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报案材料！
——冬游关中母亲河畔，盘点恨我的人……
【征集意见稿】
关中母亲河——渭河畔。
2018年12月26日，赵东民在家中庆祝毛主席诞辰125周年。
陕西省公安厅胡明朗厅长：
2018年5月，我去欧洲前就感到有些不适，到医院初诊发现有问题。因为我报团赴欧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就没有顾及，回国后再检查，被医院确诊我患上了食道癌。对这个这个“噩耗”，我并没有感觉到特别的“晴天霹雳”。对唯物论者来说，人终究是要死的，从自然中来再回到自然中去。这种自然规律迄今还没有谁能抗拒。在我们这个癌症高发的国度，患癌也实在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情。如果我们生活环境的恶化得不到有效遏制，再过几年，患癌也许和伤风感冒一样平常。以平常心对待就是了。最好能趁活着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充实一下倒计时的人生。
倒是我家里人对我的病难过的一塌糊涂的。爱人吃不下饭，眼泪流的哗哗的，从饭桌上哭到我病床上，从家里哭到医院，视乎我真的马上不久于人世了。饱经风霜年过古稀的老母亲，虽然强做坚强安慰我们，但还是难掩内心肝肠寸断般的痛楚。两个长期让我闹心的儿子，突然也变得“懂事”起来，总之家里的气氛因为我的病，突然变得十分异样。而我对中标患癌的态度是坦然面对的，从此行文、聊天，对外都毫不掩饰自己的病情。当然也和我张扬的性格有关。但是家里人都反对我这么做，认为我因为坚持信仰和维权，在官、商界有那么多有势力的“仇人”，他们不但会幸灾乐祸甚至还会趁机加害我。还有一些朋友怀疑我的病本身就是遭人暗算的。朋友的“提醒”也不能不让我有所思量。我患癌前，离我上一次的体检不到两年，那时肛肠、胃镜都做了，也没发现什么病变啊。怎么这么快就被诊断为癌症？而且还是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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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初，我手术前特意到西安新城广场观看降旗仪式（视频）。
我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性格，再加上信仰的影响，我很早就决定，将来我无论什么时候去见马克思，我的骨灰都不能埋进暗无天日的泥土里。作为土生土长的陕西关中人，我希望我的骨灰能撒进关中母亲河——渭河。那样的话，我就能幸福的躺在关中母亲河的怀抱里，顺流而下，汇入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最后融入碧波荡漾，无边无际的大海。那该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景象呀！当然，要在不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情况下这么做。2018年11月下旬，我决定带上爱人去我梦想中的最终归宿关中渭河，临潼新丰段探访。徘徊在母亲河畔，我思绪颇多，主要的盘点了一下那些“恨”我的人。猜测他们有谁可能对我下“黑手”。希望省公安厅能帮我查清事实，还我和家人平安的生活。
我迄今人生最大的坎坷，莫过于从2009年8月19日开始遭遇的不白之冤。这一天，我因为从2008年开始，倡导陕西几十家破产改制企业的下岗工人和各地维权农民，进行自我革命，团结起来维权找工会，以此实现维护现行《宪法》和《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政治目标，结果被原省政法委书记宋洪武指示政法机关刑拘了。我为什么要管下岗工人维权和维护现行《宪法》及现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闲事”呢？因为我是一名信仰共产主义的法律工作者，所以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陕西省政法机关，按照原省政法委书记宋洪武打压工农群众维权，一贯奉行的“不够违法往违法上靠”的指示精神，对我非法超期羁押长达近一年半。期间令人愤慨的是，因为我拒不认罪，宋洪武不但指示政法机关对我进行非法的超期羁押，非法剥夺我和家人通信的权利，而且封锁了我爱人重病直至去世的消息。主办我案子的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国保民警周小玉，私下多次不无遗憾的对我说，在我爱人弥留之际，他给上级打报告请缨，申请亲自带我去见我爱人最后一面，结果未获批准。二审开庭时，从押解我的市中院法警队那里得知，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亲自过问此案，并派他的爪牙在我二审庭审现场监督审判。二审开庭前，在我仍不认罪的情况下，陕西官方又在宋洪武指示下，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由省政府法律顾问带我的老父亲进到看守所禁区，和我见面劝我“认罪”。那一幕让我联想到《洪湖赤卫队》中，彭霸天让韩英老母亲到牢房“劝降”韩英的场景。宋洪武分子多么渴望我能“认罪伏法”给他们台阶下，以掩盖他们践踏党章、宪法的政治罪行呀。我仍然坚持不认为我帮助工人维权找工会是犯罪。但是我对宋洪武分子亵渎法律的行为极为愤怒！针对宋洪武非法封锁我爱人重病去世的消息，我在2011年4月7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寄给中共陕西省委《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关于陕西8.19事件致中共陕西省委的总结报告》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 第二十九条明文规定‘人犯的近亲属病重或者死亡时，应当及时通知人犯。’这足以证明，赵东民在羁押期间受到的是非法的待遇。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不能不说是陕西党政决策层有人对赵东民是恨之入骨的”。中共陕西省委的负责官员们，始终没有一个回应我。理屈词穷还是对蒙冤百姓不屑一顾呢？他们自己最清楚。
我申诉到西安市中院、省高法和最高法，都被驳回了。虽然周永康罪有应得的落马了，宋洪武莫名消失了，但是我的案子却得不到改判。我认为，像周永康、宋洪武一样仇恨我帮助工人维权和维护《宪法》、维护《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官员依然存在！他们仍可能在暗中对我伺机下手。2016年2月22号（元宵节），我和二婚妻子（邯郸魏县人）到河北邯郸魏县办理妻子迁户口手续。入住魏县君悦商务宾馆第二天一早，就遭遇当地警方奉河北省公安厅之命（据魏县反恐大队王警官15033093400说），对我进行涉恐盘查的事件。这证明我的猜测不是空穴来风。河北官方把我列为涉恐人员，应该是官方发出了一个用非常手段解决我的信号。2016年2月27日，我给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的信访材料中说：“兔子咬人从来都是逼出来的！哪有叛徒官僚窃取党的名义堵死正常维权渠道，变本加厉的压迫剥削工农群众，而工农群众会永远忍受下去不起来反抗他们的道理？未来某天我若再次踏入河北境内，无论河北既得利益集团、资产阶级权贵是明着以‘反恐’公然举枪，还是暗地以别的手段要我血洒河北魏县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我是否明知不敌也要学习发扬人民解放军敢于‘亮剑’的精神，予以暴力反抗？因为这是考验我个人对党、对共产主义信仰是否忠诚的又一场斗争！”我给赵克志书记的信访材料寄出一个多月后，2016年4月16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曾任河北省公安厅厅长的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我把这个巧合算作对我信访河北省委的回应吧。无论如何由此可以看出，恨我的官员并不局限在陕西省。2016年12月我和爱人去香港，出境前入驻深圳宾馆，同样受到深圳警方的特别盘查……
2016年元月，我去北京拜访全总离休老干部、老革命韩西雅韩老。顺便约见了多次QQ聊天表示非常支持我的一位同龄人刘教授。他时任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该所由财政部、教育部和北京大学于2005年10月27日共同设立，为我国第一所专门致力于教育财政研究的学术机构）教授、副所长。
我始料未及的是，刘教授劝我象韩信那样由效命项羽转投刘邦那样“改换门庭”，才可能获得贺卫方这样的法学权威帮助，甚至还可能象陈光诚那样不但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还获得美国国籍。刘教授认为，现在中国的政治环境，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最独裁专制的。应当推行普世价值和宪政体制，效仿美国那样比较成熟的民主体制。刘教授说，你不是一直提倡自我革命吗？那么能不能“自我革命”一回，彻底改变一下自己，对自己和孩子家人都有好处。我对刘教授的观点进行了坚决驳斥，严词拒绝了他的“好意”。特别指出刘教授让我通过“自我革命”，放弃信仰“改换门庭”是对“自我革命”的严重曲解。会谈不欢而散，我至今还记得刘教授临走前回头看我的眼神，充满愤怒的失望。我回家后，把我们的会谈写成备忘，然后发给刘教授征求补充意见。结果招来刘教授电话里恶狠狠的质问：“赵东民。你想干什么？想害我？！……”我一再解释只是做个备忘。他咆哮完了后挂了电话。刘教授不久又打过来，但是比上次在电话里的情绪平静了许多。刘教授主要请求我不要公开发布我和他会谈的那个“备忘”。我答应了。一直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在小范围的几个好友中间传阅了一下。我还把备忘材料例行向“监控”我的陕西各级公安国保部门作了详细报告。结果没人理会，陕西国保没有任何反应。
刘教授的背景不一般，他绝不是官方派来“考验”我的。因为没有官方让我入仕当官的迹象。各级法院连我的冤案申诉都一直驳回了。刘教授的背景，应该是国内亲美势力和国外美国政府代表的反华势力。我对他们招降纳叛的断然拒绝和举报，肯定会招致他们对我的仇恨的。刘教授对我电话里的态度足见一斑。他们也有对我下黑手的动机。
2011年12月14日上午，我闻讯赶到陕西服装工程学院，“会见”了受邀到此讲课的“反毛”学者袁腾飞。他也是该校的客座教授。我围绕有关毛泽东的话题向袁腾飞提了几个问题，结果袁教授表现的不尽人意，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他最后干脆钻进一辆商务车里躲了起来。事后我把我和袁腾飞交流过程，如实写了篇报道——《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代表“会见”袁腾飞》。没想到像捅了马蜂窝一样招致骂声一片。早年的反对者就不说了。我于2017年元月18日在公众号重发此文后，跟帖又骂我是“毛粪”、是“哈巴狗”的，骂我“傻逼”、“脑残”、“杂碎”的，更可怕的是还有人留言威胁，让我全家今年都去死。看来，袁腾飞和他的支持者们代表的“反毛”势力，对我的仇恨程度也不浅。谁能证明这股势力不会对我不利呢？我认为没人能证明。
今年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25周年。各地民间都在自发组织到韶山庆祝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不知道被谁拉进一个“西安-韶山群”微信群。我因为对群里几个微友辱骂张宏良和戴旭是维护“特修”的言论表达了不同意见。招来一群群员围攻。骂我是“特色狗”、“卑鄙龌龊的杂种”，还有人说我“一个快死的人还这么没教养”，让我“去死吧”，“快点收拾收拾准备去世吧”……群里还有一位微友，因为发了赞扬王岐山铁腕反腐的信息，被几个围攻我的群员搜出其照片，并写上“死刑”二字。围攻我和那位赞扬王岐山的微友的群员，甚至恶狠狠地说：“亲不亲阶级分，爱憎要分明，对疯狂顽固的反动分子，不但要骂，如果条件允许，对疯狂的阶级敌人还应该杀无赦”。这些以“拥毛”的名义反对现行社会主义体制的人，通过其杀气腾腾的言论，足见他们对一切维护现行体制者的仇恨程度。我落在他们手里或者他们“条件允许”，我这类维护现行《宪法》和现行《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者是必死无疑了。
总结以上陈述，仇恨我的人，无论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反党、反对现行《宪法》和现行《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而且他们为达到他们的反动目的，而用各种他们“条件允许”的方法致我于死地，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我这类人阻碍了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和野心。即便我这次因患癌而去见了马克思，陕西省公安厅还是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话，衷心希望陕西省公安厅能继续深入关注此案。不仅仅为了还我和家人平安的生活，更是切实保护民间敢于站出来旗帜鲜明的维护《党章》、《宪法》和《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人。为了党、为了国家、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此致
陕西省公安厅
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临时负责人
赵东民
2018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