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罗泌，在其所著《路史》一书中，提出了“舜不出于黄帝”的观点，其依据是：
1.《左传·昭八年》：“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未也。’公曰：‘何故？’对曰：‘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且陈氏得政于齐，而后陈卒亡。自幕至于瞽叟，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臣闻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数未也，继守在齐，其兆既存矣。’”
孔颖达疏引孔晁语云：“幕是舜先，不知去舜远近也。《帝系》云：‘颛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叟，亦不知幕于蟜牛以前是谁？名字之异也。”
2.《国语·郑语》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末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
3.吕梁碑之碑文。
罗泌于《路史·余论》中，是这么说的：
吕梁碑，刘耽作，字为小篆，钩画讹泐间可认者，仅六十言。耽于传无闻矣，据碑之言，皇帝登封之岁，则盖秦汉间人也。碑中叙记虞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乔牛，乔牛生瞽叟，瞽叟产舜，命禹行水道吕梁。——特此节完备可考，质之于《传》，惟无句望，且不言出自黄帝，谅得其正。甲中秋七月，观于内相郭知章明叔家，公异时常集古刻，多六一先生所未见者二百，斯其一也。字势权奇，盖莫之辨。呜呼！有虞氏之明德，千古被之而斁者，孰有世祀之不明者乎？由数千岁之后，予得论而次之，天未丧斯文哉！
吕梁者，龙门也。而彭城之东一亭，亦有所谓吕梁者，犹夷陵、陆浑、交趾等处之龙门云。
杨升菴曰：序舜世系，与《史记》盖同而不言出自黄帝，此可以说二女同姓、尊卑为婚之疑。
由此三点，罗泌便认定了“舜不出于黄帝”！并且，其在《路史·发挥》中，便专门写了一篇《论舜不出黄帝》的文章。文章不算太长，为避“断章取义”之嫌，此录全文如下：
道有所谓经，亦有所谓权法；有所谓正，亦有所谓义。经与正者，常也；权与义尤不得而废焉。舜之有天下，受之尧也。受之于尧，于是祖尧之祖，而不自致其祖。方其摄也，受终文祖。文祖者，尧之太祖也。及其立也，则复格于文祖，皆不自致其祖，而祖尧之祖，以其受之尧也，权也。《虞书》曰：“祖考来格。”夫所谓“考”者，瞽目之叟；而“祖”者，叟之父非可易也。然则祖颛顼者，特推其位之所传者祖之，非祖也。其宗尧亦惟推本帝业之所从，受而取之以为配也，义也。帝于员（圆）丘黄帝，非虞氏在庙之帝也。郊于国之阳，帝喾虞氏，在庙之主也。由是言之：颛顼岂虞氏之祖哉？
颛顼传之帝喾，喾传之挚，〔挚〕传之尧，亦祖颛顼矣。然则尧舜之所祖，为传位者信也。降及夏后，天下为家，于是而始其祖矣。祖其祖，常也。故，康成云：有虞氏尚德。其禘郊祖宗之人，配用有德而已，皆非虞氏之亲也。自夏而后，稍以其姓代之，郊鲧是也。是郑亦以为舜为不出高阳矣。然云“尚德”，是不知权与义之说也！苏轼亦云：受天下于人，必告其人之所从，受者虞祖颛顼而宗尧，而文祖当为颛顼。帝喾、舜、禹之受天下也，及尧舜之存而受命于其祖宗矣，自有天下而祖宗之，谡以是知，颛顼、帝尧为虞氏明堂禘郊之祖，幕而宗洎瞽，则祖宗于庙。盖自幕以来，微在匹庶，等礼亦无得而豫大祀祖宗于庙礼，亦宜之。
此记礼者，所以惟识其禘郊之祖宗而遗幕与瞽于礼之盛者，著之是经，权之说也。抑固考之，舜非颛顼之后，有数验：
史云：自穷蝉以来微在庶人。夫穷蝉既云帝子，何得未几微为匹庶？一也；
男女辨姓，礼之大司而缀食之，礼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舜既尧之五世从玄孙，岂得御尧之女？况以玄孙而尚高祖姑，昭穆失当，无是若者。二也；
源流之最可考者，惟姓氏也。故昔者帝王之姓各有所循，非赐不改，少昊、青阳、高阳、玄嚣、高辛之姓，皆累世不易，惟舜之姓非先王之姓。三也；
且以所言，舜为尧之从孙，禹乃舜之从祖，尧授天下于从孙，舜授天下于从祖，自其家人，乌得谓至公，而能以天下予人哉？颛顼之传帝喾，何以不谓之传贤？不降之授帝扃，何以不谓巽位？商、周、汉、唐若此者亦众矣，胡得独称尧舜乎？惟尧能以至公之天下授之异姓在下之鳏夫，故得为传贤之帝。惟舜能以所受之天下传之外姓有功之贤臣，故得称巽位之君。四也；
八元、八凯尧帝故多用之，然不云尧举者，以其亲也。至舜则非其亲而能用故，于是美其能举。五也；
舜苟尧亲，非大相远也，顾其不知而必资夫岳荐，然后举之，历试备难，如此之艰，而后受之，若曰出于侧微，则舜之德闻非若颛顼之出若水，帝喾出江水，特出而授之，则天下必将骇其为者。故必累试使摄，及我存而俾之为政，逮夫厌世而天下已安之矣。是以尧假舜立而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厌〔嫣〕然与乡，无以异者，此其必不然。六也；
是皆经传明证显验，可得信者，或曰裨竈之言陈水族也，故昔史赵谓陈为颛顼之族，是则舜为颛顼后矣在，曰不然，此假类之言也竈知陈之将作而假类以验之。尒舜土属也，岂有近舍舜土而远攀颛顼之水哉？且帝王之裔多矣，孰有与其所承之类终同邪？楚先火正，故火为楚。然吴回之父，其王木也，曷又舍祖而依宗哉？此皆贤哲有以知之宜，不可以考也者，虽然隋之崔仲方亦尝申史赵之说，谓天时人事之必然者也，若曰楚随火属，则自古以来水必克火，曷尝有火克水邪？且陈承土随火犹生已酉，土岁历顾反为殃乎？其不由此明矣！泌以是知，子羔子所以有虞夏禘郊祖宗或乃异代之间，而孔子有召伯甘棠之答，不独为子羔发也。
我们不能不承认罗泌的善辩，但是，罗泌则是辩错了，其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史书之载，是有缺失之处。
按《国语》、《左传》、《吕梁碑》的文字记载，舜的先祖中确有一位叫做“幕”的人，而《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则无“幕”，其原文如下：
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
如此，这个世系就是这样：
1黄帝，2昌意，3颛顼，4穷蝉，5敬康，6句望，7桥牛，8瞽叟，9重华。
但是，如此的庶人，则不是七世，而只有六世。这说明这七世庶人之中，还缺着一代人。
近据《陈氏宗亲网》①所载《黄帝至舜帝世系考》一文，引证《川黔边陈氏联宗合谱》言，在颛顼与穷蝉之间，是有着“虞幕”一代的，如此，黄帝到虞舜，就不是《史记》所载之九代人，而为十代。这个世系就是：
1黄帝，2昌意，3颛顼，4虞幕，5穷蝉，6敬康，7句望，8桥牛，9瞽叟，10重华。
如此，则在黄帝与虞舜之间代系，既合于《国语》、《左传》、《吕梁碑》关于“幕”为虞舜之祖的记载，又与《史记·五帝本纪》所载的舜之先祖至帝舜，“七世”“皆微为庶人”相合。更证明了虞舜确实为黄帝的后代。只是，《史记·五帝本纪》在记载黄帝到虞舜世系上，是漏掉了“虞幕”一世的记载，虞幕则可能正是由其父颛顼帝之后，受封为虞国、降为庶人的开始。罗泌关于虞舜“非出于黄帝”之疑，仅仅是一个怀疑而已，除此之外，历史上无任何典籍说过虞“舜不出于黄帝”。因而，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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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的怀疑事实上没有任何真实的历史依据。
（二）五帝时代还沿袭着母权制时代的从母得姓。
中国人的姓氏，最初是在民人“知母不知父”的时代，从母为姓，以别婚姻，限制近血缘通婚。
历史的发展进步，是一种很复杂的过程，几乎任何事物都不存在简单、机械、整齐划一的变化。就连文明与野蛮、母权制与父权制之类社会制度方面新旧事物的交替，亦总是参差交错、循序渐进，乃至进步之中包含某种退步，曲折之中孕育着某种跃变的……但是，它确又有着自己的规律，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自然而然。
伴随着母权制时代族外对偶婚的形成，从母为姓、以别婚姻的社会规范普遍实行，这是中国人有不同之姓的开始。到了父权制时代，虽然在家庭生活上已经男娶女，以男子为主，在帝王世代中亦以男子而记，但从母得姓的习俗还沿袭母权制时
代的旧制，至少在整个五帝时期仍然是如此。这是因为：
第一，这种从母得姓以别婚姻，是保证子孙后代身体健康的科学制度，不能随便更改。
第二，由于血缘关系是一种历史性的延续，它并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消失，改变了历史上从母得姓而为标记的习俗，就等于改变限制近血缘通婚制度的本身。
第三，作为一项科学的社会生活规范，它存在的本身并不会对社会政治制度产生多么大的影响。这就是至少在五帝时期所实际存在着的帝王代系从男而传，从男而记，而姓之所得、婚姻绝通、嫡庶区别仍然以女而分的历史存在之原因。
后世有的学者依照后世姓氏、代系、嫡庶都一律以男而记的习俗去理解上古史事，并行解说，这就出现了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错误，对于看似“矛盾”的现象按自己的想法以行解释，事实上就是一种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附会。罗泌以此怀疑“舜不出于黄帝”是如此，《国语·晋语》所载晋大夫司空季子的附会之辞亦如此。
季子对晋文公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挤）也，异德之故也。”
季子的这两句话中，除了黄帝姓姬、炎帝姓姜属于历史事实外，其余都不符合历史事实。对此，举证如下：
首先，黄、炎二帝不是一女所生。黄帝的生母名曰“附宝”。《河图稽命征》载：“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耀郊野，感而生黄帝轩辕于青邱”①；《孝经钩命决》言：“附宝出，降大灵，生帝轩”；《史记·五帝本纪·正义》注：“帝轩氏，母曰附
宝”；《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河图握枢》曰：“黄帝……母……附宝”，又引《诗含神雾》语：“附宝，生黄帝”；《帝王世纪》也说：“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炎帝的生母叫“女登”。《补史记·三皇本纪》：“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帝王世纪》曰：“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春秋元命苞》言：“少典妃安（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子”是为炎帝。罗泌的《路史》之载与此相同。
上引虽多出自纬书之说，但纬书之说以古史附会天象以言吉凶，必然要将其邪说依附于一些最基本的史实，才会使世人——————————
①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
相信。也就是说，售假货必以真品牌作包装，方能使人因真假难辨而上当。从这个道理上说，其所言之最基本的、赖以作说的基础性事物，则必有真实历史来源，黄帝生母为“附宝”，炎帝生母叫“女登”是真实的。然这就证明季子说黄帝、炎帝为一母所生是错误的。
其次，黄、炎的不同姓，是从其生母之姓不同而得，与“姬水”、“姜水”无关。历史上根本没有过什么“姬水”和“姜水”。
1，姓原为从母而得，依氏族之名而有。
姓字自造字以来未变，甲骨文姓字作“”①，它告诉我们，姓，来自母之原出：“因生以为姓，从女生”② 而得。但却不是如《说文》之解。《通志·氏族略序》对此解释比较明确：“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从母得姓以别婚姻，是因为“男女同姓，其生不蕃”③的自然规律制约而有社会婚姻制度。
我们之所以说《通志·氏族略序》之说解释得“比较明确”，并不是说这个解释姓、氏之用、来源的本身有什么欠妥之处，而是从历史实际上说，从春秋时期以后，就已有姓氏相合的实际情况发生。
2，五帝时期的帝王皆从其生母而得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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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前》六·二八·三。
② 《说文解字》。
③ 《 左传·鲁僖公二十三年》。
我们的研究表明，至少在五帝时期仍然保留着从母得姓的习俗。如：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皆从母而得姓。不仅如此，五帝时期的选贤禅让帝位之制，也还在尧之前保留着嫡、庶之分：古有熊国执政的少典，我们已不知其氏族之属，但确知这一族有着自古沿袭的固定通婚之族，这就是“西陵氏”，这也是姬姓的来源。无论是少典、黄帝、还是颛顼、帝喾，都是以娶于西陵氏之女为正妃，其所生之子为嫡出，而娶于他族之女不能为正妃，其所生之子为庶出，在选贤任能的帝位禅让之中，庶出之子在尧之前，是没有受禅的可能性的。例如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女嫘祖，是为正妃，生子青阳与昌意（亦有人说
青阳为“方雷氏”所生，按：嫘祖之“嫘”、方雷之“雷”，都是依水之“”字而同音异写；故黄帝二十五子得姓十二，惟昌意、青阳从母姓而姓姬，与黄帝同姓。其后至尧以前的帝位选贤任能之禅，也只在这两支中进行。到了帝喾之时，先传位于其子“挚”，亦是由于“挚”为喾之妃娵訾（即“常羲”）所生，为姬姓。娵訾极有可能是帝喾时负责天文观察的官员，或者是一位杰出的女天文学家。挚自认为自己政绩不强，主动到唐国禅让帝位于其伊祁姓之弟放勋，这就是尧。至此，非姬姓不帝的传统才被打破：尧禅舜，舜从生母而姓姚。舜禅禹，禹从其生母而姓姒。在中国的历史上，从父得姓大约是从夏代以后才开始的。
3，关于姬、姜两姓的来源：
依史籍记载，黄帝从其生母附宝姓姬，《史记·五帝本纪》言为“姓公孙”，是对“姓”、“氏”合一而论，未加区分出现的失误。严格地说，“公孙”为“氏”而不是“姓”，“公孙”作为历史上的复姓，是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很长的时间才出现的。姬姓之源，出于西陵氏。姬字在甲骨文中被刻作①、②、③、④、⑤等形状。对于其字形之中的“”⑥，于省吾认为像梳篦之形。此似偏重于甲骨文的字形之辨，而忽视了其文字的
总体规律上的考虑。在甲骨文中“”为陵阜之“阜”字，并用作所有具有丘陵岗阜字义之字的偏旁。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甲骨文中“姬”字的偏旁“”是阜字稍作变形的一种特殊刻法，在姬字的组成部分中特指“西陵”。而、则是个“每”字，具有“美”的一定涵义，一般指已婚妇女，头上戴笄，并有美丽的装饰物。所以“”之为姓，具有以西陵氏女为母的意义。纵观历史记载，少典所属之族，世代与西陵氏通婚，且具有特殊地位，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姜姓，与羌族有关。在甲骨文中，羌字作“”，作为战俘亦被刻作 或 ，表示以绳绑缚，失去了自由的人。而姜字在甲骨文中作“”，其义为羌氏之女。其黄帝时期的居住地，依《山海经》的记载，在相当于今天的山西省中部及北部一带。而炎帝在战蚩尤之前的早期活动也在山西中部一带的地方，这应该不是一种偶然性的历史巧合。
黄帝与炎帝，同为少典之子，是为亲兄弟，但因生母不同，————————————
① 《粹》三八六零。
② 《邺》三·三九·一零。
③ 《京》五零八零。
④ 《京》五一七七。
⑤ 《续》一·二五·二。
⑥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2页引《甲骨文字释林·释》。
其姓就不同；“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为姬姓”①罗泌依舜帝与黄帝之姓不同，而为“舜不出于黄帝”之据，是不详历史上姓氏的作用与演变而作的谬说。若如是，难道还要论证出除姬姓之外，“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十一姓的黄帝之子，实际不出于黄帝吗？此难道不成了笑话？至于质疑“舜既尧之五世从玄孙，岂得御尧之女？况以玄孙而尚高祖姑，昭穆失当，无是若者”，乃属于不懂上古婚姻之制的笑话。
（三）国家祭祖不以私亲。
罗泌在“舜不出于黄帝”之辩中，另一个不懂历史常识的
地方，就是认为舜祭文祖，“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是为出于“权义”，不是其血缘亲祖。这个辩言则又是大谬特谬了。
国家的尊祖、祭祖，与家族祭祖是有着重大区别的：国家祭祖是按历史上某位执政治国者对国家、社会、民族的重大历史贡献而定：“夫圣王之制礼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②
五帝时代及夏、商、周、的禘、祭，是各按当政者己之所出，分一个远近，以定禘、祭、郊祀的对象；三代之后，历朝历代的作法，都是以各代近祖中选出五位有功德者，陪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享祭。清代以后，则只祭肇造国家制度、制定礼仪、法律治理国家、领导华夏民族走进文明时——————————
① 《国语·晋语》。此中“青阳与苍林”为误，应为“青阳与昌意”。
② 《国语·鲁语》及《礼记·祭法》。
代的轩辕黄帝，称其为“文明始祖”
国家祭祖，每五年举行一次的，称“禘”；每三年举行一次的，曰“袷”；一年之中按四季举行的，只祭各个朝代自己的开国始祖，不祭五帝，春称“祠”，夏谓“禴”，秋言“尝”，冬曰“烝”。
国家祭祖，祭的是国家政治始祖，不是按血缘关系。所以，中国的礼制就规定：“不王不禘”①。“不王不禘”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没有做过帝王，没有治理过国家的，虽做过帝王，治理过国家，但于国无大功劳、大贡献者，不能享受
祭礼；第二，不是帝王，代表不了国家政权者，不能举行只有国家才能举行的祭祀大典；家族祭祖，则与国家祭祖不同：家族祭祖则只论血缘关系，以远近辈份而论。所以，虞舜帝依其执政的帝王身份，举行国家祭祀大典，只能祭黄帝、颛顼、祭唐尧，而不可以祭其父瞽叟及其祖桥牛。祭虞幕、桥牛、瞽叟等是谓“家祭”。
夏禹受虞舜之禅即帝位后，破坏五帝时代以“天下为公”选贤任能、帝位禅让的民本制度，而建立了以天下为一己之私的父传子袭制度后，更破坏祭祀制度：忌恨唐尧、虞舜以法处死其治水成患之罪的父亲鲧，因而在国家祭典中不但不祭祀唐尧、虞舜，而且编造谎言，说其父死后悔罪，想再生而立功，就变成一只黄熊，从羽渊向西北而行，到穷山（后世称“桥山”）求告黄帝在天之灵。黄帝让其南行到灵山，让十巫以药将其父救活，他就到轩辕之丘北面的有沃之野（涿鹿之野），指导百姓播种小红黍，搞蒲编，立了功，合于“以死勤事则祀之”的——————————
① 《尚书·大传》。
礼制规定，就在国家祭典中祭祀了其罪父鲧。古代人对其破坏礼制的作法，一直存有鞭挞与质疑，屈原就对此质问曰：“徂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营。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①而罗泌则引用违背礼制的夏代郊祀根本未登过帝位、又是犯罪被诛的鲧为例，言“祖其祖，常也”言舜帝祭黄帝、颛顼是“权义”之举，由此得出一个“舜不出于黄帝”的结论，实在是为不详古史的一种荒唐之论了！
（四）以夏禹的“五行”说论“五帝”史事之谬
在中国，由五帝时代的天下为公、以民为本，到夏禹破坏
这个天下为公、以民为本的社会制度，变从帝王到百官的选贤任能，为父传子袭、任官唯亲，在思想上亦同样有一个由科学到迷信的演变过程。这就是：五帝时期，治国的指导思想是《易》道哲学；而到了夏禹以后，治国的指导思想，就是依禹假借天神上帝炮制出的《洪範·五行》。罗泌以后世的五行生克说，来解释五帝时代的帝王世系，自是南辕北辙。当然，这一点处于罗泌生活的时代，他更是研究不到这一个层次，认识不到这个中国思想史上重大历史变化的。
对于罗泌的疑古，我们也不必搞烦琐哲学，逐条辩驳，有以上四个方面的证据，则可全面推翻罗氏的“舜不出于黄帝”之论。
舜为黄帝后代无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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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今《楚辞·天问》中，徂字误排为“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