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辕黄帝到底出生于什么地方？这也是现代人们所关心的。因为，利用历史名人出生地搞旅游，吃祖宗饭有利可图，国人争历史名人出生地的户籍热闹非凡，对于轩辕黄帝的出生地，历史上就有人附会，现在，这种附会也就成了摇钱树！
轩辕黄帝的出生地是在什么地方？共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甘肃天水出生说；
第二，河南新郑“故里”说；
第三，山东寿丘出生说；
那么，这些说法之中，哪一个可靠一些呢？对此，我们还是采取一个老办法，对于黄帝出生地的历史记载，按其产生时间前后，溯其源流，联系黄帝史事、地名、遗址、文物等，加以考证，以求做出一个可信的判断。
关于黄帝出生地的历史记载
关于轩辕黄帝的出生地，各种书籍的说法很不一致，我们按其历史记载的先后，摘录如下：
《诗含神雾》：“大电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而生黄帝。”
《孝经钩命诀》：“附宝出，降大灵，生帝轩。”
《春秋命历序》：“（黄帝）兴于穷山轩辕之丘。轩辕之丘在穷山之西（东）南。”
《河图稽命征》：“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权星，照耀郊野，感而生黄帝于青邱。”
《帝王世纪》：“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五月，生黄帝于寿丘。”
《竹书纪年》：“黄帝轩辕氏，母曰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于寿丘。”「按」：《竹书纪年》为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不凖盗魏襄王墓得竹书十车中的一部分，因其为“蝌蚪文”，且简序已乱，晋武帝司马炎命荀勖撰次而得见于世。嗣后，梁之沈约为其作注，清之徐文靖为其补阙。皇甫谧死于晋太康三年（282年），所以，荀勖的整理工作是在皇甫谧死后，故，其附宝生黄帝于寿丘说，受皇甫谧《帝王世纪》的影响而与皇甫谧之说同。
现在，我们就来对这几种说法，分别进行一番考较，看看究竟哪一种说法比较可先靠一些：
一、黄帝出生于甘肃天水之说：
对于此说，各种史、地、类、辞等古籍，均不见载，唯有清乾隆时当塗人徐文靖，对《竹书纪年》逐年记载下，进行“误者订之，疑者释之，阙者补之”的“统笺”中说：“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县东七十里轩辕谷”。然而，我遍查《国语》、《左传》、《史记》、《水经注》、《括地志辑校》《元和郡县图志》、《通典》、《太平御览》、《历代郡县地名考》等书，却始终查不到这种说法，在甘肃省上邽辞县条下，都无此种记载。因此，这应该是一种无根附会之说；
二、河南新郑“故里”说：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搞旅游，多有附会历史名人出生地及史事遗址的活动，河南新郑的“黄帝故里”说，就是诸名的一例。新郑对此搞得轰轰烈烈，各种宣传达室性书籍也编写、出版了不少。如刘文学主编、李学勤作《序》、1996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黄帝故里文献录》一书，就是专讲黄帝出生地是河南新郑的一部专集。
关于黄帝出生于河南新郑的说法，是先依据晋人皇甫谧附会的河南新郑为古“有熊之国”，附会出新郑城中有“轩辕之丘”；再依附会出来的所谓“轩辕之丘”，又说新郑就是轩辕黄帝的出生地的。
《黄帝故里文南录》一书，其重点是第二章：《黄帝生于轩辕之丘，都于有熊》。此中，第一节引录附会性“文献”37条，都是依据皇甫谧之说，指河南新郑为有熊国、城内有“轩辕之丘”；第二节，共引录包括大量为开发旅游的地方“学者”撰文、地方领导讲话，共计76条，意思是要强调今河南新郑是“轩辕黄帝的出生地”。其所谓晋以来、清代以前的历史文献，有附会新郑为轩辕之丘的，其附会所依，都是源之于皇甫谧的附会，但去没有一条直接指出新郑就是轩辕黄帝出生地的。对此，我们只要看看晋人皇甫谧的附会性原文，就可以了。因为，就连皇甫谧本为附会的文字，也是只忽悠一下新郑“或以为”黄帝都，却根本未敢说那里是黄帝的出生地。皇甫谧在他杂缀的《帝王世纪》中是这样说的：
黄帝都涿鹿。或以为都涿鹿，迁有熊猫；或以为都有熊，迁涿鹿。
——引自清·于敏中等编纂的《日下旧闻考》卷二《世纪》。
而关于黄帝的出生地，皇甫谧依“青丘国人寿活两千岁”之神话，将黄出生于青丘说成是“寿丘”，则根本没有说过黄帝出生在新郑的话。对此，皇甫谧是这么说的：
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其先即炎帝母家有蟜氏之女，世与少典氏婚，故按《国语》兼称焉。及神农氏之末，少典氏又娶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五月，生黄帝于寿丘。
——引自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太平御览》卷第七十九皇王部。
对此，《黄帝故里文献碌》在引录中，则巧用删节号，将否定现在附会新郑为黄帝出生地的“寿丘”说删掉，凭空又在删节号后加上有利于附会新郑为黄帝出生地的话：“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
现在，我们就把《黄帝故里文献录》第11页的这段“巧妙”引文，照录如下：
晋，皇甫谧著《帝王世纪》：“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其先即炎帝母家有蟜氏之女，世与少典氏婚，故按《国语》兼称焉。……（黄帝）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
这种书籍，此等文章，根本就不是研究历史，根本就不是做学问，而是同河北省的张家口市及涿鹿县高喊“三祖文化”口号一样，都是为了地方性的眼前经济利益，抑或地方官之“政绩”服务的篡改和恶搞我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之行为！
三、黄帝出生于山东“寿丘”说：
黄帝出生于山东寿丘之说，源于晋人皇甫谧的无根会会，晋以前史籍所载，黄帝出生于“青丘”而非“寿丘”。对此，我在本节开头的史料引录中业已证明，不再赘述。
那么，古青丘又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呢？下面我们就是进行一点考证。
一、 “青丘”地理位置考
《河图稽命征》曰：“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耀郊野，感而生黄帝于青丘。”
《归藏》载：“蚩尤出自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邱。”
《淮南子·本经训》：“尧之时……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缴大风于青邱之泽。”
丘、邱为一个字，无别。此两书所说之“青丘”，即《山海经》所载之“青丘”。其《海外东经》言：“朝阳之谷……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引《山海经》之文曰：“青丘国，其人食五谷，衣丝帛，其狐九尾。”今本《山海经》中“其人食五谷，衣丝帛”变成了郭璞的注释。袁珂以为此“确是正文而误作注者”是正确的。《山海经·大荒东经》记：“大荒中……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
青丘国，即以青丘为都的古国别称，实即“有熊国”；其国之人“食五谷”、“黍食”，是指其国以农耕经济生产为主。此中之“黍”与《楚辞·天问》中的“秬”是同一类北方耐旱农作物。“衣丝帛”者，是记其养蚕业发达，衣服很好，这同“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为一史事的不同角度之述。“白民”，史书也记作“白氐”、白狄，古居山西、河北北部，到了战国之际，白狄中的一支曾在河北北部建立过中山国。也有史籍载其曰“鲜虞”。“使四鸟”中之“鸟”字非指鸟，而实指以兽名为族称的族群，即“虎、豹、熊、罴”四族。如《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就与此同义，是指族称而非指兽类。
《山海经·南山经》云：“青丘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青，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 又东三百五十里，曰箕尾之山，其尾踆于东海。”
箕尾之山指燕山，“东海”非指今之东海，而实指燕山之东的渤海。此中所谓“其尾踆于东海”者，言斯山以西为头，以东为尾，尾如脚而踩着“东海”。箕尾之山非以实际名称而记，而是以星土分野而作指称。《周礼·春官·保章氏》言：“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史记·天官书》：“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箕、尾，幽州。”《春秋元命苞》：“箕星散为幽州，分为燕国。”《淮南子·天文训》：“尾箕，燕。”
星土分野，是以四象二十八宿之星在天空中的位置，与地上的地理位置相对应，用星名代指地理区域，以解决传承史事，经漫长历史时空，保证所述地理位置不误的一项措施。到了后世特别是汉代，这种以天文学研究成果标注地望的科学方法，就被方士们用以作天命吉凶之说的迷信活动服务了。箕、尾，指东方苍龙七宿中角、亢、氐、房、心、尾、箕的尾箕两宿。其中尾宿有星九颗，即天蝎座九星，古以天蝎座λ星为距星；箕宿有星四颗，即人马座四星，古以人马座γ为距星。
《山海经》关于青丘有九尾狐之特产，也是真实的历史记载。《竹书纪年》记：“（成王）七年，周公复政于王…… 王如东都，诸侯来朝。”《周书·王会解》载“成周之会”时，诸侯来朝，外台西面正北方所陈列的贡物中，有“青丘狐九尾”。因此，晋代的郭璞有《九尾狐赞》，曰：“青丘奇兽，九尾之狐。有道祥见，出则衔书。作瑞于周，以摽灵符。”
青丘之地，古代除了产九尾之狐外，还有飞狐、白狐。青丘之西的飞狐口就因地产飞狐而得名，是古太行八陉之一，汉代前后的著名雄关。飞狐口之北就是古之代国。春秋之际，齐桓公欲取代地，管仲献计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贵买之。狐白应阴阳之变，六月而一见。公贵买之，代人记忘其难得，喜其贵卖……代民必去其本（耕种）而居山林（狩猎）之中。离枝闻之，必侵其北，代必归之于齐。”于是齐桓公使人载金钱赴代谷之上，重金求购白狐皮。代王闻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于离枝者，以无金钱也。今齐乃以金钱求白狐之皮，是代之福也。子即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齐之币……”结果，民不耕种而国失其本，离枝乘机入侵，代王不得已只好降齐（《管子·轻重》）。
为了说明轩辕黄帝的出生处，在此，我们以《归藏》、《山海经》、《周礼》、《竹书纪年》、《史记》、《淮南子》、《春秋元命苞》、《河图稽命征》、《太平御览》等古籍之载互证，证明黄帝的出生地同杀蚩尤的地点在一处，即古籍所记之青丘，青丘在幽州而非豫州，是涿鹿而非新郑。
二、 “轩辕之丘”今所在
正因为青丘是有熊古国之都，所以，古籍才记载青丘为黄帝之出生地，也是杀蚩尤之处。“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足证青丘在涿鹿。《春秋命历序》的记载，是又一确证：
轩辕，有熊之子也。有熊，少典之国号。子，其裔也。兴于穷山轩辕之丘。轩辕之丘在穷山之西南。
《春秋命历序》此载，在代代转抄中可能是抄错了一个字：轩辕之丘在穷山东南10公里，而非“西”南。青丘与轩辕之丘是一个古城遗址，在今河北涿鹿县城东南30多公里的矾山镇三堡村北。对此，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方法进行验证。首先，我们可以从地名学研究的角度，依历代历史地理著作的记载进行对照，这种办法虽然琐碎，也很笨，但却实在，它比巧说有用。
首先，我们看《山海经》的记载。《山海经》的记载，对轩辕之丘亦称作“轩辕之台”我们可依《大荒西经》、《海外东经》互证。此处，我们还须说明一个问题：《山海经》中的《山经》是以山脉走向为经纬而行记载。但《荒经》就不再是依山脉而记，而是按大地（大荒）用颇类于今天经纬线式的方式以记，是补以山为经而不能全载的一些缺漏事物。《大荒西经》的记载，是从青海湖以北，经内蒙古草原向东北的大兴安岭记述，在记述了轩辕黄帝后裔形成的“北狄之国”后，回笔南下。再经辽西山地，记载帝颛顼后代所居。然后过今北京市西北而达北京正西之灵山，由灵山向北，记载了“有沃之野”的物产、轩辕之国、穷山之南的“轩辕之台”，尔后再继续向西记述而回归青海。我们说明此情况后，就节省一点文字，从记述大兴安岭的“北狄之国”开始引录其文。其错、别、缺字用括号标出：
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有芒（虻）山，有桂（子）山，有榣（瑶）山。其上有人，号曰‘太子长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榣（瑶）山，始作乐风……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有西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民之国，沃民是处。（有）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凡其所欲，其味尽存。爰有甘华、甘柤、白柳，视肉、三骓，璇瑰、瑶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银铁。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处，是谓（有）沃之野…… 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有女子国……有轩辕之国，江（穷）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
下面，我们再引《海外西经》的记载，以与上引《大荒西经》之载对照：
巫咸之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门中”；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北”字应为“东”），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穷山在其北，（射者）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此）诸夭（沃）之野，（沃民是处，）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皇（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百兽相与群居，在‘四蛇’北。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龙鱼陵居在其北，状如貍（鲤）。一曰“鰕”。即有神圣乘此以行九野。一曰“虌鱼”，在夭（沃）野北，其状如鲤；白民之国，在龙鱼（陵）北，白身被发，有乘黄，其状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寿二千岁……
这里，我们对此两经之记，分别进行一点分析和说明：
第一，关于黄帝之孙生“北狄”的问题。
黄帝之孙生北狄，现代考古证明其为历史事实。《魏书·帝纪·序》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这便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鲜卑族的由来。因为黄帝以爱地重土之德而谥曰“黄帝”，北人呼土为“拓”，谓后曰“跋”，故以“拓跋”为姓。这说明了古鲜卑族的姓“拓跋”，其意义就是标明为“黄帝的后代”，这是典型的纪事为姓。《魏书·帝纪·序》中，不仅载明了“始均”曾在尧时入仕，还记明了世代之数。1980年，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的米文平先生等，根据《魏书·礼志》所载“魏之先，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的史料，历经调查，终于在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的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东麓，找到了古鲜卑族的祖庙，并发现了北魏祭祖庙时的石刻祝文。其祝文“与《魏书》记载的内容基本相符，只是字句稍有出入。石刻起到了证史和补史的作用” （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载《文物》1981年第二期）。
第二，关于“灵山”地理位置之记的准确性。
灵山，在中华文明历史发展上，曾经起到过类似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那样对科技文化促进的作用，然由于历史的久远，古籍的佚亡，便不被世人所知。而后世的仙家、佛家们则以历史传闻争相附会到灵鹫山、蓬莱山等。实际上它就是今北京市西的灵山。灵山有东、西两个高峰：东峰海拔2303公尺，现为河北省涿鹿县与北京市的界山，名东灵山；西峰海拔2420公尺，称西灵山，是灵山主峰。其峰顶有古代不知名的建筑物，今登之只见其遗迹。依屈原在《离骚》中多次提到巫
咸“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以及《九章》中“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万变其情岂可盖兮，孰虚伪之可长”等句意，都讲的是灵山十巫之事，大约与研究古典哲学、制定法律、礼仪有关。古之巫者，掌礼、述史、为医、作乐、研究天文、制定历法、以易而遵阴阳之辨，《山海经》所记轩辕之丘正南之灵山为十巫所居之处，大约为黄帝之际的一个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
第三，关于“轩辕之丘”的史料之证。
《山海经》所记载的轩辕之丘、“女子国”都在灵山以北，穷山在轩辕之丘以北，“诸沃之野”在轩辕之丘及穷山之北，这都与现存历史遗址相符。现在，我们对读者容易犯疑、难解的几个问题作一解释：
书中所记之“巫咸国”、“女子国”、“轩辕之国”，都不能以国家之“国”义理解，而是以“域”——也就是特定的地域，甚至更小的范围理解。其中的“巫咸国”是以灵山有巫咸等十巫，故以“巫咸”为代名词而指“灵山”；“女子国”是指虞舜帝的家庭住址；“轩辕之国”是指以轩辕之丘为国都的国都所在地；“四蛇相绕”，是指轩辕之丘在其为国都之时的城池防卫情况——四周有崇拜龙、打着龙旗的军队所守卫。我们已经说过，《山海经》原是有图画内容的，图画产生很早，而文字的注释则较晚，这类似于《易》经中文字对六十四幅图案画的注释。从现存《山海经》中的文字看，有很多地方，注文作者对其图所画表示的是什么内容，已经不太了解，而只能按图的表象作释。如：“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两女子居，水周之”；“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其丘方，四蛇相绕”；“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都属此类。此中我们对“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虽有所识、但无证据而不敢作确说；“两女子居，水周之”画的是舜都潘城中妫水环绕之舜家，即“妫汭”，“两女子”是为尧下嫁与舜为妻的二女娥皇、女英；“人面蛇身，尾交首上”是表示轩辕之国人都崇拜“龙”。如汉代人将伏牺、女娲画成人首蛇身一样；“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是表现“有沃之野”（即后世所称的涿鹿之野）物产丰富，特别是水鸟极多，人可顺鸟之于地行走而寻其卵，取之而食。因为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桑干河与洋河的汇合处，仍为大片湿地，水草丛生，百鸟聚集，鸟卵可成筐拾捡，笔者也曾在此制造、试验五铧犂，“三年困难时期”去那“诸沃之野”捕鱼、捞虾、拾鸟卵……
青丘与轩辕之丘为一城，还可以从历代典籍中得到证明：《易坤灵图》：“蚩尤出自芋（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邱。” （《日下旧闻考》辑录）《归藏》之载与此同。
《前汉书·地理志》于上谷郡涿鹿县条下注云：“莽曰抪陆，
应劭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
《后汉书·郡国志》于上谷郡涿鹿县条下注曰：“黄帝所都。有蚩尤城，阪泉地，黄帝祠。”
《水经注·水》：“水又东迳无乡城北……今改宜乡也。水又东，温泉水注之，水上承温泉于桥山下，《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四十里有桥山，山下有温泉，泉上有祭堂，雕檐华宇，被于浦上。石池吐泉汤，汤其下，炎凉代序’。是水灼焉无改，能治百疾，是使赴者若流。池水北流，入于水。”
“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迳涿鹿县故城南，王莽所谓抪陆也。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即于是也。其水又东北与阪泉水合，水导源县之东泉。《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晋太康地理记》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城无东面’。《魏土地记》称：‘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渊而不流，霖雨并则流注’。阪泉乱流，东北入涿水……涿水又东，迳平原郡南……又东北，迳祚亭北，而东北入水。”
按：郦氏《水经注》对桥山、阪泉等地名之记有一定的疏失：
其一，对桥山之记，郦氏不知此即《山海经》所记之“穷山”，更受班固笔移桥山于陕北阳周县南之误，于《河水·奢延水》中误指“走马水”出于“长城北阳周县故城南‘桥山’。”而对涿鹿故城之北，水之南的真正桥山，则作了模糊处理，对《魏土地记》所载桥山下温泉上“雕檐华宇”之祭堂为祭何人所建而不作解释，对桥山上的黄帝冢、黄帝庙亦不作记载了。
其二，对阪泉之记，则又受《魏土地记》将黄帝泉误记为“阪泉”的影响，反将阪泉莫名其妙地指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张公泉”。
《隋书·地理志》在涿郡怀戎县条下注：“后齐置北燕州，领长宁、永丰二郡；后周去‘北’字；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州废。有乔（桥）山、历（山、黄）阳山……涿水、阪泉水。”
《旧唐书·地理志·妫州》：“隋涿郡之怀戎县。武德七年讨平高开道，置北燕州，复北齐旧名。贞观八年改名妫州，取妫水为名；长安二年，移治（于）旧清夷军城，天宝元年改名妫州郡。乾元元年，复为妫州。旧领县一。”
唐·《括地志》：“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涿鹿，（古）山名，已见上。涿鹿故城在山下，即黄帝所都之邑于山下平地。”
明·《一统志》：“轩辕城在（保安州）东南四十里，今名‘古城’。其中旧有轩辕庙基。”
《大清一统志》：“今保安州东南四十里，有土城遗址，制甚宏阔，中有黄帝庙，明志谓之轩辕城，即涿鹿故城也。”
清·《读史方舆纪要》：“涿鹿城在（保安）州西南，汉县，属上谷郡。应劭曰：‘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即此。《帝王世纪》云：‘黄帝所都也’。汉置县，后汉因之。晋属广宁郡……《魏土地记》：‘下洛县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又轩辕城在州东南四十里，相传黄帝所筑，今名‘古城’。”
按：上述三书所记保安州城至轩辕城的距离，都误作40里。准确的距离是60里，方向东南。《读史方舆纪要》误作“西”南，距离又少20里，遂以为轩辕城与涿鹿城为两城，实则一城。
清·《天府广记·建置》：“今保安州东南四十里（应为六十里）有轩辕城。《史记》：‘颛顼都于帝丘，其地北到幽州’，即幽都涿鹿。”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涿鹿县，汉置，后魏末省。故城在今直隶涿鹿县南。《史记·五帝本纪》：‘黄帝邑于涿鹿之阿’。今县东南四（六）十里，有土城遗址，中有黄帝庙，明志谓之轩辕城，即涿鹿城也。”
按：古籍所记上古遗址、地名的地理方位，多有不甚精确之处，这是因为多是依据古籍之载而传抄，不能做到实测之故。唯《括地志》所记涿鹿诸遗址，不仅地理方位极准确，而且所记距离在里程上亦一里不差，这极有可能是经过实测后而作的实录。
虽然，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所致，在黄帝战蚩尤、战炎帝、建都等史事遗址上有一些附会之说流行，但古今绝大多数史、地学者们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就连一些文学作品的作者，认识也如此。如唐·李白：《北风行》：“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唐·陈子昂：《蓟丘览古》：“北登蓟丘望，求古轩辕台。应龙已不见，牧马生黄埃”；宋·文天祥：《涿鹿》诗：“我瞻涿鹿郡，古来战蚩尤。轩辕此立极，玉帛朝诸侯”；明·孟思诗句，见《龙川集》：“箕尾分星野，轩辕肇帝墟”；明·黄佐《北京赋》：“粤若稽古，帝轩都涿”……
第四，“女子国”与“诸沃之野”的印证。
《水经注·水》：“水又东迳潘县故城北，东合协阳关
水，水出协溪。《魏土地记》曰：‘下洛城西南九十里有协阳关，关道西通代郡’。其水东北流，历笄头山。阚駰曰：‘笄头山在潘城南’，即是山也。又北迳潘县故城，左会潘泉故渎，渎旧上承潘泉于潘城中。或云：‘舜所都也’。《魏土地记》曰：‘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有历山，山上有虞舜庙。’……其泉从广十数步，东出城，注协阳关水，雨盛则通注，阳旱则不流，惟洴泉而已。”
潘城为尧、舜时都城，舜之故乡，其西北三里之历山即舜之为民时耕耘处，斯山不仅有舜庙，而且有尧庙及瞽叟祠，唐尧、虞舜庙在一处，以尧庙为主、居上，舜庙为次，居下；瞽叟祠另建在一处，为舜之家祠。在潘城中，潘泉处于城西南的城墙角下，出泉之水即妫水，妫水东北流经城中拐弯处，即妫汭——《山海经》所记之“两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门中”的“女子国”。对此，郦氏不详。
按：古之尧、舜所都潘城，在前后汉置为潘县治，王莽改制，更名曰“树武”；北齐置北燕州，北周为燕州，隋更名怀戎县，唐初置州治，取妫水之名为州名，曰“妫州”，领县一，为怀戎。州、县之治都在古潘城。此城遗址在今涿鹿县城西南不足15公里处。唐初李世民之子李泰命门客所撰之《括地志》一书，就是以此妫州及怀戎县治所在之古潘城为释地坐标，指示黄帝都、阪泉水等历史地名和遗址的；到了武则天执政的长安二年（702年），将妫州及怀戎县治一齐迁移到潘城正东100里的唐之旧清夷军城，州、县之名不变。到了唐末，将妫州所辖的怀戎一县之地划为三州、四县的七个行政区域之治。此后的历史上，怀戎这一置治于唐初清夷军城、且划小了的县，就演变为“怀来县”。加之其后又有石敬瑭为做个儿皇帝，将幽蓟一十六州之地为礼，送给了契丹，至此之后直到宋末也未收复此地，当辽圣宗于统和十三年（995年）八月下诏重修奉圣州（古涿鹿）桥山、历山黄帝、唐尧、虞舜庙以祭祀后，刚登上帝位的宋真宗既以“正统”帝王自居，却又不能赴辽属之土祭黄帝，就让王钦若、杨亿等撰《历代君臣事迹》（书成后命称《册府元龟》）一书附会黄帝葬地桥山于宋地，真宗心急等不到附会之书出笼建庙以祭，遂以自己做梦之法解释自己继承黄帝的“正统”地位，在皇宫设轩辕黄帝牌位进行祭祀。这，就是后世述黄帝史、释黄帝事，言黄帝史事遗址、地名，出现混乱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释妫水、妫汭、阪泉者，虽据《括地志》极准确的记载，而不知“妫州、怀戎”之坐标原以古潘城为准，反以唐初之清夷军城为坐标，这就错将“妫汭”说成是在旧怀来城中；张冠李戴地将历史上的清夷水说成是“妫水”；把阪泉笔移到了今延庆县；而“桥山”亦在历史上迁移四次之后，至明洪武四年落户到了陕西中部县…… 由此可见，述史释地，须要细心而不怕烦琐，稍不留神就会出错！
上引《水经注》关于潘城的记载，确为尧、舜故都：
⑴ 《魏土地记》、《十三州记》、《前汉书·地理志》所记的潘城地理位置、妫水出于潘城等，与《山海经》所记的“两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门中”的“女子国”相符；
⑵ 地理记载与古史记载一致。《尚书·尧典》记：“（尧）釐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舜”。《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冀州之人也”《陈杞世家》曰：“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此与《竹书纪年》之载相同：“帝尧陶唐氏……元年丙子即帝位，居冀”。又曰：“帝舜有虞氏，母曰握登……生舜于姚墟……元年己未帝即位，居冀”。《史记·正义》于《五帝本纪》引《括地志》注云：“妫州有妫水，源出城中。耆旧传云：即尧釐降二女于妫汭之所，外城中有舜井，城北有历山，山上有舜庙。”
⑶ 历史记载与历山尧、舜庙遗址相合。历山者，是为着在史事记述上为与炎帝、柱之所耕相区分的一个别称，本名龙门山。在潘城西北三里。史籍记载炎帝于此垦荒，则记为龙门山：“炎帝兴于熊耳、龙门等山”；述炎帝之谥号所由起，则称“烈山”如《国语·鲁语上》：“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韦昭注云：“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炎帝之子名“柱”继父耕于龙门山，因其“能殖百谷百蔬”，后世尊为“农神”，列入国家祭典，称曰“厉山氏”。由此就有了《礼记·祭法》中误称炎帝曰“厉山氏”，误记其子“柱”曰“农”的事。历山之北是熊耳山东峰黄阳山，故《公孙尼子》说“舜牧牛于潢（黄）阳”是可信的。尧于帝都而能知一民间青年有孝行，且知其父顽、母嚣、弟傲，不告其父而能下嫁二女于其家，也足证尧都即为舜故乡。经实地调查所见，尧庙、舜庙坐落于潘城遗址西北3华里的历山东麓，尧庙在上，舜庙居下，中间所隔之土梁，当地人呼“丹墀地”，其尧庙、舜庙规模与桥山黄帝庙基址相同；历山主峰有古建筑群遗址，主峰大殿柱础保存完好。主峰东侧山坡遍积历代修葺庙宇后所弃砖瓦，堆积最厚处约60公分左右，最下层为秦汉砖瓦残块，中间为北魏砖瓦，最上层为辽金砖瓦。据《魏书·帝纪》载：道武帝于天兴三年（400年）五月己巳车驾东巡，幸涿鹿遣使以太牢祭帝尧、帝舜庙于历山。明元帝于神瑞二年（415年）壬辰幸至广宁，登历山祭尧、舜庙，泰常七年（422年）九月辛酉幸桥山祭黄帝庙后又遣使赴历山祭唐尧、虞舜庙。太武帝于神元年（482年）八月幸广宁观温泉，以太牢祭黄帝、尧、舜庙，以及《礼志》载文成帝于和平元年（460年）正月东巡桥山、历山，祭黄帝、唐尧、虞舜庙。都是信史。
⑷《山海经》记载本身能相互印证。《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有蒍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郭璞注曰：“言此国中惟有黍谷也。蒍音口伪反。”袁珂于《山海经校注》中说：“蒍国或当作妫国。妫，水名，舜之居地也……舜为庶人，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山海经》中记虞舜事与帝喾相混，都作“帝俊”，虽可据史事区别而为证，但一经“区别”必费文字，此从略。
对于轩辕之丘的考证，“穷山”是一个最为有力的佐证，穷山即自司马迁述史起所习称之“桥山”，因其为轩辕黄帝葬处，自东汉班固笔移桥山后，又有郦道元、魏收、萧德言、李吉甫、王钦若等，都又有意无意地对桥山作了笔移，这就须专题讨论，此处也从略。
轩辕黄帝的史事记载，又涉及到一个对地名“冀”的理解，此节对此略作一释，以解诸疑：
“冀”字之造，从其一开始就有着述史、名地、希望吉而免凶的意义：黄帝战蚩尤，虽然黄帝大胜而蚩尤战败被杀，但那并非黄帝的意愿：一是黄帝本不主张以武称雄；二是平叛虽胜，也原非吉事。因为蚩尤本是黄帝、炎帝派往山东治理地方的“重臣”，蚩尤兴兵作乱是从山东南伐炎帝而将战火烧到都城青丘的；三是黄帝的兵力、武器远不如蚩尤。黄帝战蚩尤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历时很久，战争进行得极其艰苦。黄帝以兵少而胜多，以弱而胜强，完全是靠哲理之智，利用大自然的力量而克敌制胜的。所以黄帝战蚩尤是国家及都城附近百姓的一场空前灾难！唯其如此，战争结束后，当地百姓就戴了假面具扮作蚩尤供众人殴打以庆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戏剧的最早起源——蚩尤戏的产生。后以戴假面具的舞人之形造字，这就是一个最原始的“冀”字，用之以记事名地，称黄帝战蚩尤之地为“冀”。“冀”字的涵义为：希望今后吉而免凶（ 曲辰 ：《试探地名“冀”的含义》，载《地名知识》1987年第五期），再也不要发生战乱性的灾难。所以，冀字的最原始字义只有三个：一是作铭记之记用，极深刻地铭记而不可忘之“记”称“冀”；二是作希望吉而免凶解；三是用为地名，称轩辕之丘附近地域为“冀”。到舜时始划全国为十二州行政区域，将帝都所在以最初的都城附近之地域“冀”称，扩大为州名，至禹时省作九州。降至周代始有冀国，地在今山西省河津一带，春秋时为晋国所灭，作为晋大夫郤芮的食邑，其子孙便以古“冀”国而为姓，此为“冀”姓之始。至于将河北省简称为“冀”，那就是近代的事了。唯其如此，《竹书纪年》载尧、舜所都之地曰“冀”，而不称“冀州”。周成王谈及蚩尤在青丘周围追杀炎帝曰“争于涿鹿之河”说蚩尤被杀之地称“中冀”而不用“冀州”。
“中冀”者，冀地中心之谓也。
唐尧的出生地为今河北省完县城20多华里处，受封为唐侯，唐国之邑在今河北省唐县城南8华里之处，按十二州之划也好，论九州之属也罢，这都在“冀州”地域的范围内，然古史书都不说尧为“冀州人”。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其时尚无十二州和九州的区划出现。严格地说，《史记》等古籍记虞舜为“舜，冀州之人也”，其用词也是不当的。因为言其籍贯，是不应依其佐尧治国之际才搞出的行政区划为载的，而应记曰“冀人”。
由此而言，《山海经》记黄帝战蚩尤于“冀州之野”也有类似的毛病。
对这“冀州之野”只能理解为“有沃之野”、“涿鹿之野”。今有学者以“冀州之野”随意在古“冀州”地域内作释，就不能说是“考证”。正因为述史释地的准确性要求所致，春秋以来史籍述黄帝战蚩尤，一般都用“涿鹿之野”这一地理概念之词。
三、“轩辕之丘”的文物考古之证
考定古史事发生地，从古代文献上做追根溯源、去伪存真的研究考证是重要的，但是，文物考古研究更加重要。在我们看来，文献研究，只不过是为文物考古做先行官，以避免文物考古走弯路。而文献研究的正确与否，只有通过文物考古与时代断限，才能最后得到证实。现在，对于轩辕之丘这一事关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重要历史遗址，还未作正式发掘。但是，其遗址表面保存较好，还是能够作一定程度上的观察与研究的，且其遗址自然出土文物很多，并有地下带文字的文物出现，此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遗址的历史真实性。
第一，关于“阪泉”地理位置的出土文字之证。
涿水之源即是“阪泉”。阪，山坡之称。涿，流水下滴之称。“阪泉”与“涿水”之称的本身，就存在着因果关系，“阪泉”这一泉水之称的本身，就决定了这不是处于平野之地的一处泉水。然自《水经注》误指“阪泉”为“张公泉”，反将“黄帝泉”说成是“阪泉”以来，除了《括地志》、《怀来县志》、《涿鹿风物志》有正确的记载外，历代官修史志，多有沿袭《水经注》之误而作说者。黄帝泉不仅在平地，而且正处于黄帝所居的都城——轩辕之丘与蚩尤屯兵而筑、与黄帝对阵的“蚩尤城”（《山海经》记之为“凶黎土丘”）之间。史载黄帝、炎帝共同战蚩尤之时，炎帝屯兵驻于阪泉，因有“阪泉氏”之别称。若将处于两军对垒中间的黄帝泉说成是历史上的“阪泉”，那么，历史记载的“黄帝战蚩尤”就说不通，若按古战场遗址及地名的误释，就成了“炎帝战蚩尤”了。因为，记述和解释古战场上的具体泉水、城址等名称和地理位置，必须符合于战争中的军事部署与战争过程，不符合就是谬误。正因为有《水经注》等古籍的错误记载，就有古今学者对《史记》所记的“涿鹿之战”、“阪泉之战”产生怀疑，认为：“蚩尤、炎帝，殆即一人；涿鹿、阪泉，亦即一役”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8页）。
1981年6月3日上午，涿鹿县矾山镇四堡村农民李仲祥盖新房挖地基，掘出了阪水弥勒禅寺寺主郭荣改葬墓中的文物一批，其中有“地券”一件，文字是用朱笔书于一个长37公分、宽25公分的板瓦之上，文中记述墓地地理位置以“阪水弥勒禅
寺”为坐标：“奉圣州矾山镇阪水弥勒禅寺西北之原，堪为墓地一方……”而在四堡村东南的上七旗河谷中一处当地称之为“弥勒寺”的地方，搞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又曾掘出寺中铜铙、钹、铃、陶器、古钱币等文物，捡回唐代八角形‘尊胜陀罗尼’石刻经幢一件” （曲辰：《古涿鹿黄帝遗址述略》，载《炎黄文化研究》第二期）。这种石刻经幢自唐永淳盛行于各地；根据郭荣改葬墓出土“地券”的文字记载，郭荣死于金大定二年（1162年），改葬于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根据阪水弥勒寺出土文物摆放整齐，钱币盛于大瓮之中，不仅数量大，而且毫无撒落于地的情况，说明此寺之毁，不是兵、匪、火所致，而是一场突然降临的自然灾害。这，就是毁于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七月己酉日奉圣州的毁灭性大地震。这就证明：至少从公元6世纪到13世纪，在阪泉之北1华里左右，存在过一座佛寺，寺名就依寺之所在阪泉水下，而称“阪水弥勒寺”。它还证明，涿鹿山北麓的阪泉水出泉后向东北流至古轩辕之丘的一段河水，当地人俗称“阪水”，而当其流过轩辕之丘城南汇入黄帝泉水后，流注于水这一段便称之为涿水。由此可证明，《山海经》及历朝历代古籍所记载的轩辕之丘在涿鹿是正确的，晋代的皇甫谧于《帝王世纪》中说河南新郑为“有熊”国都，是编造。
第二，“轩辕之丘”的出土文物之证。
轩辕之丘的历史称谓随时代不同而变化，它的大体情况是：在有熊部落方国的历史阶段称作“青丘”，其所在地域名为“诸沃之野”或“有沃之野”；五帝时期先呼为“轩辕之丘”，后亦谓之“帝丘”，其所在之地曰“冀”；约从夏代以来依山而命城，谓之“涿鹿”。其所在地域也有史籍记为“冀州之野”，但多用“涿鹿之野”；战国时期为上谷郡属地，西汉初置县治于此城，县名从城名，为“涿鹿县”。西汉末曾一度更名“抪陆”，北魏中城废，县治移至其东南的矾山堡，县名不变。矾山实为后世讹称，实即古“鬴山”，司马迁于《史记》记作“釜山”。
轩辕之丘城毁后，城内变为耕地，其古代建筑、生产、生活遗物在农民世代耕作、年复一年地向外拾捡、倾倒处理之中，仍然拾捡不尽，各个历史时代的陶片还俯拾即是。同时也不断有地下文物自然出土。1957年11月31日的《人民日报》有一则报道说，河北省和涿鹿县文化部门，在涿鹿县城东南约五十多里的一向传说是“黄帝城”的遗址进行调查，发现了许多文物：“其中属于生产工具方面的有石刀、石斧、石锛、石杵、磨用器及蜯器、陶纺轮等；属于生活用具的有残陶豆、陶鬲、陶鼎、陶缸、陶盆、陶甑等。建筑遗迹除原有的残城墙基址外，又在城址内中部塌陷的地方，发现板筑墙，板筑层有的厚18公分，有的厚25公分。在城址内北部还发现了各种板瓦、桶瓦、和带鹿形等花纹的半瓦当。涿鹿县文化部门和当地群众过去就曾在这城址内发现过石斧、带巨孔的敲击器，龟钮、蛙钮铜印以及各种古代钱币等。”报道中又说，根据以往和这次发现的文物，结合古史记载推断，这个遗址“很可能就是古代的涿鹿城” （《人民日报》报道，题：《在“黄帝城”遗址里发现的》）；1987年7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派人到涿鹿普查，在‘黄帝城’附近捡到石镞两枚，经鉴定是五千年前的遗物，正是黄帝时代的兵器”（谷生旺主编：《轩辕黄帝的传说·前言》，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1994年至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安志敏、郑光、陈星灿，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孟世凯、罗琨、王宇信等一批学者考察了轩辕之丘等遗址，安志敏说：“从地表看，大部分文物较晚，但是也发现了一些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这说明黄帝城延用时间较长” （1995年中共涿鹿县委、涿鹿县人民政府《关于安志敏一行来涿鹿考察的纪要》）；郑光认为，黄帝城发现的石斧，是“一种重要的礼器……这是很有意义的”（郑光：《关于黄帝城的有关问题》，载1996年第一期《先秦史研究》）。
第三，“轩辕之丘”的时代确定。
由于轩辕之丘在历史上延用的时代较长，城内文物从仰韶文化时期到秦汉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文化遗物都有，而城墙从外观上看则是战国时期的建筑物，这就使人们很难在其城最早建于何时的问题上下结论。如此，不经过正式的文物发掘研究，虽然大家都心里有底，写文章正式发表，就谁也不敢十分肯定地说，它就是历史上有熊国都青丘、轩辕肇造文明国家之制后的中华第一个国都——轩辕之丘。不过，1997年，河北省社科院考古所对这一遗址再一次进行了调查，有许多新的发现；我们与郑光先生自1999年以来，又多次对城址及其周围相关遗址，以及桥山轩辕黄帝庙遗址，做了较为详细的地表察看，心里更有了底：此是历史上的轩辕之丘无疑，将来的文物考古可以证明它。
结论：黄帝出生地，是为青丘。青丘是古有熊国的国都。黄帝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制度之后，史称此城曰“轩辕之丘”，这就是后世的涿鹿城，明代以后史书所说的黄帝城遗址，其具体地理位置在河北省涿鹿县矾山镇三堡村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