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第与斯威夫特

   2017-9-11

    经济学家威廉·配第（1623-1687）与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 1667-1745）风马牛不相及，他们从事不同的职业，处在不同的时代。将他们二位扯到一起的是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默瑞·罗斯巴德（1926-1995）。

   罗斯巴德可以说是经济思想史领域的一个愤青。他感性而冲动，坚韧而偏激，他喜欢走极端，喜欢说惊人之语。在两个方面，罗斯巴德的“愤青”形象最为典型。一是对干预主义的蔑视；二是对经济学中数学应用的愤慨（罗斯巴德的可爱之处也很多，比如将历史上一切吻合奥地利学派主张的思想都看成是奥地利学派的渊源，坎蒂隆和杜尔哥都是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先驱者；比如将他的导师米塞斯的成就吹到了天上，似乎科学的经济学发展的终点就是米塞斯经济学。罗斯巴德对他所赞成的思想和主张的支持不遗余力，对他所反对的思想和主张的批判也不遗余力。）。

   罗斯巴德在其《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中，是将威廉·配第作为重商主义经济学家来介绍的。因为对配第干预主义思想的蔑视，对配第的政治算术的反感，罗斯巴德基本上是不用正眼来看配第的。他说配第即使成为大富豪，本质上还是一个乡巴佬。配第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罗斯巴德没有给予一丝半点的肯定。如果说配第有劳动价值论的观念，后来也导致了马克思的“谬误”；如果说配第有级差地租的思想，后来也导致了李嘉图的“谬误”。至于配第的政治算术，不过是“利用虚假的数据精确性和科学的威信，试图得到取悦于国王的结论”（默瑞·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张凤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P473）罗斯巴德辛辣地嘲讽配第及其祖师爷培根（1561-1626），说：“复辟时期的科学家相信，把数学的斗篷覆盖在问题之上，就相当于把问题解决了。”（P475-476）罗斯巴德继续引用莱特温的话说：“科学家们团结在皇家学会旗号下，开始完全纵情于度量的狂欢，……各路名家不断地、无穷尽地、无意义地记录、分类、计算。英格兰的这些顶尖思想家，把他们的才智一小时一小时地浪费在详细记录这个土地上的每一个角度的温度、风和天气的样子。除了无用的记录之外，他们的努力一无所有。”（P476）

   在罗斯巴德眼里，威廉·配第只是一个政坛上的小丑和科学界的混混，可就是这样的家伙，却有着巨大的能量；他的政治算术即使是骗术，却也有极大的诱惑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数量狂和计量痴似乎已经控制了现代经济学专业。”（P476）这是相当可怕又可悲的状况。好在历史不是配第或者其他培根主义者的如意算盘，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数学狂热在稍后于配第的时代就受到攻击和破坏，其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就来自乔纳森·斯威夫特。想到斯威夫特对培根主义的绝妙讽刺，罗斯巴德差不多就要心花怒放了。“18世纪20年代，伟大的托利党人、自由意志主义者、盎格鲁-爱尔兰混血的讽刺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直接对培根主义者进行了睿智而犀利的嘲讽，加速了这种数量狂热的衰退，一想到这就令人愉快。”（P476）

   乔纳森·斯威夫特作品中涉及对科学或者科学主义的嘲讽的有两部，一是长篇小说《格利佛游记》，二是短篇政论《一个小小的建议》。《格利佛游记》包括了主人公格利佛的四段旅游经历，一是在小人国，二是在巨人国，三是在飞岛，四是在慧骃国。涉及对科学或者科学主义的批判的，主要是在飞岛的经历。

   格利佛发现，这个国家的上层人物都喜欢音乐和数学，这是他们唯一掌握的两门学问；他们招待格利佛的菜肴，都要做成标准的几何形状，他们赞美妇女，使用的也是几何术语。除了音乐和数学之外，他们的语言中就没有用以表达想象、幻想的概念。这部分内容，直接讽刺的是英王乔治一世（1660-1727）。乔治是突然之间从汉诺威选帝候而成为英国国王的，他只能说德语和法语，对英语一窍不通。或许是出于避世的愿望，他表现出对音乐和数学的喜爱，并出钱赞助。

   格利佛到飞岛不久，国王安排裁缝给他做衣服。裁缝用四分仪给他量身高，用尺和圆规量全身的长、宽、厚和轮廓。几天后衣服做出来了，但很丑很不成样子，因为他弄错了一个数字。这一段，反应的是与牛顿（1643-1727）有关的一件事情。牛顿写了一篇论文，印刷工人排错了一个符号，以致弄错了太阳与地球的距离。斯威夫特讲裁缝的事情，有讽刺牛顿的意思。因为牛顿当时担任造币局长，他所实施的某项货币政策危害爱尔兰人利益，为斯威夫特强烈反对。

   后来，格利佛还去参观了科学院，发现那里的科学家们正在做一些很奇怪的研究。有的在研究如何从黄瓜中提炼出阳光；有的在研究如何将人的粪便还原为食物；有的在研究盲人如何用嗅觉和触觉来辨别颜色；有的在研究如何用猪来耕地；有的在研究如何利用蜘蛛来织布；有的在研究如何用机器来替代人的思维；有的在研究如何取消语言而直接用实物模拟来表达。他们的数学教学和研究很有特点。“命题和证明都清楚地用头皮一样颜色的墨水写在一块薄薄的饼干上。学生们把饼干空腹吞食下去，以后三天只准吃一些面包，喝一点水。饼干消化之后，色彩就带着命题走进了脑子。”（斯威夫特：《格利佛游记》，张健译，人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P149）

   在培根、配第、牛顿和斯威夫特的时代，理性和科学是时代的精神追求，是流行的文化元素。当科学成为一种时尚之后，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甚至一些假装科学或者以伪科学来装门面乃至谋利益的事情就不可避免。斯威夫特的讽刺，包括他对乔治一世和牛顿的讽刺，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文学的娱乐。我们看他对那些伪科学的嘲弄，只会发出会心一笑，很少会有人将这些东西当真。罗斯巴德对经济学中过分的数学应用恨之入骨，他当然很愿意看到历史文献中有对“数学痴”和“计量狂”的尖锐攻击。看到斯威夫特的文字，罗斯巴德显然很兴奋，这正是他所需要的东西。罗斯巴德不仅当真了，还试图将斯威夫特塑造成与培根式科学主义战斗的堂吉诃德。

   斯威夫特的另外那篇小文章《一个小小的建议》也许更加“政治化”一些。针对穷人子女太多以致造成社会负担和危害的事实，斯威夫特提出“一个小小的建议”，“针对一岁大的孩子，与其让他们成为父母、教区的负担，终身受缺衣少食之苦，不如让他们供人食用——有的也可以做衣服。”（斯威夫特：《书的战争 捅的故事》，管钦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P278）斯威夫特此文，意在讽刺各种政治庸医，抨击那种将国家当做实验室的“救国”思想。配第一直关注爱尔兰经济和政治问题，并写过几部有关的著作，因此斯威夫特的嘲弄对象包括配第在内是可以想象的。斯威夫特对配第，即使怨恨甚至仇视也是可以理解的。斯威夫特出生于爱尔兰，一生都在为爱尔兰人民的利益而斗争。而配第生前，曾经是一位大掠夺者，其掠夺的对象，就是爱尔兰人民。

   斯威夫特对配第的嘲讽还体现在他对“政治算术”的应用上。“一般而言，爱尔兰有150万人口。据我计算，其中约有20万育龄妇女，减去3万有抚养能力的（鉴于国家如今的困难局面，恐怕不会有这么多），余下17万妇女，再扣除5万当年流产的，孩子因事故或疾病夭折的，每年有12万穷孩子呱呱落地。”（279），斯威夫特接着用配第政治算术的方法论证，养活一个乞丐的孩子的费用大约是2先令，而一个一岁孩子可以卖到10先令，于是一个孩子可以得到8先令的纯利。看来这是一项收益率很高的投资。

   相比于《格利佛游记》，《一个小小的建议》具有更强的战斗性，具有更多的政治意味。不过，《一个小小的建议》还只是简单的政治讽刺小品。它只是一般性地对政治庸医或者误国策略进行嘲弄，而没有针对某个具体的谋臣的某个具体的谋略提出批评，更没有提出自己有针对性的方案和主张。相对来讲，批判、否定或者吹毛求疵总要比建设性的方案来得容易一些。这就是苏格拉底经常在论辩中胜出的原因之一。《建议》中明显针对配第的“政治算术”的嘲弄部分，可以理解为是那个时代保守的人们接受新事物的准备还不够。配第的政治算术在应用上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使用虚假的数据，迎合政府的意图，等等。但是，一种用数字和尺度说话的解释方式，显然是要比单纯用比较级和最高级词汇的说话方式更有说服力；这样一种说话或者解释的方式，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交流的效率，也是单纯的文字表达做不到的。在这个问题上，斯威夫特似乎是一个落伍者。

   现代经济学中的数学过分应用确实带来了很多问题。但问题是过分应用而不是应用。在这个问题上，罗斯巴德也是一个落伍者。罗斯巴德及新奥地利学派倾向于否定经济学中的任何数学应用，他们看到数学就视之为洪水猛兽。于是，从历史文献中抓到的每一根稻草都会被他们夸大为拯救经济学的诺亚方舟。于是在罗斯巴德的笔下，讽刺作家斯威夫特就成为一位伟大的船长。罗斯巴德说斯威夫特的嘲讽加速了数量狂热的衰退，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胡扯。数学狂热的时代才刚刚开始，真正的狂热要到十九世纪之后才拉开大幕，高潮似乎在二十世纪后半期才真正出现。到登峰造极的今天，经济学中就只剩下数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