡遗存。当地居民因不知城名为何，只知其自古就有，遂呼之以“古城”。“古城”呈正方形，南北，东西城墙间相距约500米，残存城墙高5至10米；底厚约10米，顶宽2至3米。此城城门开设与现代所有城池之门的位置均不相同，是为独特：东门在东南角，西门在西北角，南门在西南角，北门在东北角，人们视为怪异。更为怪异的是，此城址内外从古至今，尽有怪异之事出现：很早以前，五堡村李怀增的祖上曾在“古城”内有一片耕地，一年春天的傍晚，在古城耕地回家的长工，鞭梢上拴回一块两头粗、中间细腰的石块状东西，主人见到忙问长工：“你鞭梢上拴回的东西，是从哪里拣到的？”长工道：“嗐！今格算是倒霉苦了：俺在古城里翻地，耕出了很多这种两头粗中间细的黑石头，顶得犁铧不进地，犁楔光松。俺就拾了一块装在身上，随时用它往紧打犁楔。收工回来，这块石头俺就没扔，拴在鞭梢上带回来了……”当时，主人一听长工这话，暗自吃惊。时矾山镇正在赶庙会、唱大戏。主人便对这长工说：“那地不好耕，就先甭耕了。从今儿起，放你三天工，工钱照给，你去矾山赶三天会吧。等你赶完会再耕它也不迟！”长工听到这话自是喜欢不尽。便早早吃了晚饭去休息，准备第二天去矾山赶庙会，看大戏。主人家等长工一睡觉可就忙坏了，悄悄叫了家里人，拿了线口袋，赶了牲口，连夜去古城里边往回拣这“黑石头”。李家人刨了拣，拣了刨，整整忙活了三天。从此，李怀增家的祖辈上突然发了大财。人们却都对这李家暴富之因难解而觉得奇怪。
过了很多年，李家暴富之因才稍稍透露出了一点，说是在“古城”地里发现了银锭……人们，谁不想发财呢？联系到“古城”中遍地都是残陶碎片、并有磨制得很细的石头斧子一类东西，人们便对“古城”附会出了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有的说，“古城”里很早以前住着360家员外，过年请客，一家请一天，轮一遍之后又一年开始，便又轮着请。他们天天过大年，吃酒肉，却不可怜穷人。有一次，太白李金星下凡变化成一个乞丐进古城一家员外门中求食，那家的女人却责怪讨吃的来晚了，说剩下几张香油烙饼，小孩屙屎擦了屁股。太白李金星回天庭报告给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听了大怒，就派太上老君下凡，放一把天火将古城烧了个片瓦不留；也有的说不是派太上老君，是派雷公，将那360家员外雷劈了。那很多石头斧子一样的东西，就是雷公劈人时扔下来的……由是，在“古城内”种地的农户自不必说，就是无地的，也无不借故带了铁锨、镢头，到“古城”中去进行一番“探宝”。但他们挖掘出来的，不是磨制精细的石刀、石斧、石锛、石杵，就是陶鼎、陶缸、陶盆、陶甑、陶豆、陶鬲、陶纺轮等残物。要发财的普通农民对这些石头瓦块是不感兴趣的，掘出之后便弃之于地。只有少数人，如水磨村的张连富，将完整的陶器拿回家中盛物用。而在“古城”内种地的人们，对这些石器、陶器残块尤为厌恶，不断刨拾砸碎弃于地外……但，年深日久，这种在“古城”里的或明或暗的探“宝”活动则是永不衰落。因为，“古城”内外不断发生的怪事，总在刺激他们想发财的那根脑神弪：
日本侵华时期，水磨村的张连富在“古城”里种地，一次就挖出了一柄青铜剑和两方青铜古印。大印印文十分清晰，但为人们所不识。小印因腐蚀严重，印文已不清。侵华日军一头目得知此信，多次找张连富欲夺其印，吓得他带了两方古印到处躲藏。张连富躲日本人，却是不躲文物商的。1958年，有一自称为“怀来县”的人，花20元人民币将大印购走，只留下了印文腐蚀不清的小印；“古城”内挨近北城墙，有一流水冲刷出来土沟。土沟内曾有人发现大量布、刀，五铢、半两等钱币，这些，在农民的眼里，虽不太值钱，但总可以卖到废品收购站换回几个油盐钱；1958年，村干部动员民众在“古城”东南1华里的地方修“古城水库”，水面不大便拆“古城”东墙，于是又一批古文物伴随着出土就被毁掉；1960年，五堡村小学教师带领小学生在“古城”北栽树，掘出了一处古墓葬：其死者没有棺木，而是头冲西躺在三尺见方的两块一寸厚大瓦之上。尸骨上，也同样扣以形制一样的大瓦。人们也自然以为怪异；1976年，五堡村干部张存厚，领人在“古城”北面搞土地加工，又掘出一个古墓葬，其尸骨头戴铁盔，随葬品有青铜剑一柄，刻有铭文为“乐闲王之戈”的青铜戈一个。当然，人们对“乐闲王之戈”五字只识得一个“王”字，其余不识，更不知戈为何种物件，自也传为奇事；当我1980年之后连续几次到“古城”遗址进行实地调查之时，见三堡村不少人放着平地闲地不去盖房，却偏要动大工挖“古城”南城墙，以切割出一块平地而盖新房。我揣摩其本意，大约也是以盖新房之机，到那城墙里面探一探这座神秘古城的地下“宝物”。但他们大约未掘出什么金砖银锭之类。我亲眼看见的，则是掘出了不少古墓葬。他们将大批随葬陶器及人骨都扔在一个大土坑中准备埋掉……
这处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古城遗址及其遗址上不断发生的难解之事，古怪吗？是怪也不为怪：怪与不怪，其判断标准乃在知与不知。盖世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人所以为怪者，是由于不知其所以怪异之缘；人所以为不怪者，是知其所以不怪之因。“古城”周围的居民之所以呼其为“古城”，觉其城址内外出土的器物，墓葬怪异而难解，是不知道这个古城本是中华民族文明历史上的第一个国都，即轩辕黄帝所居的“轩辕之丘”，历史上涿鹿城的古遗址。涿鹿一称，城名得自山名，县名得自城名。在春秋战国时期，它以涿鹿之音而分别被记之为浊鹿、独漉、独鹿、蜀鹿，浊漉等各种不同名称。此后，才约定成俗，称以涿鹿，西汉始置涿鹿县，治所即在古涿鹿城中。大约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古涿鹿城便毁坏了，其涿鹿县治所便移驻到古涿鹿城东6里的矾山镇。我们目前虽还不知古涿鹿城毁坏的具体原因，但从古地理著作的称谓上，则可以初步断定其毁坏的大体时期。因为《晋太康地理记》、《魏土地记》在记述到古涿鹿城时，都称其为“涿鹿城”。如《魏土地记》曰：“下洛（今涿鹿）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晋太康地理记》云：“涿鹿城东（按：应为“东南”此处缺一“南”字）六里有蚩尤城”。而郦道元写《水经注》时，提到古涿鹿城则统称之为“涿鹿故城”了。此证明魏晋之时，涿鹿城未毁，到南北朝之际就已废了。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因涿鹿县久治矾山，便更县名曰“矾山县”，矾山县地，仍然为古涿鹿县地域未变。到了元朝至顺四年（公元1333年），因二月和七月，涿鹿、奉圣发生了两次毁灭性强地震，所有地面木构古建筑物俱毁。同时，桑干河、洋河洪水泛滥成重灾，人民死伤无数。第二年涿鹿出现了“民大饥，人相食”的恐怖情况。“为取保护安宁之意”（《元史·帝纪》），元帝令奉圣州（治今涿鹿）改名为“保安州”。同时，废矾山县治，并县地为保安州辖。
涿鹿县，在北魏初为广宁郡（治今涿鹿）下辖县地，故，北魏在广宁郡城南门外大街上建起一座牌楼，上书“古涿鹿郡”四字，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保安州知州嵇巅又行重建。清道光年间，云南人杨桂森出任保安知州。他一上任，见州城中屹立着“古涿鹿郡”牌楼一座，以为怪迂，谓此“文人附会而言”而不信。及至翻阅历代州志，其对涿鹿，记述虽简，但俱言矾山为古涿鹿县地。杨氏对此亦断然不信，就写下了《涿鹿考辨》一文，言保安州境之矾山，绝非古涿鹿县地。写完文章，他又兴冲冲到矾山进行实地考查。这一考查不要紧，杨桂森面对古涿鹿城遗址、蚩尤城遗址，阪泉、涿水、黄帝泉、蚩尤泉等一处处黄帝战蚩尤、败炎帝的遗址遗迹，一下子将他原先的认识全部推翻了。于是，他不仅查阅古史料，古地理著作，进行正讹误，两写《矾山考古记》，一一指明与黄帝事迹有关的古地名及其地理位置。并重修《保安州志》，于道光十五年刻版印行。在他重修的《保安州志》中，将自己刚到保安州上任时所写的力驳涿鹿古地在保安的错误文章也按时间先后为顺序，同《矾山考古记》两篇，一同收入《州志》之中，以向后人证明，他自己曾在轩辕黄帝所居之地的认识上犯过一个错误。《保安州志》虽为一州之地的志书，但全国，历来重视收藏。保安州志》最早的一个版本因在国内已绝，北京一所大学得知国外某处图书馆珍藏了一本，于是便行联系，复印回一套，以供研究之用。
按理，中国人历来尊轩辕黄帝为自己的文明之祖，并著文立说，进行宣传，常自谓黄帝的后代子孙，以中华民族有将近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而感到自豪；轩辕黄帝战于阪泉、涿鹿之野、居于“轩辕之丘”或谓邑于涿鹿之阿，史书记载明确；古涿鹿一地，其历史沿革在各种历代史地著作中也记载得明白，并非找不到。何以像轩辕黄帝所居的遗址、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发祥圣地，长期以来无人过问，受不到任何保护，以至于大量珍贵历史文物随便让人去毁坏、去遭踏呢？此，不也是咄咄怪事？
凡世间事物，只要其存在，发生，就必然有其原因，怪事亦然。知其怪事之所以产生之因，便不以其事怪而为怪。
中国，文明历史之早，世界有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很多方面都很进步，发明创造很多。四大发明对于世界的贡献自不必说。天文历法的研究，也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尚书·尧典》载，尧时就以推算，定一年为3 66日。到了南朝宋齐间科学家祖冲之，已推算出一年为365.24281481日，与现代的测定一年中只差50秒左右；他按史载“黄帝造指南车”之事，重新造出了失传已久的指南车，证明黄帝造指南车史事之不虚；祖冲之计算元周率之值，精确到3 .1415926到3 .1415 927之间，比欧洲早1000多年。我国春秋时期的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七月就发现了孛星，并有可靠的记载。而英国天文学家哈雷于公元1682年发现它，并命以“哈雷彗星”，则已晚于我国近2300年。张衡早在公元132年就研制出了测报地震的仪器“地动仪”，到欧洲1880年制造出地震仪时，已晚我国1700多年。其他如冶炼、纺织、造船、航海等等方面，我国在世界上无不处在领先地位。为何如此？盖由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自己与自然长期斗争的过程中，很早就摆脱了远古人类的原始思维，而产生了本原哲学思想。认为“有天地，分阴阳”，万事万物都存在着阴阳两个相互对立的方面。阴阳互搏，其结果，则因时、因地，因事物本身的条件或阴盛阳衰，或阳盛阴衰，由此而促进事物的变化，而表现于升降、进退、荣衰、兴亡……而此种变化是永无休止的。故，《易·系辞》曰：“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变而通之以尽利”。不论办任何事情，都必须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贵在变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一部《易》经，专讲变化之理。正是由于中国古代就产生了这种质朴的唯物辩证哲学思想，而冲破了万物皆由天意而为的原始思维思想羁绊，中华民族才勤劳、勇敢，智慧、奋进。发明创造才多，文化才比较发达。反映到古典著作中，其神话便少，记史、论理才多。先秦之际虽百家争鸣，但著作中荒怪之说比较为少。但秦始皇梦想长生不死而求助于鬼神，汉武帝好鬼神、信方士，重邪说，比秦始皇更甚。“上好之，民风尤甚”。在此影响下，汉代方士们托古代史事以言鬼神甚嚣尘上。汉以来种种伪托黄帝、炎帝、蚩尤、尧、舜、禹等历史人物之史事，以言吉凶祸福、神仙鬼怪之类的《河图》、《洛书》、《论语谶》等谶纬书大批出现，就连儒家一些著作也受其影响。发展到魏晋南北朝之际，言志怪之风大炽，以至于文人作小说亦以志怪为时髦．此种倾向，在神话学家们看来，大约为神话创作的“黄金时代”，但在历史学家看来，它则是对古老的中国文明历史的一种逆反。
由是，自宋代以来，随着治学态度的转变，便起辨伪之风。辨伪本是好事，但一经蔚为风气，就又难免过头，走向其反面。也正是宋以后，中国由于战争不断，社会安定之时相对为少，至清代后期，随着政治的腐败，中华民族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诸方面都逐渐落伍于世界先进国家，加之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入侵，卖国求荣者表演于历史舞台，中国，终于落后了。这也是有“五四”反封建运动的历史根源。反封建是好事，可又不免连中国的古文化也一起批判起来，似乎中国经济技术落后了，一切罪过都在文化上，而谓之“封建文化”。外国经济技术先进，文化自然也好，一起引进。在此种情形下，不仅疑古之风大炽，中国文化西来说也大为盛行。法国的拉克伯里说中国民族来自巴比伦。中国人也忙着进行考证，说自己的祖先确实向巴比伦学习文字；瑞典人安特生以他在中国的考古著书，继德国人李希霍芬之后，宣扬“中国文化西来说”，我国一些学者也以安特生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权威”，宣扬他的理论；二次世界大战前，有外国人怀着明显的恶意，说唐尧是“香炉”，虞舜为“蜡烛台”。至于大禹，不过是一条“爬虫”。我们的学者，至今还在重复此种腔调，说大禹不过“是一条虫”，“黄帝原本无其人”；与“疑古之风”，“中国文化西来说”相呼应的则又兴起一股现代造神运动：宣布要“理直气壮”地将轩辕黄帝直至夏，商、周，秦许多历史“还原为神话”。于是乎，轩辕黄帝不仅变成了反动的统治象征“中央天帝”，并且毫无依据地变成了“生有四张面孔”的古怪样子。而各种词典的撰写者争以“奇货”可居，纷纷将此写进词典之中。至少，我手头就有两部这样的“词典”。
至于在史学界，考古学界，原认为中国的商代以前历史都统统不可靠，都是“传说时期”。随着考古的发现，已证实司马迁所述商代历史不虚，而夏代是“传说”。于今，夏文化的探索虽已有了一些进展，但史学界还在争论，未有定论。夏代有没有，尚难定下来，夏代以前的黄帝史事，在“传说”的前面，还加有“神话”二字，就事实上更不承认实有其事、实有其史了。如此，轩辕黄帝所居的古遗址，还用得着保护么？这处古遗址连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都不是，其文物遭受破坏还有什么可奇？可怪？此，是虽为怪事而又不怪的原因。
由于“轩辕之丘”（即古涿鹿城遗址），不断出现古文物，1957年10月，河北省和涿鹿县的文化部门，到此处专门作了调查。结果，“发现了许多文物。其中，属于生产工具方面的有石刀，石斧、石锛、石杵、磨用器及蛙器、陶纺轮等；属于生活用具的有陶豆、陶鬲、陶鼎、陶缸、陶盆、陶甑等；建筑遗迹除原有残城墙基址外，又在城址内中部塌陷的地方，发现有板筑墙，板筑层有的厚约18公分，有的厚约25公分。在城址内北部还发现了各种板瓦、筒瓦和带鹿形等花纹的半瓦当”。于是，便在同年11月3 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了一条消息：《在“黄帝城”遗址里发现的……》。 30多年过去了，这条消息未引起任何社会反映；1980年后，我一方面反复调查黄帝战蚩尤、战炎帝的有关遗址、遗迹，写文章发表于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一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向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建议，应对这些古遗址及文物进行保护，至少应采取应急性保护措施，以制止对古遗址、古文物的继续破坏。又近1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非但没有引起重视，使其得到一点最起码的保护，而我最近去阪泉拍摄照片时，竟发现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著名的阪泉，又被乡办砖厂用推土机给推土填平了！这比“文化革命”中焚烧历史上留下来的供奉轩辕黄帝的木漆牌位，有过之而无不及！
呜呼！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