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参与公民运动是社会参与，并非起于政治行动，更无关于特定政党的支持，那是对于弱势或不公不义事件的发声，也是透过社会参与的公民责任。”

　　“平和地参加游行，保护你所相信的价值，在当时已经是生活在台北的一部份。”

　　这两段话来自戴立忍三千字的道歉文。我为他必须以一篇长文彻底交代自己各种社会与政治参与感到哀伤与感慨，我也不确知是否他所有的交代都是他诚实的想法，但我知道，这两段话是他真真确确的信念。

　　而这也正是他或其他许多台湾与香港人（乃至不少大陆自由派）与大、中学“粉红”们最大的价值差异。

　　在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眼中，对国家表达爱的方式，是先建构起一个虚假的国家利益（等于党的利益），虚幻的祖国概念，然后去攻击他们认为不利于国家利益的对象，去批评他们认为不是“完全只有一颗中国心”的人。他们并不知道，另一种爱国的方式是去批评与抗议你的政府，是去为这个社会弱势的群体发声，是去改变这个社会的制度，让人们可以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这种爱是对土地与人民的同胞的爱，而不是对抽象的所谓国家（等于统治者）的爱。

　　他们并不知道异议既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甚至是公民精神。

　　所以他们认为太阳花是台独——参与者有不同立场，有人反对程序黑箱，也有人抱着对公共事务关注的公民精神，当然也有人是因为台湾独立。

　　所以，他们认为何韵诗的占中行动是“港独”——但事实上那是为了香港普选，亦即香港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且她或大部分港人是接受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如果真的有的话。

　　很显然，这种价值的巨大差异，“一元的党国至上理念vs.多元的公民参与精神”，正是太阳花运动和雨伞运动的根源之一，并且吊诡的是，也正是这种差异让更多人支持“台独”和“港独”。

　　然而，这种愤青民族主义的趋势，在中国似乎越来越强大，影响越来越深远。

　　“不管导演还是整个团队，完全只有一颗中国心。我们为自己的祖国自豪。”

　　“艺术家无边际，但艺术家要有情感和态度……服务于他的人民！尤其在国家和民族大义上不得半点虚假，也不容许任何模棱两可。”

　　这段“没有别的爱”剧组的宣言，彷佛是这个时代艺术（其实是“娱乐”）与政治的新宣言，一个指向未来的譬喻。

　　今年正好是《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出版二十周年。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愤青民族主义开始爆发，到了2008年的奥运前进入新的高潮。2008年到12年，中国进入微博时代，一个准网络公共领域出现，人们在这里围观中国内部的各种公共事件，从官民矛盾到贫富不均，从各种强拆到温州动车事件，内部的火烧不完，民族主义愤青没太多机会指责外国。

　　但2012年之后，公共领域和公知倏地消失，政府强化对内控制与对外权力扩张，爱国主义愤青从原本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落者，又加入了九零后消费主义世代的“小粉红”。

　　他们为港台人士与中国大陆的交流也造成严重影响，成为两岸互动中新的“中国因素”。

　　2000年时，张惠妹因为在总统就职典礼上演唱国歌而被禁止去大陆演出，其后也有不少人因为各种理由被官方禁止去大陆。但在过去几年，发动压制的机器不再是官方，而是“小粉红”们（和曾经的黄安），他们在网络上捕风捉影地指控某些艺人是“台独”和“港独”，要他们滚出大陆，并且给商业单位施压。

　　就在“戴立忍事件”爆发那几天，何韵诗号召小店铺与个人赞助她去红勘体育馆演唱——以往香港歌手去红馆都是有大的商业赞助，但参与民主运动的何韵诗几乎得不到任何和中国有关的企业的支持，于是她只能去寻找本地公民社会的支持，走出一条不同的路。

　　在台湾或香港，戴立忍与何韵诗的公民参与，反映出的是过去几年，许多人“平和地参加游行，保护你所相信的价值”，才慢慢建立起一个多元而强韧的公民社会，因而可以成为现在支持何韵诗的力量。

　　这是台港和中国大陆走过轨迹的巨大差异。如果中国继续被这种狭隘盲目的民族主义遮蔽了内部任何异质性，那么台湾和香港只会和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