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奇

1926年，陶行知在乡村教育讨论会上的演讲中曾说到“中国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叫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他叫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话虽刺耳，但时隔90年之久，这番话仍像是在提醒着当今的农村教育。如今的农民子女很难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农村的教育资源分配日益不均衡，大量的中小学被撤并，6000多万留守儿童大都面临新的上学难，而3000多万流动儿童却由于户籍等问题难以享受到城市里的优质教育资源，无法计数的流浪儿童接受教育更是无从谈起。精英教育的模式也让很多农村学生即使在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后，也很难在城市中得到发展的机会，进退两难。除此以外，由于农村儿童群体的家庭教育严重缺失，很多儿童在学校中被老师视为“问题儿童”，对其放任不管，将责任归咎于父母缺乏管教上，又造成了恶性循环。本应培养出寒门学子的农村教育，如今却似乎成为了压在农民身上的不可负担之重，昔日村庄里的朗朗读书声，如今只剩下一所所人去楼空的废弃小学。教育作为农民们最关心、最重要、最需要的公共服务产品，却在当下的农村里制造着新的不平等，甚至是制造着新的贫困。

一、撤点并校造成农民工子女上学难

自1985—1987年某部门提出“人民事业人民办”的口号后，各行业各部门纷纷出台政策，从农民头上收钱，“三提五统”遍地开花，层层加码，农民不堪重负。为减少教育开支，一些地方就从撤减农村学校上打主意。自 2001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后，各地把撤点并校当成改革的重要举措，开展得如火如荼。据教育统计资料显示，1998年，全国有小学60.96万所，从我国2001年决定开展撤点并校开始，到 2009年，全国小学仅剩28万余所，2010年进一步减少到25万余所，12年间小学减少了35万余所，平均每年撤并3万所，全国初中平均每年撤并400余所。而与之俱来的是很多地方在执行过程中一味地强力推行，忽视村民们的利益和意见，不顾交通条件和地理位置的限制，不顾农民的实际困难，挤压弱势的乡村教育，导致了农村学生的上学远、上学难、上学贵。由于撤点并校后村小数量大幅减少，导致农村的学生上学距离大幅增加，有关调查显示，小学生家离学校的平均距离为10.86里，初中学生为35里，辍学率上升，学生安全隐患加重，乡土文化渐失。
吉林省龙井市全市共有人口17万人、65个行政村，但全市却只有1个行政村还保留着村小，其他64个村的村民子女只能到镇或县城读书。不仅极大地加重了家庭负担，也让学生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安徽省岳西县来榜镇花墩村，地处深山区，由于村小被撤并，村民的孩子上学需要去9公里之外的中心学校，而9公里崎岖的山路对小学生来说太过漫长，家长只能选择去镇上陪读。根据调查的情况，一个农村学生在镇上读书一年，生活、租房等日常支出大约在8千到1万元之间，在县城读书的成本大约在1.5万到2万元之间，这还没有将陪读的家长不能务农、打工等机会成本损失计算在内，这对农村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的政策优惠完全被学校撤并带来的额外负担抵消，也让义务教育阶段因学致贫的比例大大提高。而随着村小被纷纷撤并，很多农村家长觉得与其把孩子送到几十里外的邻村小学去读书，不如干脆去县里、市里陪读，这也进一步导致在布局调整中被保留下来的学校依然面临生源短缺的问题，形成了恶性循环，使得村内小学的教学质量逐渐下降，长期以来城乡教育发展严重失衡的状况越发凸显。山西五寨县前所中心小学校长李宝林说，农村学校很多是“除了缺学生，啥都不缺”。吕梁市交口县双流镇梁家沟村支书程润珍说，村里七八十个孩子，除了4个在村里，其余都在镇或县城由家长陪读。
义务教育两大特征，一是就近，二是免费。撤点并校使大量儿童无法就近。在美国，如孩子不能就近入学，当地政府就会马上被告上法庭。义务教育虽然已经免费，但那些因没有学校既无法在出生地读书，又不能跟父母到城里读书的孩子，只能选择到镇或县城的第三地读书，其经济负担比不免费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倍。
改变这种状况，要在撤并村小时既要考虑到村内的人口数量、经济条件和地理环境，还要考虑到地方的文化特点、人口流动和产业结构等问题，要充分征求学生家长的意见，尊重群众的知情权，不仅仅要考虑教育资源的规模效益，更要将教育公平放在首要位置，要以保证农村儿童就近入学、安全健康成长为底线。从更加长远的眼光来看，村小在促进当地经济与文化发展方面起到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在农村保留适当的村小或教学点，不仅是实现教育公平之举，更是维系着中国的乡土文明命脉。福建永泰县有农村学校78所，其中只有一名学生的单人校19所，这19所中只有一个孩子和一个老师的占11所，但县里坚持“只要有一个学生，这个学校就不能撤”的理念。这种理念应是目前发展农村教育的座右铭。乡村学校是农民希望的寄托，他们在田里辛苦劳作，看到背着书包去上学的孩子，心里充满了无限甜美的憧憬，没有学校，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就全都破灭了。

二、流动打工导致流动儿童受教育难

农民工进城寻找职业是一种非稳态的就业，常常需要不断转移地方，而随读的孩子也必须如飘萍逐流，东奔西走，这个流动读书的群体随着农民工对孩子教育的重视和自身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庞大。2010年人口“六普”时流动儿童为3581万人，如今数量更多。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面临着难以承受的经济压力和入学的困境，失去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导致贫困或弱势在农民工家庭内部代际转移。
流动儿童在城市中接受教育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流动性大，农民工频繁的工作变动导致了其居住场所的不固定，而且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打工者租住房往往都是在离城较远、环境较差、出行相对不便的地方。流动儿童必须随着父母工作的变化而频繁转学或中途回家等情况也打乱了他们正常的学习生活节奏，“孟母三迁”的故事家喻户晓，在今天中国的城市里，大街小巷到处奔走的都是孟子妈，只是昔日“孟母三迁”是为了给儿子寻找一处适合教育的环境，而如今的“孟母三迁”却只是为了给孩子找到一个稳定读书的学校。二是缺少家庭教育，农民工体力劳动繁重、知识素养不高，往往忽视了对子女的照管，也没有能力和时间对子女的学习进行指导，使得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配合经常落空，给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增加了压力。三是教学资源不足，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校“门槛”高，费用昂贵，手续繁琐。有关方面调查，农民工子女在一线城市就学，家长需要提交多达20份的各种证明材料。在公立学校中，流动儿童不仅入学学费高于当地户籍人口子女，而且就学过程中其遭受各方面歧视和不平等对待的情况也较多。而多数流动儿童学校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且硬件设施落后。（刊于《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