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阈下宗教融合趋势研究——以禅宗为例
摘要：
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宗教积极因素发挥其德行和慈善优势融入社会治理，推动异质文明从冲突、对话走向融合，是宗教发展的趋势。禅的中国化变革体现了文化演进的机理。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了宗教融合，禅的圆融、变通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宗教融合的趋向。在多元文化对话的平台上，宗教文化“善”的共性有利于扩大交流互动，消解宗教冲突，走向宗教文化实践共同体。禅“众缘和合”的思维观为世界文明融合提供支撑与样本。
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有着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历史上曾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又呈现出万千形态，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重要性和特殊性。宗教文化中包含的诸多伦理道德思想，完全可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2016年4月，他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我国宗教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最大限度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更好组织和凝聚广大信教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强调“坚持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这些都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深刻洞察。
一 社会治理与宗教价值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强调“要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宗教团体及更为广泛的宗教信仰者，是社会多元治理现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社会转型及社会问题丛生的大背景下，宗教文化在参与社会治理实践过程中提供了有效回应（刘太刚，2016：98）。但在宗教学研究中，其跨文化、实践性的性质以及相关研究方法往往易被忽略，使得对宗教发展的融合趋势研究不足。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引导宗教文化充分发挥积极功能，弱化其消极一面，将舒缓社会转型之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宗教文化的价值解释体系比道德规范通常更具全面性、深刻性、持久性，其追求真善美、追求和谐的和平观、道德观、自然观，对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启示作用，赋予个人生存更多的意义选择，对于弱势群体具有抚慰作用。宗教文化主要以价值引导、教义传播、思想引导、心理疏导、情感激励、行为示范等柔性教化手段，影响社会各个层面的受众，其灵活性适应了社会的多层次性与动态复杂多变性，积极作用不容忽视。
宗教组织还提供慈善活动、公益活动、志愿服务、社会服务来提升自身影响力，一方面，可以弥补地方政府对社区教育、服务的投入不足；另一方面，将构建起相互协作的社会基层网络体系，能够不断吸引和整合向善的力量，凝聚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共同体。基于宗教信仰的社会共同体，在慈善生活中培育志愿者精神，在自我管理的同时服务人群，在完成组织自我塑造的同时，也向外传播教义和价值标准，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安全网”，增进他们的社会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各种宗教慈善活动对于应对社会危机、纠正社会不良风气、降低利益冲突、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和减少治理盲区、提升社会稳定与文化整合的水平具有积极意义，促进了宗教组织与多元社会的协调发展。当代的中国宗教团体在实际运行中已经发展出服务社会的庞大功能，实际上为政府与市场提供了一种社会意义上的“补救”，构成了“整合式”的社会活动空间（施惠玲，2014：130）。宗教组织作为参与社会多元治理的现实基础，从价值认同、祖国统一、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等方面加强了国家、社会、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独特作用。
二 五大发展理念对宗教的改进和引领
宗教理念作为文化基因，早已融入人类文明传承的血液之中，影响和左右着民众和社会的发展。因此，无论承认与否，宗教发展都对社会进步有着重大的潜在影响。以新理念引领宗教发展，将影响到国家、社会与个人发展的方方面面，使宗教发展与文化复兴、人民幸福同向而行。坚持创新发展。宗教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对于中国当代的哲学思想、精神意识、道德规范仍然具有深远影响。宗教社会组织基于信仰联结成广泛的命运共同体，增进信教大众对社会的归属感，增强社会信任，既丰富了信教群众的生活，也是现代社会文化交流的阵地。始终服务于国家利益，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思想与方法为指导，切实深入挖掘宗教教义和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沿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正确方向，在思想、组织等层面不断对宗教教义做出符合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创新性解读和阐释，弘扬正能量，自觉担当社会责任，提升理论创新与管理创新能力，宗教文化的积极因素势必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坚持协调发展。社会转型阶段，当代中国宗教在社会公共领域具有独特的社会整合和协调作用。宗教本土化进程就是与优秀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进而形成信任、互助、互惠的社会关系，对于调和社会矛盾大有裨益。与“五位一体”布局相适应，认清宗教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定位，辩证分析宗教文化同世界政治、经济、历史、民族问题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在思想认知上积极发掘教义，协调和稳定社会秩序，宗教组织将成为凝聚社会关系的重要治理主体，以文化优势参与到先进文化建设进程中去，彰显与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相一致的教理教义，大力发展宗教慈善与公益事业，推动多元社会主体良性互动，为践行社会主义道路做出贡献。坚持绿色发展。充分挖掘宗教信仰在世界观、自然观方面的绿色生态伦理思想，可以为社会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互动、开发绿色经济和生态经济等提供伦理支持。宗教文化涉及民俗、文学、艺术、建筑、生态、医药、哲学、生命学、军事、生物学、矿物学等许多方面，是着力开发精品项目的文化资源，尤其将带动民族地区宗教与文化、休闲、养生、医疗、旅游等互补发展、绿色发展、跨越式发展、全面发展，为绿色崛起做出应有的贡献。
坚持开放发展。不同的历史阶段，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民族，形成了璀璨而各具特色的宗教文明，并无优劣之分。但异质宗教之间的并存和差异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彼此之间的陌生，不能相互适应，甚至产生矛盾和极端主义。以何种态度来对待现实存在的多元宗教文化，对话交流还是我执我见，直接关系世界和谐秩序。中国历史上素有对各种宗教信仰兼容并包的文化心态，外来宗教以本土化和世俗化方式逐渐融入中国社会，多种宗教共存共生是普遍现象。和谐共荣，美美与共。以社会主义宗教观正确处理外来宗教合理成分，推动中国本土宗教全球弘法利生，将成为塑造中国文化软实力可资利用的资源，也是传统和谐文化的延伸。
坚持共享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民族、宗教工作是全局性工作，指出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在思想理论和实践层面为引导宗教发展提供了指导，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崇尚和平、护念一切众生是世界各大宗教的本义。宗教教义中爱国爱教、扬善抑恶、平等宽容、普济众生等内容与社会主义社会道德观相契合，与共享发展一脉相承。
宗教组织作为具有广泛影响力和传播力的社会组织，提供的主要产品是宗教信仰，为日常平凡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意义、形式和目的，引导人们在思想上的凝聚与行动上的合作，共享社会性的需要和关怀，这种共享性甚至可以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将世界组织联系在一起，这正是宗教作为厚重的精神文化资本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基于这种凝聚力，宗教组织通过教义信仰和慈善活动构建了现代社会中至关重要的一种共同体（施惠玲，2014：130），传播向善的生活方式、话语方式、文明基因，也赋予了宗教组织比普通社会组织更神圣的精神魅力。坚持文化融合的方向，正视宗教文化积极的社会作用，长存向善之念，慈悲教化众生，宗教智慧为人民共享，宗教慈善为人民分享，宗教发展与济世利人融为一体。宗教文化发展自然而然成为共享发展的一种践行。宗教文化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升华，集中体现了党治国理政思想对宗教发展的指引。五大理念用系统思维引领宗教发展，使得宗教组织和谐发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趋势和内容更加整体化、具体化。以五大发展理念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表明了党中央在新时期如何正确引领和对待宗教的真正态度，是在当前世情国情中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大思想推进和理论发展，推动宗教文化发挥社会资本、精神纽带、文化资源的现实作用，为分析宗教文化发展趋势和社会践行提供了出发点。
三 宗教发展就是宗教融合的过程
从古至今的文明足迹，无论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还是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无不浸润着宗教文化的深刻烙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引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进化论的自然主义方法论，并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广为接受。学者试图依照此范式把古往今来的宗教类型纳入进化的发展脉络中，诸如泰勒的精灵崇拜—物神崇拜、偶像崇拜—多神教—二元神教、一神论宗教图式，弗雷泽的巫术—宗教—科学图式，等等（思竹，2013：65），有助于我们了解宗教文化发展的理路。物质、宗教文化与社会的进化过程揭示：宗教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文化的碰撞融合而不断演绎，成就今天的宗教图景。
（一）儒释道的融合发源于印度的佛教，13世纪初在本土消亡，在中国却得以源远流长，与儒、道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三者由彼此独立到相互影响、流通融合，逐渐变成你中有我、三教合流、推陈出新，可谓中华文明的奇迹。回顾这一历史，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对话与融合是宗教发展的源泉，“和合”是其终极的选择方式。佛教传入和道教形成基本都是在两汉之间。佛教为了扎根中华沃土，首先对传统的印度佛学进行改造，用“缘起”“因果”“无常”“众生平等”等作为根本理论，适应了中华民族的心理需求。在佛经汉译中借用道家思想和儒家语言，以便人们更易理解和接受。例如将儒家的忠孝、仁爱等理念与佛家的慈悲，将五常、五行、五经与佛教的五戒相会通（洪修平，2002：83）。以道立身、以儒立世，为佛教立足中土寻找到理论依据，也在不同程度上将儒道思想纳入佛教。在社会教化功能方面，儒家作为立国之本，为社会提供了伦理规范，但在惩治社会罪恶方面相对缺乏显性的有效手段。佛、道两教提出信佛、修道、行善积德可以成佛化仙、与道同体，反之将堕落地狱等观念，为普通百姓从善去恶提供了心理支撑（宋百元，2014：143）。
在文化背景方面，帝王崇佛、文人墨客翻译佛经、佛道义理之辩、高僧儒生学仙养生、以玄奘为代表的佛教对唐王朝“臣服”等，客观上都为三教互动提供了契机。唐玄宗就钦点三部经典《孝经》《道德经》《金刚经》并亲自作注，在全社会推广阅读，其中《金刚经》既是佛教也是道教的经典，“三教合流”基本定型。唐宋哲学发展的总脉络从以佛教为首的三教鼎立，到以儒家为主的三教融合，形成完整的儒教体系（谢重光，1999：64）。直至发展为“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彼此渗透，又保持自身独特风貌。儒家侧重协调人与人的关系，道家侧重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佛教侧重协调身与心的关系，三者为各自的存在和发展寻找到空间，又相互补充，共同为国人提供了心灵指引与人生安顿。
（二）禅宗——儒释道融合而形成经历了“三武一宗”的灭佛法难，佛教意识到发展自身最好的方法就是与中国文化主流相融合。禅宗对佛教进行了中国化改造，顺应了三教合流的总趋势，在五家七宗中一枝独秀。自达摩师祖至四祖道信遵循“藉教悟宗”“依教明禅”的“渐修”禅风，研习佛教烦琐哲学与仪式、累世修行、财物布施等修行方式使修佛成了名门贵族的特权。直至五祖弘忍提出众生“心本来清净，不生不死，无有分别”，人“自然与佛平等无二”。六祖慧能提出“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向心中作，莫向身外求”和“众生成佛”等佛性思想，涵化并延伸了儒家心性论的“性善”、人生下来就有“良知良能”、“知性”、“知天”、“天人合一”、“人人皆可以尧舜”、“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等思想，给中国心性论注入了新内容（罗移山、程瑛，2002：51）。
在修行方法方面，禅宗通过打坐、静心、顿悟而明心见性与道家通过坐忘、心斋而悟道的修行实践相通，“缘起性空”与“道生一”、“不立文字”与“道可道非常道”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铃木大拙认为：“禅师的最明显的特质是在于强调内心的自证。这种自证，和庄子的坐忘、心斋和朝彻是如出一辙的。”
佛教传入中国最初的教义过于强调出世思想，《梵网经》“出家人法，不礼拜国王、父母、六亲，亦不敬事鬼神”等提法不免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人伦规范及政治制度存在冲突。六祖提出“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敬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修行不由在寺，在家亦得”思想，强调修行回归人间，与儒家忠孝观、入世思想相互交融，解除了“重出世而轻世间，重度死而轻资生，重解脱而轻度众”的流弊，慢慢淡化了印度佛教过于浓厚的出世色彩，奠定了禅宗生存发展的基石。
禅宗一面不断消除印度禅的苦修色彩，一面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汲取儒道伦理思想文化来变革自身内容，适应中国大众的心理需求，以其开放和融合最终被中华民族所认同，融入民族文化和精神。
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2003：5）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的主要内涵有四项基本观念：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为古代先哲成就儒释道文化融合互补提供了思维根基，亦为“出世的精神”与“入世的事业”之间寻找到桥梁。禅的变革不仅是宗教的变革，更体现了文化演进的“和”的机理。
在“和”的共识基础上，不同类型的宗教信仰向会通的理性信仰转型，是宗教文化发展的动态历程。正如“实在唯一，圣者异名”“诸神同一”，古往今来的宗教圣哲均已洞见到：宗教的本质是对“无限者”的体认和信仰，无论道、天、梵，还是安拉、雅赫维、上帝、神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无限者”的称呼。从终极意义上说，宗教派别之间的差异只是从有限过渡到无限的桥梁的差异，因而宗教派别彼此的地位平等。对话可以推动宗教信仰在源头、目标、内涵实质、价值伦理等维度相互交流，构建开放、融合的宗教共同体。例如，安伦教授（2009：60）认为，“对于信仰这样关乎人类根本的重大事宜，人类不应该也不可能永久地停留在蒙昧、片面、局限、相互矛盾、迷信偏执的阶段。随着人类科技知识的高速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宗教信仰不可避免地趋于开放，共同接受科学和理性的检验”，“宗教信仰理性化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即将到来”。相对于西方宗教信仰中“神”作为创造者与“人”、“有限”与“无限”之间存在的鸿沟，禅的思想更具有自觉觉他精神，为化解宗教和世俗社会的危机，提供了积极主动的智慧与体悟的精进之路。
四 全球化加速宗教的融合
全球化的兴起并没有导致宗教的边缘化，相反却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宗教复兴。目前世界人口约有74亿，各种宗教信徒约占世界人口的85%。广义基督教信徒为24.6亿人，约分布于世界242个国家和地区，伊斯兰教信徒超过17亿人，约分布于全世界204个国家和地区，巴哈伊教信徒约分布于235个国家和地区，犹太教信徒约分布于126个国家和地区。在福建泉州，北宋清真寺东北方向有开元寺，北面有元妙观、府文庙，西南方向有天后宫。伊斯兰教与佛道儒集中在同一区域内，不同的文化信仰和睦相处。在泉州，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波斯、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诸种文化曾交融汇合，各门宗教建寺设坛、传道弘法，并行不悖，留下了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景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珍稀历史遗存、和谐共处的多元宗教文化，因此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多种宗教文化近距离互相融合，这是历史长河中的文化融合在物理空间的体现，也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景观。
随着交通、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传播的高效率、便利性和低成本使宗教也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布教方式，推动了宗教文化的全球化传播和多元文化的复兴。跨种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频繁，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潜移默化地存在，影响日趋深远。
历史证明，凡是与时俱进的宗教都能融合新的文化，获取新的发展能量，从而不断成长壮大。比如佛教由小乘到大乘的发展、由基督教的改革而诞生的新教、由婆罗门教改革而产生的印度教等，而凡是因循守旧、不思改进的宗教必然会消亡，例如祆教、景教、明教、通天教等。
新的宗教文化进入特定地域或人群后，宗教文化元素之间相互渗透是必然趋势。人们在了解新的文化理念的同时也会反思，甚至对原有的传统道德伦理和文化信仰产生怀疑、动摇，就必然会对原有的宗教关系与结构产生影响。
全球化进程改变了地域宗教文化的初始存在形态。正统的宗教是建构和平的力量。宗教文化冲突固然存在，但在更长的历史范畴中考察，宗教文化的本真精神是整合而非排异，不同类型宗教之间基于交流、理解、互补而逐渐趋向于形成彼此和谐与和平共处的关系，即“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极端或异端主义则是借用宗教的名义，歪曲宗教教义，具有反宗教性，本质上并不属于宗教范畴。
在生态问题、金融危机等世界性议题的影响下，各种宗教信仰不可避免地趋于理性、开放和对话。不同的宗教文化信仰之间更需要深度接触、相互学习和自我改造，在不抹杀差异性和多样化的前提下，依托“诸法同归”和“宗教共同体”呼唤全人类共同的核心价值和道德体系，最终必然导致宗教的融合与趋同。中国佛教的圆融思想独树一帜。宇宙万有为一整体，无尽缘起；万有同一而不妨千差万别，森罗万象，而本质上是“不二”的关系，诸法无碍，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圆融思想是中国佛教修持和世俗应用的基本精神，也与儒家、道家的哲学传统相契合，对内是诸宗融合，对外则圆融世法，和谐无争（陈兵，2004：181）。
五 信息时代将改变宗教的崇拜形式和内涵
信息化时代，形形色色的宗教走向世俗社会，人们可以自主比较和自由选择。各大宗教及教派为争取信众，或重新自身定位，或开发新的理念与产品。信息化使有竞争力的宗教走向全球化成为可能，同时也必将孕育出一批新型宗教。
(一)崇拜、服从将逐步转变为文化引导人类对知识认识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是宗教产生的前提之一。在此意义上，宗教提供了人类应对不确定性的一些文化功能：一是为不确定性的存在提供合理解释依据；二是减少人类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所产生的恐惧感；三是通过将不确定性交给神圣世界而为人类自身寻求了一种解脱，减轻了人类自身寻求确定性的压力（宋圭武，2012：61）。
宗教信仰是宗教的灵魂。传统的宗教信仰关注彼岸世界，以神圣的崇拜为前提。宗教借助神灵的威名实行绝对控制和绝对服从。以规范化、制度化的宗教组织、礼仪与行为戒律培养信徒的遵从意识。信徒在宗教信仰中寻求人生意义、超越和解脱，表现为极度信服和尊重，义无反顾的崇拜、赞同、服从和绝对依附。信徒在对“终极”“神圣”“永恒”的追求和期盼中获得整个生命的支柱。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宗教并没有消亡，其原因在于人的需求有两个维度：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于人类社会的精神需求仍然有着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马斯洛也认为，“人需要一种宗教或宗教的代用品作为赖以生存的基础，就像在同样意义上，人需要阳光、钙和空气一样”。在现代社会，宗教伦理亦不断创新性变动和转换，道德成为宗教文化的核心，对社会有正面贡献。基于信念与价值观的文化引导和道德规范成为现代宗教的感召力量。人们在宗教文化践行中可以体悟到人生不止于世俗的价值，满足了人的发挥潜能、自我实现的高层次需求。宗教文化提供了一套独特的个人知行体悟、社会凝聚和纷争协调、阶层整合的机制体系。
（二）多元文化趋势消解宗教冲突
宗教发展史表明，宗教文化是不间断地动态发展的，当前存在的宗教高级形态都是在不断吸收其他宗教的合理成分之后得到发展和完善的，相互之间包含了丰富的宗教共性成分。尽管任何一种宗教都是充满个性的宗教，但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平台上，宗教作为特殊的文化存在形态，并无优劣之分，理应平等共存，过于强调个性成分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宗教排斥、冲突，但仅仅依靠硬实力的竞争或冲突无法成为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宗教冲突无法消灭已经建立起来的宗教伦理价值体系，而是刺激了文化的内部变革，一种文明包容或消解另一种文明源于文化软实力的应对或失衡。在多元文化发展趋势下，各种文化之间时刻不停地进行着相互交流与磨合，信息文明的开放观、分享观也为不同宗教文化展现“善”的共性内涵提供了机遇与环境。尽管宗教文化的个性成分在交流过程中会产生偶然的冲突和碰撞，但作为宗教文化主体的共性和良性基因必然求同存异，将不同类型的宗教文化融入互动、融合、应对、创新、共存的多元文化主流，而逐渐消解宗教冲突。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宗教文化之间交往互动、失衡平衡的新陈代谢，最终是以本土主流文化为根基，吸纳外来文化因素而形成当今多元...... (只能复制500个以内的文字)。
（三）世界文明逐步走向融合
世界文明是一个逐渐生成的过程，每种文明都存在形成、上升、鼎盛和衰落的阶段，文明之间汇集、交流、竞争的不同实践过程成就了当前多元的世界文明形态，“刺激-应对”范式是文明变迁的原动力。世界文明与民族文明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人类文明进步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双重特征。各民族文明都为世界文明进步做出独特的贡献。人类对于高级文明的共同向往与多元文明的融合创新，推动文明的发展。中华文明作为不断变易、从未中断的文化形态始终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其中，禅“众缘和合”的融合思维观作为独特的文化基因，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普遍联系的整体观和系统观的认知模式、协同观与和谐观的文化理念、一种能量聚集转化的方式，对于西方文化的还原主义哲学能起到很好的补充和纠偏作用；禅“众生平等”“众生是佛”的思想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所契合。
信息文明在颠覆了工业文明的生产要素的同时，重构了人性的假设和资源稀缺的假设，亦必然颠覆意识形态的对立关系，未来的世界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博弈，消解纷争、融合发展是基本趋势，共生共存既是基本态势，也是不可改变的现实。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倡导宗教和谐、多元共治，倡导交流合作。世界文明在交往过程中必然完善自身文化价值体系，形成新文明共同体的澄明之境。
备注：本文入选《新发展理念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学术文集 社科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20128636 2018-09-01 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