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炉战法评析

　　天炉战法，是一种“后退决战”的战术。“天炉”是将兵力在作战带，布成网状的据点，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等方式，分段消耗敌军的兵力与士气，最后，把敌军“拖”到决战地区，再狠狠的围歼之。它因薛岳保长沙，败日军而成名。当年的中国战史出版局还曾专门出版了薛岳撰写的《天炉战》一书。书的前言有这样一段文字介绍：“他（指薛岳）的战略战术足以法天地之幽邃，穷宇宙之奥秘，为鬼神所惊泣，人事所难测，无以名之，故曰《天炉战》。”

　　天炉战术：所谓天炉战法，和“武汉会战”时所用的倒八字口袋战法不同之处，在于“袋”只是诱敌深天炉战法历史照片入，然后予以包围歼灭之。其实是一种“后退决战”的战术，诱敌深入，然后予以包围歼灭之。而“天炉”则是将兵力在作战地带，布成网状的据点，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等方式，分段消耗敌军的兵力与士气，最后，把敌军“拖”到决战地区，再狠狠的围歼之。从岳阳下来，近150公里的铁路沿线，却有4条河流横跨其间。薛岳便以此地形着棋布阵，由北而南，先是新墙河，这条河的南岸便是防卫长沙的第一线阵地，它的正面从鹿角到麦市，宽达100余公里，在这里摆了7个师的重兵，加上幕阜山上的游击队，足有10万人之多。此战术造成日军成军以来大规模会战的惨败记录。经此三战，指挥长沙大捷的薛岳被日本人称为“长沙之虎”，日寇几年之内不敢再向长沙发起进攻。

　　它因薛岳保长沙，败日军而成名。

　　三挫日军的天炉战法怎么打？

　　1939年9月14日至1942年1月15日，日本为达到对国民政府诱降和军事打击的目的，先后出动包括海陆空三军部队在内的前后共计40万人的兵力，发动了“三犯湘北，直取长沙”的战役，这便是著名的三次长沙会战。

　　第三次长沙会战被认为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军事上的重大胜利。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盟军的胜利，全赖华军长沙大捷。”

　　长沙会战之前，中国京汉粤铁路以东地区大部已被日军占领。

　　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军在三次战役中，不断总结经验最终提出了著名的“天炉战法”。“天炉战法”可概括为八个字——“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简单地说，“天炉”是将兵力在作战带，布成网状的据点，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等方式，分段消耗敌军的兵力与士气，最后把敌军“拖”到决战地区，再采取围歼战术。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作战示意图，这次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可由此图参看天炉战法的作战方式。

　　“天炉法”作为贯穿三次会战的基本作战思想，从第一次会战中的初步形成，到第二次会战中发现缺陷，再到第三次会战中正式形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微观说抗战，由天炉战法的命运，一起来看这次中国军队能奏响三次凯歌的长沙会战。

　　初现天炉火：烧疼冈村宁次

　　第一次长沙会战示意图。

　　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为了进一步打开大陆交通线，深入占领中国，并且保障已占领区的稳固统治，日军兵锋直抵岳阳。湖南作为遏制日军西进，屏障西南大后方的战略要地，北隔长江的第五战区，东临第三战区，南接第四战区，如此一来便成日军进攻的重点关照地区。

　　日军第十一军主要担负作战任务，战区指挥官是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当时35岁，担任日军第十一军的中将总司令官。 为了攻克长沙，十一军早在1939年8月时就出台了《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并且前后集结了10余万兵力参与战斗，这还未加上支援的空军和内河的海军部队。

　　在战前，日军广泛派出飞机进行侦查骚扰，并且散布谣言说将进攻宜昌、福建，用以迷惑第九战区，达到“以奇袭为主，短期内结束战斗”的目的。兵力部署上，冈村采取三路并行，一路主攻的态势。他首先以湘北为主攻方向，然后在赣北进行迷惑于牵制、配合主攻方向作战，最后在鄂南出一只奇兵，突击出现中国军队侧背，与进攻湘北方向的日军夹击消灭中国军队主力。

　　日军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的时候，蒋介石也在紧张湘北地区，他深知湖南的战略地位，这个米粮之乡不仅是重庆的屏障还是国府不多得的税收要地，第九战区设立的目的便是防御湘北地区。但是如果因为长沙一座城市而与敌血拼，耗尽元气，对于进入持久战的中国来说也是得不偿失，保存实力或许还能东山再起。最后，蒋介石向第九战区下达了撤守长沙的命令。

　　可是薛岳不这么想，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湖南与武汉一衣带水，注定湖南是兵家要地，也是正面作战的主战场，担负这一地区的防务的第九战区是注定要和日军血战的，这是不可逃脱的宿命，所以在薛岳看来，与其退，不如守。会战开始后不久，蒋介石让白崇禧和陈诚两位大将前去传达命令，命薛岳撤守长沙，但是薛岳态度坚决，为了守卫长沙不惜同长官冲突，在会议上薛岳说：“我九战区几十万大军驻在湘北，竟然不守长沙，这军令职责何在？！”不得已蒋介石只好同意薛岳死守长沙。

　　薛岳的坚持是有原因的。

　　事后薛岳回忆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提到：“一面加强攻袭，一面屯粮备弹……将战地民众物资运往公铁路三十里外安全地带使敌无食无用…….不呆守阵地，不死用方案…….则成功自大耳。”薛岳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在湘北广阔的战场上，采用“化路为田，运粮上山”的策略，利用湖南多山的特点，限制敌军机械化部队的使用以及军队就地获得补给的可能。

　　湖南湘北地区多山地丘陵，由北向南排列了绵延几十公里的山岳地带，鄂南湘北有幕阜山，武宁以南至萍乡为九岭山脉和罗霄山脉…….湖南也水，以粤汉铁路为界由北向南画一直线，其左侧有洞庭湖一大沼泽，并有澧水、沅水、湘江三大河流；右侧有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江、浏阳河四条河流由北向南依次排列。

　　山者，障也，水者，滞也，两者的结合大大消磨了日军技术装备优势，多山多水的湘北地区正好是天炉战法实施的理想地理条件。

　　当时天炉战法尚未正式提出，但薛岳已经利用潇湘地形总结出了日后天炉战法的八字核心“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简单地说，“后退决战”就是利用地形节节抗击敌人，迟缓敌人的进攻锋芒，将决战地点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以逸待劳同敌人疲惫之师决战；“争取外翼”则是将主力部队始终保持在敌人侧翼，以便决战时，三面夹击，关门打狗。

　　当年9月23日，日军强渡湘北新墙河和营田突破我方的第一道防线，在海军、空军的掩护下朝汨罗江的我方第二道防线发动猛烈攻击，中国军队为了在时间、兵力和物资上消耗敌人，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场里浴血奋斗。从9 月18 日到 26 日，双方军队在新墙河、汨罗江两岸血战9天，日军虽占领一些城镇，但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消耗。

　　此时冈村宁次在咸宁的第 11 军指挥部的作战地图上发现日军由出发地向南推了百余公里，其中有部队已经划到了离长沙仅30 公里的永安市，这表明长沙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日军占领。但是，他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虽然中国军队一直都在后退，但队伍都退得非常讲究，一些部队正面直接后撤，另一些却在两侧集结。

　　冈村宁次老谋深算，迅速发现了薛岳布置的天罗地网，无法快速同中国军队决战，那么消耗下去对日军就是凶多吉少。日军分兵出击，经过长时间的消耗后伤亡很大，于是冈村宁次即刻下令撤军。事实上，据当时军务处处长贺执圭回忆，中国方面还未投入作战的兵力达5个军，而敌人已是疲惫之师。再打下去，日军绝难逃全军覆没的厄运。

　　1939 年 9 月 14 日至 10月 15 日时长一个月内，以两军各自恢复战前阵地为标志，中国军队伤亡 4 万人，日军伤亡 3 万人，第一次长沙会战以运用“天炉法”的中国军队的胜利而结束。

　　天炉晚成：收复失地

　　第二次长沙会战示意图。

　　日军不甘第一次会战失败，在1941年，发动了对长沙的第二次作战。

　　担任这次作战任务的依然是第十一师团，只不过指挥官换成了曾任天皇侍从官的阿南惟几中将。在1941年9月18日正值“九一八”事变十周年之际，悍然发动了第二次长沙会战，日方称之为“加”号作战。日军集结了12万人左右的地面部队和大量海空支援，兵力超过了第一次会战，吸取了第一次战斗中三路分兵的教训，采用集中猛烈突击的战术。

　　当时薛岳指挥12个军33个师在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布防，一部在株洲地区机动，设想的是采取逐次抗击战法诱敌主力至长沙东北地区予以围歼。从这个层面来看，一开始，国军方面的思路还是延续第一次战斗的经验，认为迟缓敌人进攻锋芒是取胜的要义，但是这只是形似而神散，“后退决战，争取外翼”是一种灵活的决战战术，需要根据不同情况规划适时的战斗防线，更何况这次日军没有分兵，突破力更强，原有的战斗防线自然也就不够用了。

　　当时日军主要采取中央突破的战术作战，据国民党将领宋瑞坷回忆，9月7日，日军第6师团在空炮火力配合下突然围攻湘鄂边境的屏障大云山，到中国守军顽强阻击。恼怒的日军立即出动数十架飞机对守军进行狂轰滥炸，随后又施放毒气掩护主力实施中央突破。由于对敌情判断失误，中国军队正面防御接连失利，日军在两天内便突破新墙河防线，随后强渡汨罗江向长沙突进。9月26日中日两军在持刀河南岸展开激战，你死我活打得异常惨烈。

　　根据《第九战区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原本第九战区的设想是，“诱敌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反击而歼灭之”，但是没想到日军吸取了教训，整合兵力后突破力十分惊人，在阿南惟几的安排下，44个大队300多门重炮在仅有20公里宽的正面上发动突击，自然防线失守得非常快。

　　更要命的是，第九战区的电报被日军情报部门破译，让原本作为主力的74军的动态被日军获悉，日军动用三个师团的部队将74军包围，74军在付出了7000伤亡的沉重代价后才勉强突出重围。虽然中国军队经过逐次抵抗后按计划撤退，但是日军“穷追不舍”迅速南进，中方难以获得喘息时间。这时，日军已经打入长沙城了。

　　进入长沙城的日军坦克。

　　根据《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的记载，第九战区以及军事委员会原来根本就没有估计到日军会攻入长沙，所以并未在市区和近郊作防御准备，因此日军突破捞刀河后，长沙几乎无兵可守，市民纷纷逃难，场面一度失控。

　　在这个危机时刻，最后时分铸起的天炉保住了长沙。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即刻命令第六战区的陈诚突袭宜昌，同第九战区临近战区立即派兵支援并在辖区内对日军展开牵制作战。这样日军不得已开始从进攻湖南的部队中分兵，大大减轻了湖南的压力。回过神来的薛岳发现此时日军已孤军深人达150公里，后勤保障及兵力不足的矛盾急剧突出。薛岳立马命令军队向身在长沙的日军两翼运动，调集预备队和各路援军对长沙之敌形成包围态势。

　　就这样，在最后时刻，“天炉”算是勉强筑起了，阿南惟几见势不妙慌忙撤军，中国军队顺势展开追击。据《日军第二次长沙会战败战记》：“激战中，中国军队‘赵子龙师’一个团与日军一个大队遭遇，英勇的中国士兵用大刀与敌展开长达1小时的白刃格斗，让数百敌军成了无头鬼，大队长上原中佐被三把大刀钉在了大树上。”10月中旬，日军退回原出发阵地转入防御，中国军队全部收复失地恢复战前态势。

　　天炉烈焰：三战大捷

　　第三次长沙会战示意图。

　　“后退决战，争取外翼”这八个字看起来简单，实施起来却不容易。从第二次长沙会战来看，机械地套用第一次的战术是不可能打败日军的。这八个字需要指挥官合理地分析每次作战的情况来加以运用。

　　因此薛岳在总结前两次会战的经验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以“后退决战，争取外翼”为核心的战略战术体系即“天炉战法”。“天炉”指的是将兵力在作战地带，布成网状的据点，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等方式，分段消耗敌军的兵力与士气，最后，敌军“拖”到决战地区，再采取围歼战术。

　　短短两个月之后，即1941年12月下旬，阿南惟几又带着第十一军第三次进犯长沙。这一次日军依然采用中央突破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突击。这一次由于有了第二次作战的经验，薛岳在提出“天炉”战法时决定在长沙外围与敌决战，增加了战场纵深，并且暗中聚集优势兵力于侧翼，而且不像上次一样对日军进犯长沙毫无准备，第三次会战采取重兵严阵以待的态势。

　　一如既往，阿南惟几的突破速度十分迅速。12月24日，日军主力强渡新墙河；27日便突破汨罗江防线，31日夜已经攻抵长沙市郊，1942年元旦，日军就开始了对长沙的总攻击。

　　根据第十军第十师参谋长葛志先的说法，日军当时认为七十四军和第十军已经从长沙调往别处，长沙守军实力薄弱，适合一举击破。阿南本人也对战况十分乐观。

　　的确，国军计划中“20军务血战十日”的计划在2天内就告吹了，而面对的37军原计划“血战15天”看来也是不可能的。加上27日第3师团一部渡河成功的刺激，阿南本人已经把攻掠长沙视为理所当然。

　　不过很明显日军误判了形式，虽然强推很快，但这不过是薛岳的计谋而已。

　　第十军已然在长沙严阵以待日军的攻击。当时国民党第10军军长李玉堂戴罪守城，他浴血奋战以希一雪前耻。第十军的官兵在岳麓山的炮兵阵地的支援下，与敌搏杀四天四夜，终将猴子石、杨家山、五里牌、左家塘、军储库、修械所、留芳岭夺回，牢牢地守住了长沙核心阵地。但日军仗着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大规模的兵力，向第十军进行更加疯狂地反扑，战争进入更加残酷的阶段。

　　第二天，城内守军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比如葛先才团与敌第40师团先后展开多次白刃拉锯战，全团生存者仅50余人，但仍然守住了阵地。岳麓山的炮兵阵地也与日军也展开了白热化的炮战，战场上血肉横飞、硝烟弥漫。就算如此，第十军的将士们凭着不畏牺牲的精神，遏制了日军的增援和推进，使敌一筹莫展。

　　蒋介石亦发电文为第十军的将士打气，“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系我第十军能否长期固守长沙…….敌军悬军深入，后方断绝…….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定能摧破强敌，获得无上荣光”。

　　薛岳在战斗初始便命令罗卓英、王凌云两位战区副长官阻截并往两翼运动，只待反攻之时，断日军归路，阻击援军，力求全歼日军。比如第二十军激战至27日晚，完成了阻敌任务，薛岳令第二十七集团军全线撤退。随后，第二十军向梅仙、平江方面转进，隐蔽休整，随时骚扰日军后方，待机袭击其侧翼；第五十八军向汨罗江东南部转移，靠近向家、金井，准备切断进攻长沙的日军的后路。

　　中国军队终于迎来了反攻的机会，长沙作战如火如荼时，薛岳命令长沙守军反攻，并且命令外线待令各军也迂回到敌后，形成内外夹攻之势。这时候敌军猛然发现自己已身陷重围，日军方面急忙派遣池上旅团、青木师团南下增援。

　　但是已经太迟了，青木师团尖兵一大队兵力到达金井时，早已埋伏好的中国军队从东、西、北三方合围，青木师团无法突出重围。等到增援部队赶来，四百名日军只剩下二十名，几乎全军覆灭，大队长和两名中队长都被击毙，至于日军池上旅团，更是消息全无，已经被彻底困阻了无法前进。这时长沙守军收到长官部的通报：“第四军、第七十九军、第七十八军、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七军、第二十军和第五十八军已经到达指定位置，开始行动，日军后路已断。”阿南惟几不得已为了避免全军覆没，只得即刻命令部队撤退，但是薛岳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湘北地区国军展开了对第十一军的围追堵截，这个时候长沙的日军终于体会到什么叫炼狱，日军是前有兵堵，后有尾追，侧面也有打击。

　　到了1月15日，日军退至新墙河北原防地，16日时候，基本上恢复了会战开始前的态势，第11军指挥所也撤回汉口。第三次长沙会战以中国军队的胜利而结束，中国方面战报：国军伤亡28116人，毙伤日军56994人，俘虏13900人另夺得大量物资，这次战役被认为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对这次胜利，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说：“盟军的胜利，全赖华军长沙大捷”。

　　第三次长沙会战战后被俘的日军。

　　三战长沙，天炉战法的作用不言而喻。事后，第九战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赵子立曾写道：“（指‘后退决战，争取外翼’）证之以后各役做的好，就好些，做的不好，战况就遭些。第一次和第三次都做到了，仗就打得好，反之第二次做的不那么好，损失就大一些，后来的（豫湘桂）会战没做到，那么就被打得一败涂地，长沙也被彻底占领了”。当年《天炉战》一书由此评价：“他（指薛岳）的战略战术足以法天地之幽邃，穷宇宙之奥秘，为鬼神所惊泣，人事所难测，无以名之，故曰《天炉战》。”

　　附1、只成功过一次的“天炉战法”

　　2016-08-07  作者：章雪峰

　　“天炉战法”，首创于薛岳将军，是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薛岳在抗战时期的得意之作。

　　“天炉战法”在抗战时期投入实战，是在1941年的第三次长沙会战。

　　从1939年开始，到1944年为止，日军一共从岳阳方向出发，向长沙进攻了4次。

　　前两次长沙会战，双方互有攻防，打了个平手。

　　1941年，总结前两次长沙会战的经验，针对日军的第三次进攻，薛岳在长沙祭起了自己新的法宝——“天炉战法”，迎战日军。结果收效如神，不仅再次保住了长沙城，而且取得了国内外闻名的长沙大捷。

　　但是，第四次长沙会战却失败了，长沙还是丢了。

　　可见，“天炉战法”也不是万能的战术。

　　什么叫“天炉战法”？

　　对于“天炉战法”的权威解释，当然来自于发明人薛岳。他的原话是：

　　“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配置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阵地使用优越之兵力，实行反击及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打击，盖为后退决战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致胜新方略，如炉溶铁，如火炼丹，故名”。

　　时任薛岳参谋长的吴逸志，也对“天炉战法”进行了权威解读：

　　“逐次引退敌人时，则以主力向敌之两侧机动设伏，亦须平时多加演习。如是，则敌目的既不能达，必退回原阵地，我则乘其颓丧撤退际，正面部队，反守为攻，以行牵制，主力实行猛烈夹击，一鼓而歼灭之”。

　　也就是说，“天炉战法”分为两步：

　　第一步：正面节节抵抗之后，适时让开正面阵地，诱敌一步一步向我军后方深入，我抵抗部队则转移到日军侧翼。

　　第二步，当日军前进到我军最后的预设阵地（“天炉炉底”）时，“天炉炉底”的防守部队必须死守，保证不被敌人击穿“炉底”；与此同时，一路上转移到两翼的沿途守军，再从日军的侧后方开始攻击敌人，并切断其补给线，从而实现大量歼灭敌人的目的。

　　薛岳能够提出“天炉战法”，主要是因为他是用脑子在打仗。

　　有的将领，那是边打边撤，劲儿都用在腿上了；薛岳将军呢，当然在日军优势进攻下，他也是边打边撤。但他和别人不同的是，他的劲儿，没有用在腿上，基本都用上脑子上了。他是边打、边撤、边想。

　　想什么？想日军的弱点。

　　日军这么强，开战以来，从上海打到南京，再从南京打到武汉，占了大半年中国，攻势如虹，还有弱点？

　　有的。薛岳在自己的著作《天炉战》中指出：

　　“自长沙会战以来，敌效仿希特勒之‘闪电战’，以所谓‘雷击战’，试用于战场。我为粉碎其新战法，而创意天炉战。”

　　日军所谓的“雷击战”，就是仿效欧洲战场德军的“闪电战”，其主要特点，薛岳认为是“系依其部队之机动、装备之优越、兵力之集注，期于要点而发挥之，以收势险节短之效，此其特点也”。

　　换句话说，日军作战的战术特点是，利用其速度及装备的优势，对我军防守的要点迅速猛攻，以争取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作战任务。

　　日军的特点，决定了其缺点：一是“孤军深入，有劲者先、疲者后之弊”，也就是先头部队和后续部队有可能因速度差异而脱节，失去相互掩护、形成合力的能力；二是日军如此作战，“翼侧暴露，有受人侧击之危”。

　　用大白话来概括，日军进攻时，两个可以打：前后脱节可以打，左右暴露可以打。

　　“天炉战法”，正是薛岳针对日军的这两个可以打，而为其量身定做的。

　　第三次长沙会战：“天炉战法”唯一一次成功应用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了美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日军第二十三军开始向香港发动进攻。

　　牵一发动全身。当时驻在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发现，长沙附近的中国军队有抽调军队南下支持香港、广东的迹象。

　　这怎么行？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唯畿的责任感，瞬间上头了。

　　打！打不下长沙，至少也可以牵制中国军队南下，减轻第二十三军攻占香港的压力。

　　虽然日军一开始并未以攻下长沙为目的，但是第三次长沙会战，还是开始了。

　　阿南唯畿和日军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的薛岳和中国军队，为他们准备了一道全新菜式——“天炉战法”，等着他们来尝鲜。

　　1941年12月24日—27日，日军进入“天炉”第一层：

　　12月24日开始，日军第40、第6、第3师团相继强渡新墙河，向南发起进攻。守军第20军在关王桥、陈家桥、三江口、大荆街及青龙桥一带，激烈抵抗。但随后，不出日军所料，第20军在新墙河南岸“渐渐不支”，逐步后退，让开阵地正面，把日军放到了汩罗江北岸。

　　日军在这里，把第20军甩在了自己的侧翼。

　　新墙河南岸——汩罗江北岸，就是薛岳将军“天炉”的第一层。

　　1941年12月27日—30日，日军进入“天炉”第二层：

　　27日，日军三个师团相继渡过汩罗江，开始攻击我第37军。第3师团表现还特别积极，为了实现在汩罗江南岸围歼第37军的意图，还特意前出至我军后方。第37军在查知威胁之后，本就存着节节抵抗意思的他们，马上让开正面，向自己的侧后方运动，既避免了被围，同时也实现了“天炉战法”的意图。

　　日军在这里，又把第37军甩在了自己的侧翼。

　　汩罗江南岸——长沙城，就是薛岳将军“天炉”的第三层。

　　1941年1月1日，日军到达“天炉”最后一层，即“炉底”：

　　仗打到这个地步，阿南唯畿觉得，顺利得超乎想象。按照这个打法，不去占领长沙，都不大好意思了。

　　虽然战役一开始并未以占领长沙为目的，但中国军队如此不堪一击，不如索性上前，把长沙占了？

　　12月29日，当阿南唯畿得知我军向长沙溃逃时，就下定了决心：打下长沙！

　　阿南唯畿不知道：长沙，是薛岳预设的“天炉炉底”，日军这次会战的顺风仗，到头了。

　　1942年1月1日，日军开始对长沙城发动攻击。

　　长沙的守军，是第10军，军长李玉堂，手下三个师：第3师、第190师、预10师。

　　一支装备精良、士气昂扬的军队，一支誓死守城、不退一步的军队。

　　日军没有想到，一路顺风顺水，打到长沙，居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苦战。

　　要知道，守住“炉底”不被击穿，是“天炉战法”的要点之一。第10军坚决贯彻了薛岳的战役意图。

　　1942年1月4日—16日，日军从“天炉炉底”，经“天炉”第二层、“天炉”第一层，终于跑出“天炉”，逃出生天：

　　1月1日—3日，日军久攻长沙不下。薛岳苦等的“天炉战法”第二阶段“侧翼合围”的战机，终于到来。

　　他命令，那些位于日军侧翼的我军各部，包括此前诱敌的第20军、第37军，还有第4军、第16军、第58军、第73军、第78军、第79军开始向进攻的日军合围，与“天炉炉底”的第10军一起，歼灭日军。

　　薛岳拿出了他所有的本钱，一把押上去，拼了！

　　阿南唯畿还算感觉灵敏，终于在4日品出了“天炉战法”的厉害，下达了全线撤退命令。

　　要退？那就没那么容易了。

　　撤退途中的日军，一路丢下大批尸体：“饥饿惨败之敌，伤亡过半，溃不成军，残敌阻于浏阳捞刀两河之天然障碍，泅水溃逃，厥状至惨”。

　　至1月16日，日军已经撤退至新墙河北岸原有防地，基本上恢复了会战开始前的敌我态势。

　　此役，中国军队歼敌过万，并且保住了长沙，取得了一次重要胜利。

　　此役，也是薛岳“天炉战法”的胜利。

　　第四次长沙会战：“天炉战法”不好使了任何好战法，都只能用一次。“天炉战法”也是如此。

　　到了1944年5月，日军第4次向长沙发动进攻时，出现了两个重大变化：

　　一是第十一军司令官换成了横山勇。别看人家名字中有个“勇”字，他可不仅仅只有勇，还有勇有谋。

　　这个横山勇，仔细研究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拿出了“天炉战法”的破法。

　　破法就是日军的第二个重大变化：这次进攻，横山勇集中了8个师团又1个旅团的强大兵力。

　　面对日军的两个重大变化，薛岳则还是没变，老办法上阵——“天炉战法”。

　　事实证明，老黄历翻不得哟。

　　第四次长沙会战一开始，日军就以8个师团并头并进，在两翼得到了有意识的强有力的保护后，36万兵力在宽度约120公里、纵深约50公里的宏大范围，向中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在这样的强势碾压之下，啥材料制作的“天炉”，也会被碾碎的。

　　果然，战至6月16日，长沙沦陷。

　　“天炉”破了，“天炉战法”不好使了。

　　无论是啥好战法，都不是常胜法宝，都不可能长期好使。因为，日本鬼子虽然野蛮，但并不傻。

　　附2、长沙会战 “天炉战法”功败垂成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长沙会战中激烈的阵地战

　　 从1939年起，长沙就是日军不可逾越的城市。1939年9月、1941年9月和1941年底，日军三次进攻长沙，均被国军击退。尤其是第三次长沙会战，在日军驻足于长沙城下时，周围各路国军对日军实施反包围，成功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迫使日军只能空投补给。无奈之下，日军被迫撤退，国军转入反攻，对撤退日军进行阻击、截击、尾击作战。日寇狼狈逃窜，死伤惨重。此战，日军被毙伤5万余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使身在黄山别墅的蒋介石喜笑颜开，镇守长沙的薛岳也得到了国军将领所能拥有的最高奖赏——青天白日勋章。不仅如此，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薛岳颁发了一枚独立勋章。英国《泰晤士报》也评价道：“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的决定性胜利就是华军之长沙大捷。”

　　 长沙，中国军人的福地，更是薛岳的福地。

　　  ■日本人长了记性1944年4月，日军攻取河南，打通平汉铁路后，就将注意力集中到了长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还亲自坐镇武汉指挥全局。对于攻克长沙，第十一军军长横山勇已有了万全的准备。这一次，迎战日军的还是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

　　 薛岳，又名仰岳，在国民党军事派系中应属粤系。早在1910年就加入中国同盟会，曾担任孙中山警卫团的营长。北伐时期在李济深第4军任师长。抗战开始后，薛岳主动请缨杀敌，率部参加了“八·一三”上海抗战。1939年代理第9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两湖和江西部分地区的防务。

　　 以往三次长沙会战，薛岳均以“天炉战法”迎战，屡试不爽。“天炉战法”是一种“后退决战”的战术，要领就是诱敌深入，然后予以包围歼灭。所谓“天炉”就是将兵力在作战地带，布成网状的据点，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等方式，分段消耗敌军的兵力与士气，最后，把敌军“拖”到决战地区，再进行决战，一举歼灭。就长沙地区而言，从岳阳下来，近150公里的铁路沿线，却有4条河流横跨其间。薛岳便以此地复杂的地形，巧妙地排兵布阵。此战术造成日军成军以来大规模会战的惨败纪录。经此三战，指挥长沙大捷的薛岳被日本人称为“长沙之虎”。

　　 日军三战三败，也不会不长记性。1944年5月，横山勇集中了8个师团又1个旅团的强大兵力。同时，在详细研究了之前三次长沙战役失利的原因后，拟订出一个全面包抄薛岳的作战计划。该作战方案不仅包括总体作战计划的拟订，而且具体到每一战斗的方案细则的制订，兵力配置、作战进度、后方兵站、警备以及气候与地理环境等，均作了周详的考虑和部署。

　　 ■前所未有的强敌对于日军的军事集结，国军方面也不是毫无准备。军令部第二厅（情报厅）将各方情报整理分析后认为：1944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武汉方面日军增加兵力约六七万，计约3个师团。实际情况是，日军为实现“一号作战”之湘桂战役的胜利，总共投入150个大队的兵力，比1938年武汉会战时的140个大队的兵力更大。

　　 相比之下，国军最精锐的八个军被抽调去参与缅甸作战，总体战力大打折扣。特别是第九战区的军队，常德会战之后，战力都还没有恢复，兵员与装备严重不足。从主观上看，驻守湖南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因三战三捷而麻痹大意，以为日军“一时不敢再问津长沙”。

　　 5月26日，日军第十一军各部队兵分三路向鄂南、湘北之国军发起攻势。36万日军，在优势火力的支持之下扑向国军阵地，攻势之强大远远超过国军的预估。28日，在重庆军事委员会举行的最高幕僚会议上，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此番最显著之迹象，敌军质的方面虽不见甚精良，而量则普遍俱有增加，中国战场（除滇西、滇南外）现约有敌军34个师团，为武汉会战以后之最高峰。”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国军内部发生了分歧，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主张主动放弃粤汉路，退守湘桂路，在湘桂边区或桂林地区与日军决战。军令部长徐永昌则主张粤汉路沿线及两翼组织抵抗，节节抵抗消耗日军。鉴于第一战区蒋鼎文和汤恩伯在河南战场抵抗不力，迅速败退，已引起国内舆论的纷纷指责和国际舆论的讥评，如粤汉线再不战而退，必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因此，蒋介石支持了徐永昌的方案。

　　 从纯军事的角度看，退守湘桂路，可赢得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其间可从其他战区抽调兵力，从容部署防御阵地，取胜的可能性更大。白崇禧曾形象地比喻：“鄂北与广西桂林相距约七百公里，对攻者来说，如同橡皮带一样，拉得愈长，就愈薄弱，超过了极限，就可能绷折。”最终，蒋介石命令第九战区各部在长沙、浏阳之间与敌决战。

　　 由于对日军的强大攻势估计不足，国军开始仅从第六战区抽调了少量部队增援，没有从其他战区调集兵力。薛岳请求抽调第三、六、四、七战区的兵力增援长沙，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薛岳只好以第九战区现有兵力勉强迎敌。开战数天之后，蒋介石才意识到此次日军攻势之凶猛，可惜为时已晚。

　　 ■薛岳大意失长沙。日军按预定作战路线，穿过第九战区的西侧，然后冲向第四战区的中枢，以第九、第四战区国民党军为主要攻击目标。日军在制订作战计划时考虑到：攻克长沙是这次作战的关键，自应全力以赴，并认为“此次攻击，兵力雄厚”，长沙一举可破。

　　 正因为兵力雄厚，日军从一开始就动用强大兵力：第一线部署5个师团并列于湘北、鄂南之华容、岳阳、崇阳一线，另以3个师团部署于第二线监利、蒲圻和崇阳一线，共约15万人。进攻一开始，右翼日军便渡过洞庭湖趋沅江、益阳；左翼日军从通城兵分两路，直扑平江、渣津；中央日军沿粤汉路向汨罗江推进。日军在东西约120公里，纵深约50公里的地区展开规模宏大的野战，这是薛岳没有想到的，战场之广也超出了“天炉战法”的既定范围。

　　 不明情况的薛岳依然按照前三次长沙战役的思路，使用他看家的“天炉战法”：在湘江东、西两岸，步步阻击，消耗敌军，而将主力部署于两翼，诱敌深入后，在长沙附近围歼日军。这一沿袭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略部署，早已被日军看穿。此次日军早有防备。横山勇一反过去惯用的孤军深入的战法，以战斗力最强的骨干兵团部署于两翼，致使薛岳的外侧作战难以成功。日军还使用优势的第二线兵团保持纵深阵势，对战略要点实施重点突破。战至6月1日，日军中、左路强渡汨罗江，突破河防阵地后，分路向捞刀河、浏阳河进攻。在日军优势兵力的打击下，守军采取边抵抗边后撤的战法，撤至浏阳附近山区待机。至14日，日军相继攻占沅江、益阳、浏阳。

　　 外侧作战不利，薛岳只好转入内线防御，而沿湘江两岸南下的日军很快进逼长沙。日军以第34、第58师、第68师一部攻击长沙，而薛岳仅以战斗兵员不过1万多人的第四军守备，守备的兵力与阵地绝不相称。无奈之下，薛岳只好命令第四军军长张德能以2个师守长沙城，以1个师守岳麓山。

　　 岳麓山是长沙城的钥匙，耸立在湘江西侧与长沙城隔江相对。攻占岳麓山就可以居高临下，俯瞰长沙城。因此，欲守长沙必先守岳麓；岳麓失守，长沙必危。可是，守备长沙的第四军兵力实在单薄，只得派出第九师防守岳麓山，该师所有战斗兵不过3000人，而防区竟达50里之广。

　　 6月16日，日军以优势兵力猛攻岳麓山阵地，危机之下张德能临时从长沙城抽调兵力增援岳麓山阵地，由于在战斗激烈之时仓促调动，渡江船只准备不足，反而自乱阵脚，动摇军心，导致长沙迅速失陷。情急之下，蒋介石下令枪决逃出长沙的第四军军长张德能，但仍然无法挽回湖南战局的溃败。

　　 ■据《国家人文历史》

　　附3、第三次长沙会战为何打得这么漂亮？

　　第三次长沙会战为何打得这么漂亮

　　2014年07月04日   长沙晚报

　　岳麓山巅、响鼓岭上的长沙会战碑，纪念1939年九、十月间的第一次长沙会战胜利。该碑原立于云麓宫前坪，复建时移建于响鼓岭上，并对该碑进行精心保护。

　　无须常怀仇恨，但应铭记历史。七十七年前的7月7日，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我们的城市，在八年抗战之中，既发生过在张皇失措中自乱阵脚、自焚其城的“文夕大火”，更有过三次长沙大捷，尤其是第三次长沙会战，更让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铭记了这座光荣的城市——

　　一、一群具有现代知识的年轻人打的现代战争

　　“我们并不喜欢战争，但当敌人入侵时，我们绝对要为抗拒强权、争取民族之自由而奋斗。”

　　抗日战争进入持久战阶段，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这是中国军人面对外国记者采访时，经常会说到的一句话。

　　1942年1月中旬，美国纽约时报及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记者福尔曼（旧译福尔门）来到长沙，进行第三次长沙会战外围战场采访，写成了《湘北战场视察》等重要新闻稿， 这些新闻稿随即被中国中央社翻译，并于2月9日在重庆广播电台播出。旋即这些新闻稿又被湖南各大报纸转载。

　　在这些新闻稿中，福尔曼从新的视角，观察到了国人平时注意不到的本次会战的细节。

　　福尔曼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属于现代战争，现代战争一方面是现代工业效能的战争，需要工厂成批生产战争机器，并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经过训练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来执行。所谓战场上的战斗力，就是这个国家和人民的现代化的程度；另一方面战争也是政治战，即战争要获得民众的诚心拥护，主动投入。

　　从这个角度出发，福尔曼来到长沙，视察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的战场时，他不只是像一般记者一样巡视战场，记录中国军人在战场上的掳获。在长沙4天时间里，福尔曼与中国军人打成一片。他发现，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中国军队的军官，都很年轻，从校官到将官，平均年龄只有34岁。他们都久经战场，他们都很聪明，有很多军官会讲英语，还有一些军官能讲法语、德语、日语和俄语”，“他们具有知识，他们训练有素”。

　　福尔曼认为第三次长沙会战，“是一群具有现代知识的年轻人执行的现代战争”。

　　二、天炉阵把敌人的优势变成了劣势

　　福尔曼认为45岁的中国指挥官薛岳将军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薛将军善于“把敌人的优势，变为劣势；把自己的劣势变为优势。这就是此次薛司令长官所采用的战略” 。

　　如果只用传统的观点来看待第三次会战，显然薛岳所选择的决战区域，即浏阳河与捞刀河之间的广大区域，确实是一个布“口袋阵”的好地方。

　　就地理位置而言，长沙地区西临湘江，南高北低，尤其在长沙城北的东面和北面，浏阳河、捞刀河像个口袋，袋口摆在长沙南面，北面是袋底。如果能将敌军赶到浏阳河、捞刀河谷，作为决战地，则可以聚而歼之。

　　然而，“口袋阵”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日军也可能把长沙守军赶到中国人自布的“口袋阵”中去，搬起石头砸到自己的脚，何况日军早在随枣战役就已体会到“山岳战”之不易。敌方承认：“山岳地带运动极为迟滞，应尽力避免谷道，以选定高地上之道路行进为有利”，“假使指挥官过于爱惜部下，规避险峻高地之道，而由谷道行走，此不但不能达到爱惜之目的，且给予擅长游击战之中国军队以好饵，而遭受不利之结果”，并且他们早就意识到“华军游击战法之特质，就在于诱我深入，断我归路”。可见敌人识破我们的计谋。

　　其实，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总结前两次保卫战的经验教训，所设定的阵法，不只是传统“口袋阵”那般简单，而是更符合现代战争规律的“天炉阵”。

　　薛岳自称：“天炉战者，为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配置必要的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使用优越的兵力，施行反击和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打击。盖为后退决战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制胜新方略，如炉熔铁，又如炼丹，故名。”

　　薛岳在1941年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前，就已经定下“天炉战法”的大计，并印成手册，发给高级干部，预先排兵布阵。

　　1941年12月24日，驻武汉日军第11军纠集4个师团共约7万兵力，强渡湘北新墙河，28日，强渡汨罗江，31日到达长沙外围。1942年元旦开始猛烈攻击长沙全城。

　　这时，薛岳采用的“扬长避短”的“天炉战法”，才正式发挥作用。

　　此前，薛岳即令军队及农民，把湘北通往长沙的道路彻底破坏，使日军坦克车与重炮不能到达长沙。

　　福尔曼说，他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即骑马在长沙近郊战场巡视。“走了一会儿，道路突然狭窄起来，它只有一尺的宽度，有些地方还给战壕截断了，战壕里尽是水，我所骑的马颇为强悍，可是它竟不容易走过这样的小道，由此可知日本的重炮与坦克车更没有方法可以通过。”

　　在火线上采访的《阵中日报》记者更称：“我们是一个科学落后的国家，一切现代化的装备，都不及敌人。过去我们作战单凭将士们用血和肉对抗敌人的钢和铁。步炮协同作战而收获巨大效果的，应以第三次长沙会战为始。那时敌人已被我引诱越过捞刀河与浏阳河，逼近长沙外围，因为我层层截击，他们军队的装备反在我们之下，而我严阵以待的炮兵，即开始发挥无比的威力。”

　　一名日军炮兵俘虏战败后告诉记者：他们这一次进攻长沙，没有修公路，重兵器如坦克和重炮不能过来，每一联队只装备山炮16门，射程不远，用马拉曳，一到长沙近郊，不料碰到重炮，威力相当巨大，压倒了他们的山炮，马匹被打死很多，山炮移动更感困难。

　　记者调查到这次追击日军的一支队伍的战利品，单是炮弹就达300余箱，证明敌人的山炮已经等于废物。

　　据记载，1941年12月31日，从新墙河北上，渡汨罗江，过捞刀河、浏阳河的日军，最开始并不急于攻击长沙，而是迅速南行，似乎进攻湘潭、株洲，但他们前行一段之后，即通过大迂回作战法，往长沙东南方向折转，转而从南面和东南面，进攻长沙侯家塘、小林子冲、东瓜山、修械所一线，妄图将长沙城守军赶到自己布设的口袋中。但中国军队早已作好准备，在这一地段已连续布有三道防线。这时日寇却像被磁铁吸住一样，离开长沙不甘心，进长沙城又进不来。攻击受挫后的日军，即在1942年1月4日移兵浏阳门和北门，想从东面和北面打开缺口，但在北大马路（今湘雅路）的日军，正在等待从天而降的日本补给降落伞时，岳麓山炮兵阵地的炮弹先至。一时日军死伤数人，这一支日军为躲避重炮只好躲入已经被毁的湘雅医院建筑之中。此时，长沙保卫战合围反攻的时候已经到了。

　　三、长沙会战取得胜利的诀窍

　　第三次长沙会战最终取得歼灭敌军5.6万人的伟大胜利，当年驻守长沙城中的警察局长陈阵等人在《湖南国民日报》上总结了第三次会战的诀窍。

　　即：一个口袋。第三次长沙会战，在浏阳河和捞刀河之间的河谷一带布下口袋阵。

　　两支精兵。在军事部署上，让善守的“泰山军”镇守长沙城，像磁铁一样吸引日军，同时紧急从广东调回北伐战争时“善攻”的“铁军”第四军，让其在长沙南郊雨花亭集结，率先发动对日军的全面攻击。

　　三道防线。在日寇进攻长沙城区之初，以阿弥岭、黄土岭、金盆岭为长沙抗战第一道布防，以小林子冲、回龙山等处为第二道防线，以天心阁等一线为第三道防线。

　　四处碰壁。日寇侵入长沙后，想要攻进长沙城，却被三道防线死死扼制住，在长沙城周边，像只疯狗，无处下嘴，四处碰壁。

　　五个昼夜。即从1941年12月31日到1942年1月4日，日军攻击长沙共计五个昼夜。

　　最终，中国军队的各路援兵从湖北、广东等地分别调入长沙，以六面合围之势，力图全歼日军。此时日军狼奔豕突，在浏阳河、捞刀河、金井、福临铺、影珠山、新市、长乐等处，被打得七零八落。最后九战区以三次大捷扬声于国内外。第三次长沙会战取得十全十美的战果。

　　第三次长沙会战取得了重大胜利，中外记者争相报道此次会战。英国《每日电讯报》称：“际此远东阴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发表《告中国人民书》称：“数周以来，贵国之长沙伟大之战绩，非仅为中国之胜利，抑且为所有同盟国共同之胜利，而为打击整个轴心国之胜利。”蒋介石在1942年1月11日的日记中称：“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

　　第三次长沙大捷后，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蒋介石被任命为中印缅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美英宣布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会战结束后，美国记者福尔曼即看到，“大批居民潮涌似的返回长沙，他们的行李、锅炉、水缸、小孩都放在箩筐里，用扁担挑着，有些人还赶着水牛、猪只、家禽一道回来。地上遍布破烂的日本军服、一张张日本书页、撕碎的日本军旗，这些东西几乎沿途都是，可以想见日本撤退时狼狈不堪的样子。”

　　此后近两年，湖南战场几乎没有战事，长沙全城又恢复了繁华。直到1943年11月，常德会战爆发，湖湘大地再度燃起烽火。

　　不过，这时湖湘儿女们都已经能够预见到，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军国主义鬼子们的末日快要来到。以为有了刀和剑，就可以为所欲为、穷兵黩武的丑类，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好下场。（凤凰网）

　　附4、三次长沙会战评析

　　三次长沙会战，日军集中强势兵力进攻，国民党军改变被动的单纯防御战法，融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于一体，逐步把握了战场的主动权。研究长沙会战，在于把握国民党军战略相持阶段的作战特点，学习其以众多弱势兵力消耗和打击精锐优势敌人的作战指导、作战指挥和作战行动。

　　（一）符合战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实际的 "天炉战"战法，是此役制胜之道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总结前期作战经验教训。创造 "天炉战"战法。薛岳认为："天炉战者，为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配置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使用优越之兵力，实行反击及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打击。盖为后退决战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制胜新方略，如炉熔铁，如火炼丹，故名。"

　　其具体设想是：以一部兵力为“挺进兵团”，负责在日占区内破坏主要交通、通信及阻击敌人援军；以一部兵力为“警戒兵团”，负责防守第一线阵地，以迟滞消耗敌军，而后转为“尾击兵团”；“尾击兵团”待日军突破第一线阵地深入我纵深后，从据守阵地衔尾猛攻，参加决战，制止敌人筑路，截击敌人辎重，切断敌人补给，阻击敌人后援；以一部兵力为“诱击兵团”，负责防守第二、第三线阵地，以迟滞消耗敌军，尔后转为“侧击兵团”；“侧击兵团”置于决战地域翼侧，适时侧击并歼灭敌人；以主力为“守备兵团”，负责防守决战地域，待敌人攻势顿挫，即断然反击，歼灭敌人；以一部兵力为“预备兵团”，负责占领决战地域后方要点，必要时参加决战，扩展战果，或视情占领预备阵地，收容决战地域部队，转移作战。

　　薛岳“天炉战法”的作战指导与毛泽东一再指出的“运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方式相互配合，必能使敌军处于极困难地位”的作战指导是基本一致的。这是适合于战略相持阶段与敌进行战役决战的战法。同时，第9战区让各集团军按照作战计划规定的任务，预先侦察地形，制订本部作战计划，上报备核。战区计划发下不过1个多月，就发生了第三次长沙会战。长官部及各部队对这个作战计划记忆犹新，敌情、地形熟悉，所以作战指导和战役行动，全战区都是一致的，都能符合这个作战计划的要求。再加上抗日将士决心坚定，执行命令坚决。各军、师长都有必死决心和必胜信念，战斗开始即各具遗嘱，不获胜利，誓不生还。全军上下均争先赴敌，无一后退，所以获得大胜，给予日军以重创。

　　（二）日军轻敌大意、孤军冒进，犯了兵家大忌

　　经过第一、二次长沙会战，日军第11军团上下普遍轻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所以在距第二次大规模会战仅两个月，部队的补充休整尚未完成，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轻率发动第三次会战。在会战过程中，阿南惟畿接到航空兵的侦察报告“中国军队已向长沙退却”，认为正是乘势攻战长沙的良好战机，于是独断专行临时决定改变原作战计划，向位于纵深的长沙追击。同时分别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大本营陆军部说明理由，请求认批。阿南司令官当晚下达了进攻长沙的命令。为了保障进攻主力的侧背安全，他急令岳阳以北的第9混成旅团迅速南下配合主力作战。日军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对阿南惟畿的行动颇为不满，但因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不好追回，只得勉强承认现实，并报请大本营予以追认。日军作战计划的骤然变更，使在艰苦条件下连续作战的第一线官兵疑惑不解，没有理解作战目的，士气难免受到影响。负责后勤供应的参谋副长二见秋三郎和负责侦察中国军队调动情报的作战主任参谋岛村矩康均对进攻长沙有异议，二见秋三郎更直言进攻长沙是“自暴自弃之作战”。

　　日军进攻采取锥形战法，头尖尾巴长，联络线过长，补给困难，侧背空虚，易遭侧击、截击、包围，首尾难以相顾，伤亡较大。薛岳认识到日军采取攻势作战，部队疲劳，无法及时整补，便抓住战机，以攻对攻，实施积极攻势作战给予日军痛击。日军轻敌大意，孤军深入带来了惨败。日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能保持有序撤退，体现了较强的战斗力。日军退却其突击行动均甚诡秘、机警，如遭到国民党军急追，其掩护部队即占领阵地向我反击，非到有效距离，绝不乱行射击，非常注重节省弹药，纵有较大牺牲，坚决完成其掩护任务。

　　（三）军民团结、官兵一致、同仇敌忾，方能克敌制胜

　　薛岳担任湖南省主席后，提出了“安、便、足”的施政方针。所谓“安”，就是安民使人民安居乐业；“便”即便民、便国、便战；“足”，即足粮、足兵、足智，并依此制定了“六民之政”，即生民、养民、教民、卫民、管民、用民。这些措施使湖南战时经济得到了相当发展，粮食连续获得丰收，同时也极大地调动了人民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修筑长沙防御工事的过程中，第10军得到了长沙市民的大力支持。长沙市民众踊跃捐献建筑材料，大力协助军队施工，有力地支援了军队作战。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天炉战"成功的关键在于长沙防御战。薛岳别重视长沙的防御，很早就让李玉堂的第 10军接替了长沙防务，并将长沙的炮兵和工兵尽数拨给了李玉堂指挥。同时他还多次亲临现场督捉第10军切实加强长沙的防御工事。第10军军长李玉堂在上一次会战中因丢了长沙而受到撤职处分。薛岳让他以戴罪之身再防长沙，以图立立功补过。李玉堂不敢怠慢，率部不分昼夜赶筑工事。他整天在阵地上修正地堡位置和射孔的方向，规定火网的编成，饿了就在阵地上吃点馒头，喝点开水。李玉堂认真备战的行动深得薛岳赏识。因此，当军委会要派人来接替李玉堂的军长职位时，薛岳便以"战事紧张，暂时不便交接，须等到战斗结束后再予办理"为由，将李玉堂保护起来。李玉堂闻知，更是感激不尽。在日军向长沙快速挺进的时候，他便立下"与长沙共存亡"的军令状。会战过程中，参战将士舍生忘死坚守阵地。守卫长沙城的第10军将过江的船全部调走，以此表达破釜沉舟的决心；预备第10师的团长葛先才奋不顾身，在兵力殆尽之际，自充机枪手，坚守阵地，多次击退敌人进攻。预备第10师全师在会战过后，全师连长仅剩2人。由此可见，民众支持、官兵勇猛确保了作战的胜利。

　　蔡律综合  201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