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理性政府必须脱离恶性博弈循环
我们每个人都会在生活和工作中发现，有许多在理性、大局和长期选择上是明白无误的事情，却会遭到自利人性、局部利益和短期选择的错误对待。人类几千年来，理性、真理这些东西，始终斗不过自利本性和博弈规则。自利本性支配的恶性博弈规则就是：如果我不这样做，你就会那样做，于是我就吃亏了，因此我也必须这样做。例如：如果我不发展核武器，你就会发展核武器，于是我就会吃亏，因此我也必须发展核武器——严重威胁人类和平安全而又无法遏制的军备竞赛就这样日甚一日地开展起来了；如果我不弄虚作假，你就会弄虚作假，于是我就吃亏了，因此我也必须弄虚作假——诚信、信用就这样令人痛心地失去了；如果我不贪污贿赂，你也在贪污贿赂，于是我就吃亏了，因此我也必须利用权力伺机寻租——群众痛恨的官僚腐败就这样扩散开来了；如果我不种植烤烟，别人也在种植烤烟，于是我就吃亏了，因此我也必须种植——一个明白无误对人体和公共文明有害的经济作物，就这样日益普遍地发展起来了；如果我不破坏环境获取眼前利益，别人也在破坏环境获取眼前利益，于是我就吃亏了，因此我也要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就这样不可逆转地日趋恶化了；如果我不引进污染企业，别的地方也会引进污染企业，于是我就吃亏了，因此我也要引进——我们原本绿色清洁的地盘就这样一天比一天缩小。恶性博弈的后果非常可怕，今天世界上没有谁敢保证，人类因为恶性博弈所制造的灾难尤其是环境灾难，如果从现在起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话，将来不会成为超过战争的重大灾难或引发世界战争的根本性灾难。西部大开发这几年来，我遇到过很多煤矿老板、地方官员和矿山百姓，当我和他们谈及非安全煤矿开采造成的环境污染、破坏时，老板们说那个污染破坏是下辈人的事了，官员们说这是发展的代价，老百姓说哪个会为了“干净”坐在“金山”上讨饭吃啊？可见如果没有“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理性政府，一切违背科学发展、后患无穷的破坏行为将无法禁止。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谈到西部大开发问题时指出：“要打好基础，扎实推进，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争取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现在十年已经过去五年，还剩下五年。根据五届州委精神，这五年“是实现全州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关键时期”，那么在这个关键时期，希望我州生态环境建设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州“十一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一章的篇幅即第六章共2200字来谈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标题叫“扎实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开篇的“总纲”第三节“奋斗目标”中，提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主要的预期指标是：“珠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取得明显进展，森林覆盖率提高到42％以上，县城以上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高到30％以上；局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特别是石漠化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在国家和省下达的指标范围内。”陈敏书记今年的党代会报告要求：“积极发展非资源依赖型产业，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加强环境保护，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节约型增长方式。”陈鸣明州长在今年政府报告中也要求：“大力倡导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严格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坚决淘汰污染大、能耗高、效益低的企业。”“增强机遇意识、发展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完成上述规划指标和党委、政府的工作要求，必须建设一个能够脱离恶性博弈循环的理性政府。我州提出和建设理性政府，应按照陈鸣明州长的要求，“实行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健全重大决策机制，坚持和完善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听证制度和决策责任制度，推进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全面按照这个要求去作，就可避免政府非理性的重大失误，而科学理性政府的出现也会指日可待。
如果我们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各省区、各地州、各县市之间也存在一种竞争博弈关系的话，那么我们黔西南州可以率先用一个理性政府的运作机制告诉大家——在大开发战略行之有效地实施若干年之后，最大的成功者、笑到最后笑得最好的地区，不是单纯开发工作做得最好的地区，而是坚持科学发展观，把开发工作、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同时做得最好的地区。我们黔西南州各级政府，可以率先成为理性政府，合理开发和保护资源，倍加珍惜、爱护我们的环境，一边开发、一边建设，毫不松懈。不急功近利、不好大喜功、不漂浮急躁、不追求短期政绩和形象工程，使我们黔西南州在西部大开发中成为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最大的成功者，成为笑到最后笑得最好的地区之一。
（五）理性政府必须贯彻落实“三个代表”尤其“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
陈敏书记在今年党代会的报告中强调，实现今后五年奋斗目标必须牢牢把握的原则之一，就是“必须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陈鸣明州长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也要求：“恪尽职守建设责任型政府。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牢记富民兴州的重责，牢记跨越式发展的重任，心系群众，服务人民。”责任型政府必须是理性政府，政府是政党的工作界面，人民群众是通过政府行为来看政党意志，因此政府必须把政党“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理性意志贯彻到政府行为中去。理性政府不为眼前利益损害群众的眼前和长远利益，即使为了人民长远利益要暂时牺牲极少数人的眼前利益，理性政府也要能够通过细致有效的理性工作，使人民群众获得理性的认知、认同和理解。通过“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来提高政府公信力，同时“以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陈敏书记党代会报告），力争在全国率先扭转政党、政府在基层广大群众中形象受损、信誉下滑的势头。
（六）理性政府必须真正和企业全面分开
理性政府“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必须通过提供法治、规则服务来实现，而不能朝令夕改、曲解规则、以人代法、以言代法。禁止为关心群众去关心、干预企业事务和制造企业特权、破坏市场公平竞争。在公平规则营造的市场环境中，政府不要直接去关心企业的兴衰死活，即使是龙头企业和支柱产业。每个企业因其自身素质和天时、地利条件不同，自有其生长和兴衰的“宿命”周期。只要有政府规划的统一市场并提供公平规则服务，企业、市场竞争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永远有兴有衰、有死有生，生生不息。
理性政府不必走极端、过分强调“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而只要给非国有经济和国有经济同等的合法待遇即可。“非国有经济”的本性就是“非国有”和“发展”，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发展本性就是非国有经济的本性，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除非你要堵塞它，否则它总要本能地向前发展，因此非国有经济不需要政府非理性、“自作多情”地促使其发展。非国有经济是天生、天然的市场主体，本身具有强劲的自我发展机制，无需任何外力推动，外力对它的作用只是规范、制约或者解除制约。一个社会中只要有“非国有经济”存在，加上政府的合法规范行为，这个社会就具有了良性健康的自我发展机制，而不需要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累死累活地时时打强心针、时时高呼口号、时时发布命令来促使其发展。总之政府不用越厨代庖，像操心“国有经济”那样去操心“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而只是去理性地规范它的发展。如果政府用心去“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必然造成对某些市场主体的偏爱和扶持，同时在客观上歧视和压制别的市场主体，从而造成不公平竞争，也会带来政府腐败。试想一下，一个足球裁判能去有意识地“大力发展”它所“仲裁”的某一支球队吗？那不成了“黑哨”才怪啊！
我国加入WTO已经五年，WTO规则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是理性政府的重要属性。在对外开放的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不能再扮演那种全智全能、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角色。这种当“大保姆”的做法，看似仁慈友爱、魔力无边，但事实上却无法做到公正、廉洁，而且由于管事太多，其行为也不可能做到高效和规范。入世以后，政府必须实现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理性政府的转变，而这个转变首先是观念的转变。“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所反映的就是一种“全能政府”、“计划政府”、“非理性政府”观念。观念上的抵触往往是适应法制最大的难点，有时我们并不是无法可依，而是缺乏守法的观念文化和法律信仰。政府行为是受观念支配的，如果政府不转变观念，即使法律规制了政府的有限职能，它也不会习惯于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行事，而总会有意无意地超越规范去做所谓“好事”和“英明”之举。在经济体制的转型期，从计划到市场，面临诸多积重难返的体制和思想障碍，克服障碍难免要说“过头话”和矫枉过正；但在体制改革的各种障碍逐渐消除、统一市场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建设真正的、政企全面分开的理性政府就应该写入日程了。
（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