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14、15、16年代表Young和Chevedden出席Netflix股东年会，宣读他们的股东提案[1]。今年的股东年会，除了他们，还有我的提案付诸表决。

今天下午3点，我通过电话出席会议，主持人越过前3个公司的提案，一开始就请Young的伙伴McRitchie代表她宣读她的第4号提案要求公司公布政治支出，接着由Chevedden宣读他的第5号“简单多数（半数以上）可决”的提案。“简单多数可决”的提案正是我14、15、16年代表他们宣读过的提案，也得到了多数股东赞成，但董事会一直拒绝采纳。被称为“美国企业头号敌人”的Chevedden锲而不舍，列数这个提案在13、15、16、19年都获得80%以上的赞成；同时指出：遭到54%反对的一个董事、遭到33%反对的两个董事要是在别的公司就当不成董事了。

我宣读最后的第6号提案，指出公司2020年开始有两个CEO，他们的年收是中间收入员工的197和179倍，相当于2019年一个CEO年收倍数190的两倍。企业的高层报酬并没有一个合理的方法论，例如，Twitter公司的CEO年收与中间收入员工的比率连续两年都低于0.001，而JCPenney公司的CEO年收比率1294是导致其破产的原因之一。日欧大公司的高管与普通员工的收入比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与政治学创始人Aristotle的“贫富差距不超过5倍”的建议[2]接近。正如Warren Buffett承认的那样：“存在着阶级间的战争，是的。我的阶级，富人阶级，正在发起战争，而且正在赢得战争”。美国公司高层报酬的气球式上升，对经济整体是无法维持的；美国的贫富差距扩大趋势是无法持续的美国经济的问题和国际动荡不安的根源。

主持人随即让公司秘书长宣读投票结果，除了我的提案，即前5个提案，包括Young和Chevedden的股东提案，都获得多数赞同。

我的提案多数都超越狭隘的公司治理而着眼于广泛的政治社会问题，所以获得的赞成几乎停留在个位数百分比。股东投票不是按人头民主、而是按股份资本占有数量投票的，在政治社会议题上严重偏向资本阶级，印证了“The preferences of the average American appear to have only a minuscule, near-zero, statistically nonsignificant impact upon public policy./普通美国人的选项看起来对公共政策只有微不足道的、近于零的、统计上无意义的影响”， “”Inequality is not an accident of the past four decades. It was carefully nurtured by the thousands of decisions by legislators who helped out their rich friends and let everyone else fall behind./不平等不是过去四十年的偶然事情，而是议员们深思熟虑地做出的几千个决定的结果以帮助他们的富人朋友、抛弃别的人。”[3] 

从策略的角度看，正面强攻实力相差太悬殊，下一次提案应该把广泛的政治社会议题实质结合在公司治理的框架形式内，向老朋友McRitchie和Chevedden那样，动员起更多的股份资本阻止美国的Oligarchy/财阀集团的垄断和集中。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21年6月3日]

后记：6月3日股东大会表决的结果是：赞成12,271,599（3.6%）、反对329,057,740（96.4%）、弃权2,395,506、未投票38,857,464。

[1] 赵京，“Netflix公司治理的老问题”，2016年6月9日。

[2] 赵京，“亚里士多德《Πολιτικά/ㄆㄛㄌㄧㄙ事务/政治学”，2021年3月27日。

[3] Elizabeth Warren, Persist, pp.145-146.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