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的年代：大战结束至50年代末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萨特和他的战友、同伴们一起和巴黎人民共同欢庆胜利。战争结束了，但它在人们心灵上的造成的创伤远远没有平复，它在地球上留下的阴影远远没有消除。面对战后满目的苍凉废墟，人们感伤、茫然，对社会和他人失去信任，忧虑重重。人们强烈希望摆脱，摆脱这个世界的混沌不安，摆脱令人窒息的过去。
萨特和他的同伴们的活动和思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迎合了当时普遍的历史心境。他们经常在圣•日耳曼大道上的花神咖啡馆聚会，他们的著作相继出版。萨特和梅洛•庞蒂、阿隆、波夫瓦等人一起创办了《现代》杂志，这份杂志成为存在主义的主要宣传阵地和重要论坛。1945年10月萨特在布鲁塞尔还发表了著名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演讲。他的小说、剧本也广泛流传起来。于是，“存在主义”一词不胫而走，萨特等人名声大振。报刊杂志等媒体上不断出现有关存在主义的文章和谈话，最初，萨特拒绝“存在主义”的称号，1943年他在塞尔夫出版社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公开声明：“我的哲学是一种关于存在的哲学，但存在主义是什么，我不知道。”萨特曾断然反对把这个称号加在他和他的朋友们头上。但是在此时，他屈从于社会舆论了：“人们都管我们叫存在主义者，我们终于接受了这个称呼。”
于是，存在主义一下子就迅速地蔓延开来。在法国一直风行了10多年之久，成为战后法国乃至西欧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潮。萨特本人也被公认为法国存在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存在主义激励那个年代所有反对意识形态的集体象征的人们，坚决拒绝在20世纪实际很普遍的取消和压制自由的种种倾向，提倡毫无掩饰的人生，与任何道德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都相去甚远，并且确认没有任何压制人的宿命。如前所说，萨特的存在主义遭到右和“左”两个方面的谴责和反对：前者谴责萨特的思想触犯了具有永恒不变的确定人性的“人”的理论，后者则认为萨特提出的人道主义完全忽略了历史的决定条件。而真正感谢萨特理论思想的是处在两者之间的“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萨特存在主义要求他们承担历史的条件，敢于面对恐怖和荒谬，看到自己的人之尊严，保持自己的特殊的人性。这样的理论对于他们似乎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出路。萨特的存在主义体现了一种历史心境，他的以“人”为出发点的哲学迎合了战后一代急于摆脱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要求。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德勒兹对此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战争胜利时，我们奇怪地蜷缩在哲学史的角落里。人们刚刚知道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我们就像一群年轻的犬狗涌向比中世纪还要糟糕的经院哲学。万幸的是，我们有了萨特，他是我们的外在。这真是后院里吹来的一阵清风……在索尔本大学的一切可能性中，他是唯一给予我们力量以承受重新开始的新秩序的人。萨特从来没有停止成为这样的人。他不是一种模式，一种方法，但他是一股新鲜空气，一股清风，甚至当他从‘花神’咖啡馆走来时也是如此，他是一个仅仅改变知识界处境的知识分子。”
这里还应再简单谈一下萨特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还是在高师学习期间，萨特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以后漫长的哲学研究中，他也曾几次与共产党合作，但又始终没有间断过与之论争。在战争结束后，由于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吸引了相当多的法国左派知识分子，萨特就是其中的一个。但很快，随着纪德等一批法国作家赴苏访问归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人从苏联回来后发表文章，揭示了他们在苏联的所见所闻，谈的最多的是苏联集中营的情况。这在法国知识界引起不小的震动，很多抵抗运动成员都开始“右转”。
1946年，萨特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唯物主义与革命》一文，开始了与法共漫长的论争。这篇文章立刻受到法共《人道报》的批判，使他与法共的关系一度紧张。但他在此时的态度与纪德、加缪、梅洛•庞蒂等人的明确态度相比，还是不确定的，也存在矛盾。直到1950年，他还一方面谴责苏联的集中营的非人道行为，一方面仍然认为苏联是一架“出了事故的机器”，苏联在总的方面是站在正义人们一边的，表明他与那些坚决反苏的人是有区别的。为此，他先后与他的战友加缪和梅洛•庞蒂决裂至终。萨特这种暧昧不定的立场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他一面与法共继续争论，一面与法共进行一些合作。同时他还访问过苏联，担任了苏法友协的副主席。（萨特携波夫瓦在1955年访问中国，逗留45天之久，受到陈毅的接见。萨特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非常友好的文章，波夫瓦也在回法之后写过访华观感。——笔者注）
萨特这种态度的彻底转变发生在多事的1956年，也有人指出这是萨特觉醒时期的开始。在法国国内选举中左派获胜，但却同意向阿尔及利亚增兵，延长服兵役期限；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作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法共开始保持沉默；同年，苏军进驻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这三件事引起法国乃至西方知识界的强烈反感，可以说宣告了苏维埃国家对西方知识界诱惑力的结束。很多人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中国。也是在这一年，萨特与法共彻底决裂，明确了他对苏联体制的立场。这是萨特人生历程中的一次重要转折：“那时，经过一系列的政治事件，我十分注意我与共产党的关系。而一旦投身于行动的气氛之中，我突然清楚地看到曾统治着我以往事业的一种狂热，而我以前却没有认识到。因为我身在其中……我用了30年的时间才从这种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当我不得不与共产党决裂之后，我就决定写我的自传（指《词语》——笔者注）。我要指出，一个把文学当作神圣事业的人是怎样过渡到行动中去的，虽则这个行动还是知识分子的行动。”
在对自己思想经历和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上，萨特在1960年发表长篇哲学论著《辨证理性批判》。萨特希望把存在主义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这部著作也标志着萨特更多地转向历史和社会的思想转变。而自60年代起，萨特也就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社会活动方面。
1964年，萨特被瑞典皇家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萨特立即公开宣布拒绝接受，他表示他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这确实体现了萨特的特殊性格，他就是萨特本身，不需要什么桂冠和头衔。正如钢铁大学哲学教授米歇尔•翁弗莱所说，他只喜爱像萨特这种类型的斗争的哲学家，与时代相对的哲学家——已去的福柯、德勒兹，今天的布尔迪厄——都是这样的哲学家……他们的事业永远得不到荣誉勋位和爱丽舍宫的青睐。
萨特更加积极地投身到社会活动中去：参加1965年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担任欧洲作家联盟主席；1966年访问苏联，公开反对苏联政府审判持不同政见者；1967年，接受罗素之邀参加“战犯审判法庭”，调查美国侵越罪行，甚至担任过法庭庭长。年过六旬的他精神依旧，始终以战斗者的姿态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1968年，巴黎爆发了震惊西方世界的“五月风暴”，这是大学生对现实、对既定传统和学校陈规的一次极端的反抗运动。萨特始终立场鲜明地站在造反学生们一边，并且对法共的“暧昧”态度十分不满，认为法共不但不革命，甚至连改良派都谈不上，比右派都不如，实质上是他们出卖了五月革命。他声明支持共产党之外的革命活动。特别是，他认为“五月风暴”中大学生们的造反不再意味着《存在与虚无》中的个体的自由，而体现了《辩证理性批判》中的“融合集团”范围内的行动的自由。（公众号“无处不哲学”编辑推送）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巴黎学生们的斗争实践了《辩证理性批判》的某些观点。1968年以后，萨特更是全力参加各种活动，他发表演讲，出席集会，会见记者，签署声明，甚至为表示支持上街游行，叫卖报纸，定期会见“毛主义分子”。他先后担任激进左派《人民事业报》、《我控诉》等报刊的领导职务，以保护这些出版物免受官方查封。
“我将在希望中死去”：最后的岁月
70年代以后，萨特步入人生暮年。他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后来双目濒于失明。在完成并发表了最后一部论著《家庭白痴》之后，这个一生以阅读和写作为唯一使命的思想家终于不能再读写，但他的哲思和活动却没有停止，仍然经常发表谈话，接见朋友、学生，并且开始和波夫瓦一起回顾过去，由波夫瓦把谈话内容整理成文。这些谈话在1981年以《永别的仪式》为名由加利马出版社出版。他在1975年70岁生日之际接受《新观察家》周刊的采访，发表《七十岁自画像》谈话录。在这次谈话中，萨特表示他的作家生涯已经结束，声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自由社会主义者，再次明确他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
萨特与波伏娃
萨特生命的最后几年，双目完全失明，行动困难，几乎闭门不出。但他仍然乐观，关心外边的事情。请别人为他读书报，并且经常欣赏他钟爱的古典音乐，波夫瓦和朋友们陪伴他走向生命的终点。
1980年，萨特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不过他还是在临终一个月之前接受《新观察家》的采访，发表最后一次谈话《希望，现在是……》。萨特以一个“即将在这个世界上死去”的老人的身份回忆了自己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公众号“无处不哲学”编辑推送）。已进垂暮之年，不免有些伤感，但却没有放弃希望：“不管怎样，世界看来是丑恶的，没有希望，这是一个即将在这个世界中死去的老者的不会打扰别人的失望。但是确切地说，我正在反抗，我将在希望中死去……”
1980年3月20日，萨特因肺气肿发作被送进医院，开始醒来还神志清醒，偶尔还能与朋友们说话，但很快病情急转直下，4月13日陷入昏迷，4月15日这位奔波一生的一代思想宗师停止呼吸，享年75岁。
萨特的去世在法国乃至世界各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震动。在萨特逝世仅两个小时之后，法国电台和电视台就发布消息。许多政界、学界、文坛人物都对之做出反应。当时法国的总统德斯坦、总理巴尔都以个人名义发表讲话。德斯坦说：“萨特的逝世使我感到人类智慧的一盏明灯熄灭了。”巴尔则称萨特为“当今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许多学者称萨特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伟大榜样，他和他所承继的法国伟大思想家蒙田、伏尔泰、卢梭等思想家一样，是“介入”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注重，正是由于他这种介入知识分子的特殊立场：他追求的是改变对“意识”和“世界”、个体精神和公共境遇、身体和理性之间关系的新观念。他要用自己的著作（哲学，文学，戏剧和文论）介入人生、社会、政治、历史，他始终坚持左派知识分子的“介入”立场。所以，他和许多哲学家不同，他不是以哲学为目的，他的哲学是有目的的，是与时代、现实息息相关的。“一部著作是在时代中获得绝对真理的。它就像一次动乱、一次饥荒那样被人经历，当然没有那么紧张，也没有那么多的人，但方式是同样的。这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的流射，是一种关联，即那些制造这关联和接受这关联的人之间的愤怒、仇恨或爱的活生生的关联。”
即使是他的最观念化的论著也从来没有与他的“介入”的经验分离过，所以他永远承担着知识分子可能要担负的一切任务，永远置身于时代任务的所有状态之中。正是他的这种知识分子的形象，这种“介入”哲学家的形象，得到了人们普遍的尊重和崇敬。因为，做这样的知识分子，是需要勇气的，而并不是人人都能拥有这种勇气的。这种被有人斥为“天真”和“浅薄”的勇气，是我们永远需要的。
无论如何，世界上总是需要这样勇敢的人。
萨特去世后，4月19日出殡的盛况，就是表达对这样的人的崇敬和怀念的最好证明：约有五万人自发从各地赶来护送萨特到蒙巴纳斯公墓，灵车到达时，墓地业已人山人海。如此壮观的送葬场面，自法国是作家雨果逝世以来绝无仅有的。这不是官方组织的葬礼，却比任何官方的仪式更能体现人心：“这正是萨特生前所希望的葬礼，可惜他却看不到了。”（见波夫瓦《永别的仪式》法文版第158页——笔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