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新冠“大流行”（pandemic）不仅没有结束，而且随着利于冠状病毒传播的严冬到来，北半球开始一波新的疫情。与去年深冬疫情初发时的情形相比，更多的人感到疲惫、麻木甚至沮丧，期待已久的特效药和疫苗还“在路上”。据说，新冠病毒变得温和，毒性减弱，但传染性却更强。[1]同样，疫情的技术治理行动也从最初的“准战备”状态，逐渐放松、走形，甚至出现某种“低配版”常态化的征兆。
无法准确地预测此次疫情将在何时彻底消失，乐观主义者估计2021年的夏季疫情会基本结束。但迄今为止的全球抗疫行动，已然清晰地彰显技术治理在疫情应对中的力量，尤其是传染病集中爆发的高峰时期。长期以来，西方民众普遍对技术治理存在成见，许多标榜自由、民主的人文学者，以对技术治理的“大拒绝”态度为傲，但眼前的抗疫实践让人们不得不正视技术治理有利于社会的一面。毫无疑问，新冠疫情激发新一波技术治理全球性推进的“大浪潮”，使当代社会进一步进入技治社会当中。
在中国，疫情技治遇到的阻力远比西方国家要小得多。仔细检视我们对技术治理更为包容的态度，不能完全将之归结为对当代科技和专家的信心和信任。仅就中美两国对比，没有证据表明：（1）中国人的科学素养高于美国人，（2）中国专家的社会地位高于美国专家。对当代美国的反智主义浪潮在疫情中的“表演”表示诧异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底气断定：反智主义在中国缺乏土壤。也许，中美两国的反智主义不是孰强孰弱的问题，而是根源、传统和表现不同的问题，比如美国的反智主义深根于福音派基督教传统，而中国的反智主义可能表现为“读书无用论”或者完全把知识当作当官发财“跳板”的精致利己主义之盛行。
疫情技治在中国更为成功的原因，可能至少还包括：（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及其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2）传统中国传承下来带有儒家色彩的瘟疫救灾文化，（3）新中国成立以来丰富的社会运动、“举国体制”和社会工程的实施经验。由此，对于前进中的中国而言，疫情技治成功似乎有一丝警醒的意味：就很容易进入“全国一盘棋”的状态而言，我们存在着重回总体化社会工程乌托邦的可能，而那一直是40多年来要努力改变的情结。
具体到新冠抗疫，必须要谨记：即使疫情持续2年乃至更长，它终究是非常状态，而不是正常状态。技术治理是抗疫“利刃”——既能解决很多的问题，也会产生一些问题——疫情过去之后，它要重回到“刀鞘”中——回到非疫期时应有的位置上。2003年非典疫情如此，新冠疫情亦是如此。
在中国，技术治理必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就需要对技术治理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技术治理的理论研究而言，新冠技治既是需要剖析的案例，也是反思自身制度和文化的一面镜子。一个基本结论是：必须将技术治理与中国国情真正地结合起来，选择有利于走向伟大民族复兴的技治模式、战略和措施。
实际上，技术治理在全球的推进史，同时也是它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国情的过程，结果是技治形态的分叉化、在地化和多元化。并不存在某种普世的技术治理形态，或者某种必须遵守的技术治理原则。展望未来，这一趋势肯定会愈演愈烈，威尔斯设想的“世界国”会落空，伯恩哈姆预计的三个大国瓜分世界的景象不会出现——除非非理性的狂热而不是技术治理背后的理性主宰人类。
技术治理未来应该走向何方？结合中国的情况，如下原则性建议可能会是有益的。
第一，以科技谦逊主义为科学论基础。技术治理坚持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运行社会？那么，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究竟是什么呢？对此问题的回答决定某种技治方案的“底色”。在中国，最广为接受的科学观，可以被称为科技谦逊主义：（1）科学第一，但不惟一。这种态度正如一般中国老百姓生病之后，如果有钱的话，首先想到的是去正规医院找医学院毕业的医生，而久治不好的时候，则有可能去尝试一些民间偏方、游方郎中或民族医学，等等。（2）搁置科学是不是真理的问题，集中考虑科技如果改善我们的生活。技术治理的目标是行动，要让科技成果惠及更多的人群，同时要防范科技应用可能危害我们的生活。（3）在自然面前保持谦逊，反对科技狂妄主义的情绪。清醒地认识到当代科技的局限性和使用范围，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尤其在涉及人的问题上，必须时刻意识到当代科技对人类及其行为的认识还非常之有限。
第二，在理论上坚持“有限技治论”的立场。历史经验和许多思想家的研究都已证明：至大无外的总体化技治乌托邦是不可能的，更是极其危险的。只有有限技术治理，才可能在现实中良好地运行。有限技术治理意味着：（1）技术治理必须服从社会的总体目标，将自身定位为实现社会福祉的效率工具。（2）技术治理必然伴随着技术反治理现象，必须要容忍和平衡对治理的不断反抗。（3）对技术治理也要进行控制，以免它失控而危害自由和民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因势利导地完善再治理制度。（4）技术治理方法并不否认其他社会治理方式的价值，承认自己局限于其中的效率目标是有限的，注重在不同语境中与其他价值目标的融合。
第三，在实践中坚持“技治选择论”的立场。仅就新冠疫情技治而言，世界各个国家都发现许多不同的技治模式、战略和方法。自20世纪30、40年代的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以来，现实中技术治理实践的既有形式五花八门，差别很大。从理论上说，坚持不同的科学观，主要采用何种科技知识，由哪个专家群体来领导，主要用何种途径规范被治理对象，等等，均会通往不同的技术治理形态。技术治理有一定程度的社会规划性，但并没有一个必须达致的乌托邦目标，而是需要不断实施、反馈和调整技术治理的诸种细节，使之与当下的历史语境相契合。显然，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特定的技术治理需要随之演进，与时俱进。也就是说，实施技术治理需要不断选择，这是动态平衡而不是静态锁死的过程。
最后，技术治理要适应科技的未来发展，更要促进科技更多地造福社会。一种技治模式越能利用科技服务人类，越能适应科技发展，越能促进科技进步，它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此时，技术治理不仅仅是控制力量，同时也是服务于民主的自由力量——就像新冠疫情中，免于病毒侵袭和伤害，也是一种民众的渴求。
不应该将科技与自由、技治与民主对立起来，真实的世界并没有将你置于非此即彼的艰难抉择中——要么自由地染上新冠肺炎死去、要么变成极权主义科技操控的“可怜虫”。不是吗？更有意义地问题是：“如何”让科技增进更多人的福祉。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