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已有成功经验

　　NBD：近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王小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让大量低收入者转变为中等收入者，而不是把高收入者拉回到中等收入水平。此外也要有合理的再分配制度。要做到这些，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公平竞争、有活力的市场环境；二是有一套比较健全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体系。此外还要有一个廉洁、透明，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一个公平竞争、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特别重要。但是，单纯靠市场竞争没办法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需要有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体系来解决这些。发达国家已经提供了很多成功经验。二战以后，发达国家都普遍建立起全面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教育、保障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防止一些人长期陷入贫困，帮助他们向中等收入群体转化。

　　很多发达国家二战前社会贫富差距悬殊，但随着这些制度的建立，现在大部分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相对较小，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很大。因此，社会结构的合理化主要靠政策、制度方面的转型。

　　NBD：中等收入群体该怎么科学划分？当前实际情况与您提到的两个基本条件是不是还有差距？

　　王小鲁：我们国家还在发展过程中，划定中等收入群体不宜采用绝对标准。可以以全社会的人均收入中位线收入水平为参照，划一个适当的区域范围，作为中等收入群体。这不是按人口比例，而是按收入比例。

　　过去较长时期，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受到了一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一是市场环境的改善不顺利，政府对资源配置和其他市场活动的干预比较多。比如有些产业进入门槛高，各种行政审批手续繁杂，一些政策对大中小企业、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没有一碗水端平；对某些行业、某些企业的优惠、补贴等政策多，常常也不利于公平竞争，特别是不利于中小微企业发展，反而导致寻租、腐败和效率损失。企业有没有效率，总体上要靠市场竞争来鉴定，而不是靠政府来认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主要也不是靠政府“给钱”，而是靠市场发展。二是城镇三分之一的常住人口没有城镇户口，难以享受城市的医疗、子女教育、社保、保障住房等。如果能让这部分人变成名副其实的城市居民，很多人就可以逐渐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社会保障漏了一大块，需要补起来，这是政府现在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房价快速上涨成为障碍

　　NBD：中等收入群体扩展步伐减慢有哪些原因？

　　王小鲁：改革开放以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较快。但在过去十几年，中等收入群体扩展速度明显放慢。究其原因，主要是官员腐败、行业垄断、政府过多干预市场以及一部分官员腐败等因素，影响了市场环境，妨碍了公平竞争。此外股市暴涨暴跌、房地产价格过高等原因，不光妨碍中等收入群体的生长，甚至是把一部分中等收入者的财富装到了少数富人口袋，让部分原本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人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重新回到低收入生活水平。股市和房产市场的这些变化，在过去十几年里起到了逆向再分配的作用。

　　NBD：应该如何理解高房价等因素让部分中等收入群体重回到低收入队伍？

　　王小鲁：腐败、官商勾结，使得一些中等收入者的生存条件变得越来越艰难。一些小企业，因为各种各样的政府干预，其中又存在大量寻租行为，使其生存变得很艰难。同时，一个市场上垄断力量过强，会对竞争性的行业造成不公平的分配。如果国民总收入和社会财富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到少数行业和企业，将明显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存在和发展。

　　这些年来还有一个现象，股市暴涨暴跌和房价、地价过高，实际上是对部分已经存在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掠夺。因此资本市场如果没有严格监管，不是一个透明度高、管理规范的市场，再加上货币政策过于宽松，流动性不断增加，政策托市等因素，就容易出现股市暴涨暴跌，特别是可能对广大小股民造成洗劫。资本市场应该是一个稳健的、鼓励长期投资的市场，而不应是一个鼓励投机、追逐短期暴利的市场。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状况也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生长起了坏作用，一些城市房价上涨速度远远快于收入增长速度，使工薪阶层越存钱离买房的目标越远，买了房就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在这样的背景下，怎么让他们变成中等收入者，或保持他们中等收入者的地位，就很难。甚至可能让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的一部分人实际上又回到低收入的生活水平。

　　随着城市化的进展，大城市的房价、地价上涨有必然性，但上涨得如此之快，有很多非正常的因素。在现行制度下，通常是地方政府统一征地、独家卖地，垄断了土地市场，加上货币供应过多，也大大推高了房价。普通工薪阶层很难靠自己的收入在城市买房，怎么变成中等收入者呢？

　　涉及收入分配的改革推进缓慢

　　NBD：中央此次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强调了6个“必须”，其中包括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改革谈论了很多年，它推进的难点在哪？

　　王小鲁：过去几年，我们对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重点并不完全清楚。有些部门认为由政府来调一下工资，或者限制高收入就是收入分配改革了，这种看法有很大的片面性。

　　现在收入分配改革面临最主要的问题是体制问题，只就收入分配谈收入分配，难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值得高兴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改革方向，即便有些还不太具体，但方向是对的，关键是怎么落实。当前的困难就是落实改革目标的进展太慢，有些方面甚至没有什么进展。

　　涉及收入分配的改革，需要解决各个领域的体制问题，这是非常大的系统工程，一些重大领域的体制改革得以推进，才能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但目前来看，至少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都推进非常慢。财税体制的改革做了一些，但有些重要方面没有动。推进这些改革，只靠少数职能部门不行，他们动力不足。需要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各界参与，集思广益，积极探索，合力推进。

　　NBD：您对“十三五”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王小鲁：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一定只是加大投资，扩大社会保障、改善公共服务，也是重要方面，有了全面覆盖的基本社会保障，才能拉动社会消费。现在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很多人没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就是上了保险，一旦离开就拿不到了。这是在社保异地接续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城市没有给予他们稳定的保障，他们的消费动力当然不足。

　　希望“十三五”时期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改革的步伐有所加快，既拉动经济增长又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虽然现在中小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所松动，但是这些地方就业机会比较少，实际效果有限，多数大城市的户籍限制并没有多大改变。

　　财税体制改革不仅仅要搞营改增和调整中央地方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透明化，解决社会监督问题，并改善政府支出结构，少搞过度投资，减少政府自身的过量行政支出，增加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支出，并有效减轻企业负担。

　　此外，就是政府对市场、对资源配置过度干预的问题，也需要尽快解决，政府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占的比重非常高，这个领域政府参与过多，也造成了部分不良债务。在竞争性领域，需要尽量把配置资源的功能还给市场，减少政府干预。土地制度的改革也需要推进。总结试点经验，扩大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