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的“祸害”

弗里德曼曾经写过一本小书《货币的祸害》，是关于货币史的一个通俗读本。货币只是人们发明出来用于定价和媒介流通的工具，其本身并不是什么“祸害”。如果货币本身就是一种祸害，也许就不会有从石头到香烟到纸币到比特币的发展了。要说货币真有什么祸害，那也是误用货币或者乱用货币的祸害；这不是货币的毁害，而是人的祸害。在弗里德曼的观念中，只有在中央银行制度之下，只有在政府将货币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的时候，才会带来真正的祸害。对于1929到1933年的大危机，弗里德曼完全不同意凯恩斯基于有效需求不足的解释，而将其视为政府实施错误货币政策的结果。新自由主义者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持续的怀疑和批判，一直聚焦于通货膨胀；正是在中央银行体制下，政府掌握货币发行权，这才方便政府利用种种借口制造通货膨胀。过量发型纸币，制造通货膨胀，这可能就是货币真正的最大的祸害了。

自由主义经济学终究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是富人的经济学。只有富人才会关注通货膨胀甚于关注失业，因为富人不会面临失业的困境，而他们的财富却可能因为通货膨胀而贬值。通货膨胀是一种财富再分配现象，是侵害私人财产权的合法过程。因此，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通货膨胀成为主流经济学理论分析和政策探讨的主题，而失业则淡出了研究者的视野。

经济学理论作为解释经济问题的工具，本来也无所谓祸害不祸害的。好的理论能够对现实经济问题作出合理有效的解释，坏的理论就只是一套套废话，你不理它就是了。张五常说主流经济学是“套套逻辑”，科斯说新古典经济学是“黑板上的经济学”，就是说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废话连篇的坏的经济学。在张五常和科斯的指桑骂槐中，弗里德曼首当其冲，尽管他是他们的朋友。理论总是产生和发展于现实的需要的。完全的坏的经济学是即使能够产生，也不可能流行。凯恩斯说李嘉图的经济学是闭门造车的结果，是脱离现实的虚构，这种说法不客观。即使李嘉图的经济学流行不久就崩溃了，但也是产生于现实的需要，也在历史上留下过深刻的影响。就算凯恩斯不理解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还是将李嘉图看成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现实经济活动的发展，可能促使某种理论产生并发展，甚至成为主流，主导理论的发展和政策的制定。但经济理论的有效性总是以现实为依托的。就说弗里德曼所反对的凯恩斯主义吧。在大危机的背景下，古典学派的解释确实失败了，基于古典学派的政策确实破产了。大危机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恰恰成就了凯恩斯，在那个时代，没有一种解释比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更加合理，更加有力。于是一时间，所有人都成为凯恩斯主义者——包括弗里德曼。凯恩斯理论对于解释和治理经济危机是成功的，但这种短期而局部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它就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也不意味着它可以成为治理所有宏观经济问题的妙手良方。有效需求原理是否可以解释所有宏观经济问题，凯恩斯对此也没有把握。

凯恩斯主义可能过于成功了。二战之后的资本主义世界，凯恩斯主义就是宏观经济学，需求管理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转变了经济学的研究进程，国家干预渗透到西方国家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物极必反。随着现实的发展和演变，一种理论的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也可能走向它的反面。长期实施凯恩斯主义的结果是西方经济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陷入深重的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对此一筹莫展。怀疑和批判铺天盖地而来，凯恩斯的拥护者们彻底乱了阵脚。经济学的世界是一个现实的世界。曾经的显学，曾经的至高无上的权威，顷刻之间轰然倒地。短短几年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弃之若敝履。其实，就在凯恩斯主义甚嚣尘上的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经济学世界里已经出现了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声音，这个声音来自哈耶克、米塞斯和波普尔掀起的新自由主义运动。新自由主义兴起的背景，最初与哈耶克等人对纳粹的专制统治的恐惧有关；专制统治破坏市场，危及个体的自由和尊严，这是来自奥地利的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所深恶痛绝的。在社会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哈耶克将对专制统治的恐惧转移到对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及计划经济的厌恶之中。在哈耶克看来，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就意味着国家对人民的奴役，所以国有化、集体化和计划化，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与此同时，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世界风行起来，新自由主义者进一步将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思想理解为国家专制和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视为对个体自由和尊严的另一种剥夺。新自由主义给自己树立的敌人，于是就有了纳粹主义、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哈耶克等人看来，这些“主义”的共通之处，就是对个体自由和尊严的蔑视和践踏。弗里德曼及其现代货币主义，是新自由主义阵营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我对作为经济学家的弗里德曼充满敬意。出身于贫寒家庭的弗里德曼，靠个人努力实现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成功。他将自己的成就视为市场制度的惠赐，于是维护自由市场制度就成为他终生的使命。在凯恩斯主义主导西方国家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政策制定的时代，自由主义是没有出路的；至少，那是一条崎岖的山路；而弗里德曼，却一直坚定地走在这条道路上。因为一直面临着歧视和排斥，嘲笑和挖苦，作为凯恩斯主义反对者的弗里德曼应该是很难想象自己的学术成功的。尽管如此，他还是一直坚持着，抗争着。他利用自己的一系列著作来批判凯恩斯主义，他针对凯恩斯的每一个理论都提出反对意见。凯恩斯不是说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吗？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理论证明人们的消费倾向是稳定的；凯恩斯不是说人们的消费行为受绝对收入影响吗？弗里德曼证明人们的消费行为主要受持久性收入的影响；凯恩斯不是说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大危机吗？弗里德曼证明大危机的真正原因是中央银行实施了错误的货币政策；凯恩斯不是说可以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影响利率进而影响投资吗？弗里德曼证明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极低，没有显著作用；……在与凯恩斯主义抗争的过程中，弗里德曼的形象就是歌利亚面前的大卫，风车前的唐吉坷德。弗里德曼顽强地坚持着抗争着，终于等到了时代风向的转变，凯恩斯主义轰然倒地，小个子的弗里德曼成为伟人。

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代，由于国家干预的盛行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经济学重新获得了对现实的解释力，获得了经济学及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是时代抛弃了凯恩斯，选择了弗里德曼。就像没有大危机就不会有凯恩斯一样，没有滞涨，也就不会有弗里德曼的脱颖而出。但是，就像凯恩斯主义有其适应的条件，有其作用的局限一样，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主义思想也一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抛弃了凯恩斯主义的西方国家政府，开始将弗里德曼（当然还有哈耶克）视为自由主义的导师，撒切尔夫人及里根总统都将弗里德曼的思想作为圣经教义，弗里德曼的思想观念在英国和美国的政策实践得到了实施和检验。现代货币主义显示出不俗的理论解释力和政策指导力，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宏观经济治理的绩效证明了这一点。自由主义的大旗迎风招展，整个世界开始接受一场自由主义的洗礼。放松管制，私有化，废除垄断，金融市场化……连世界银行的贷款条件中，都加上了体现新自由主义观念的条款。全球化和自由化，这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世界经济政治的潮流，这也是弗里德曼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潮流。新自由主义本来是凯恩斯主义过度国家干预的解毒剂，但是这一药方的过度使用，又使其本身成为一剂毒药。现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份，恐惧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在这一次比1929到1933年还严重的危机袭来之际，还会有一个新的凯恩斯出现吗？凯恩斯没有出现。不过，凯恩斯治理危机的那一套人们还记得。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后，危机似乎被勉强应对过去了。尽管还问题重重，但健忘的人们已经不怎么深究危机的原因了。

弗里德曼及其新自由主义应该为此次危机承担责任，这是斯蒂格利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认识。这种判断，在危机期间比现在有更多的共识。当然，新自由主义并不愿意接受扣到自己头上的屎盆子。即使证据确凿，新自由主义者还是可以将屎盆子反扣到凯恩斯主义头上。实事求是来讲，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有过度金融创新的原因，有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混业经营的原因，这些问题，都与新自由主义有关。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的盛行，才导致美国金融市场管制的大大放松，才使这些问题产生并最终酝酿成大祸。1929到1933年美国经济危机的发生和加剧，有金融市场混业经营方面的原因，于是危机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明确了金融市场分业经营的原则。二战之后，金融市场相对稳定，资本市场发展迅速且收益率远远高于货币市场，分业经营成为限制商业银行拓展业务分享资本市场成长的障碍。到了九十年代，有了新自由主义撑腰，美国金融界鼓动政府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这样就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将过分自由主义的危害理解为弗里德曼及其理论的危害，其实也是一种混淆是非的判断。理论本来是用来解释现实的，即使可以成为政策的参考，其适宜性还是取决于现实条件，取决于政策实施者的即时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弗里德曼是为错误的政策背了黑锅。

就对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贡献而言，弗里德曼不愧为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大师，他的持久性收入理论，现代货币数量论，自然失业率理论等等，都是二十世纪经济学的重要成就。弗里德曼被汪丁丁看成是一个“头脑清晰型”的思想家，他总是用最简单的逻辑来阐释最简单的理论，而他最简单的理论却有着最深刻的意涵。初学经济学的人，接触弗里德曼的著作之后，无不为他精妙的逻辑和精彩的阐释而折服。实际上，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我不认同弗里德曼的很多观点，但他理论的精妙还是对我有深深的吸引力。当然，在某些方面弗里德曼可能会走得远一些，可能会让人不舒服。比如，弗里德曼和施蒂格勒对最低工资立法的反对，尽管出于他们对市场有效性的理解，但对工资意义的认识还是存在片面性；再比如，弗里德曼对卖淫和毒品交易正常化和市场化的主张，虽然也是自由主义的合理结论，但却有挑战社会伦理道德的嫌疑。不过这些都没有太大的问题。理论本来是用来解释现实的，人们的世界观的不同，会导致认识的差别，而不同的认识，本来就是可以在争论和妥协中共存的。真正可能成为问题的问题是，一种理论一旦“成功”，成为“显学”或者“风尚”，就取得霸权的地位，主导并垄断话语权，拒绝其他的思想，排斥不同的主张。这样的话，思想交流被阻碍，认识的发展也就被断送了。

弗里德曼一生写过很多著作，但他最得意不是大部头的《美国货币史》，也不是社会影响巨大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而是他关于方法论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通过这部著作，弗里德曼确认了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实证主义性质，制定了实证经济学研究的规范路径，实践了实证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就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确立而言，现代经济学中没有一个人的贡献超过弗里德曼的。弗里德曼关于“实证经济学”的讨论，实际上是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追求科学身份的持续努力的一个总结性的环节。从威廉·配第开始，经济学就努力学习自然科学，努力彰显自己的“科学”身份；到了边际革命的时代，经济学中的数学应用愈加深刻，经济学的“科学”形象愈加生动。杰文斯甚至认为，经济学本质上就是数学，数学是经济学最适当的研究方法。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的数学基础》将一切经济问题处理成通过数学求极值的问题，这是现代经济学中推动数学应用的重要著作。但所有这一切，最终是通过弗里德曼主张的“实证经济学”来体现和完成的。弗里德曼努力的成效在于，一方面确立了实证经济学的科学价值；另一方面确立了实证经济学的基本范式。通过弗里德曼的身体力行，借助于他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成功，实证经济学的科学性质得以确立，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共识。如同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将功利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成为共识一样，在二十世纪中后期之后，实证经济学就成为科学经济学的代名词。在实证与规范之间，前者代表科学，后者就代表不科学；前者代表先进，后者就代表落伍。是不是使用实证分析，不仅是经济学研究合格与否的问题，而且是丢不丢脸的问题。实证分析成为唯一的方法，成为方法论领域的话语权霸主。

在规范和实证之间，在科学研究中是否存在价值判断等问题上，历来都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至少，在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成为共识之前，实证和规范两种方法是共存的，价值判断也没有被排除出去。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是持中的，也可能是合理的。他说我们的科学研究中不可能排除价值相关性，但要努力做到价值中立性。我以为这是一种诚实的态度，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一种可能的态度。用实证分析来排除规范分析，其实是做不到的。有时候大张旗鼓的宣扬也仅仅是虚张声势而已。选择过程总是免不了价值判断的，没有价值判断的选择既不可能，也不可信。可问题还在于，我们通过实证分析希望得到什么，可能得到什么。这是我们在选择方法之前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可以确定的是，停留在意识形态上的规范性质的讨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里没有分析，没有科学，只有信口雌黄，只有陈词滥调。但是，所谓的实证分析，那种建立在“假说-模型-实证-结论”上的经济学，就是科学的经济学吗，就是有价值的经济分析吗？经济分析的价值究竟来自思想还是来自技术，来自形式还是来自内容？这些问题，是有意识的讨论中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经济学总是要讨论现实的问题的，经济学所讨论的问题，总是关乎财富及其运动，收入及其实现，效率及其改进，资源及其选择……即使使用高大上的数学模型，即使应用权威的“大数据”，即使采纳了艰深的验证方法，经济学所讨论终归是经济学的问题。问题是经济分析的对象，认识或者思想是经济分析的产物。如果只有模型和数据，只有方法和工具，没有问题，没有思想，这不是经济学。即使有问题，即使有认识，但问题本身并不居于核心，思想和认识的重要性也得不到彰显，这也不是经济问题研究。可我们现在的“实证分析”，那种为“实证”而“实证”的“分析”，就是这样一种抽离了问题和认识，脱离了现实和思想的“分析”；只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展示，里面基本上没有经济学，没有思想和知识，没有分析和判断。十几二十年前看经济学论文，形式上显得枯燥，但还有问题，有思考，有分析，有认识。那时候要是看到模型的应用，会觉得很新奇，觉得更有价值。毕竟是在问题的环境中讨论问题，即使是数学模型的应用，也是围绕着经济问题的分析而展开。那时候的“实证分析”，更有实证的性质。最近这些年的实证分析，说是实证，其实是虚妄。论文写作首先考虑的不是什么问题，而是什么方法，什么模型，数据来源。所谓研究，只是找模型，找数据，做相关分析。要么没有明确的问题，要么就是一些白痴的问题。网络上讲某研究者利用大数据，证明文革语言有意识形态色彩。这种白痴的“研究”在经济学论文中比比皆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本来是基本的常识，还要煞费苦心搜集资料，装模作样进行实证分析，我只能说这是吃饱撑的。没有现实的问题，没有理论的支持，从近乎虚构的加工数据中试图得出想要得出的结论，我把这种愚蠢的做法想象成盲人摸象。这样的作为，居然是经济学，居然是高大上的实证经济学。斯密能够想象到他创立的经济学被扭曲成这样近乎巫术的玩意儿，他会气得吐血。

可怕的还不在于实证分析的虚妄，而在于这种虚妄的实证分析居然成为主流，甚至成为标准。最近中国教育部又在干一件大事，就是第几轮学科评估。关于经济学论文发表期刊，核定了国内若干家，国际若干家。有几位老派的经济学家发现了问题，教育部指定的若干期刊，大多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阵地，它们所愿意接纳的论文，只能是符合其新自由主义观念的，使用其实证主义方法的。这等于为中国经济学研究制定了标准，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标准。说来是一件荒唐至极的事情，号称社会主义国家，号称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标准的，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实证经济学”对经济学的祸害已经够严重了，中国教育部的此番动作，无疑是在助纣为虐。中国经济学的前景实在堪忧。说得严重一些，实证经济学统治之下的经济学，将不会再有明天。

经济学总是关乎经济问题的分析和研究的。但是，作为主流的实证经济学，所强调的只是实证，而不是经济或者经济学。经济分析中没有问题，没有思想和知识，就只剩下技术和工具，这显然不是经济学。很可悲的是，我们那么多优秀的研究者，那么多天资聪颖的学生，本来可以在现实性和科学性有很好结合基础的经济学中发挥才智，取得实质性的研究成就的，但在现有的学科评价标准之下，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他们的聪明才智，却被无端耗费于虚妄的“实证分析”之中。他们以为自己在做研究，实际上只是在做拙劣的数学游戏；他们以为他们在讨论经济问题，但他们的讨论完全不是经济学的思维，也不是经济学的内容。弗里德曼当初引入和发展实证经济学，目的是增强经济学的科学性，提升经济学的科学地位。当实证经济学发展成为经济学的权威，成为经济学方法的标准之后，经济学似乎变得更“科学”了，但在这“科学”的表象背后，经济学没有了。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主张，就是经济学世界的“特洛伊木马”，只不过，它们是被经济学家主动请进来的，而且，它们对经济学的颠覆一开始就是大张旗鼓的。实证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中确立自己方法论的绝对权威地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学的自我放逐过程。实证经济学的地位确立了，经济学研究被掏空了；经济学通过“实证经济学”完成了对自己的彻底否定。

说实证经济学的泛滥以致毒害甚至毁灭经济学是弗里德曼带给经济学的祸害，仍然是牵强附会而不得要领的。弗里德曼引入和发展实证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的发展而言，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问题其实也不在于由于政府的干预或者既得利益者的阴谋使实证分析取得了它不应当取得的权威和霸主地位，而在于经济学的自身发展问题。经济学本来是关于人的物质幸福实现的学科；因为关系到人，关系到由于人的存在而导致的高度复杂性，将经济学界定为艺术实际上要比界定为科学更为合理一些。但问题是，在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遭遇过一个特殊的时期，那个时期的意识形态，影响并改变了经济学的追求及发展路径。这个特殊的时期就是十七十八世纪。十七十八世纪是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时期，也是启蒙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理性和科学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成为一切社会评价的标准。自然科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确立了科学的典范，展现了科学的崇高价值。经济学受到自然科学的启示和影响，试图从研究方法上向自然科学学习，向自然科学靠拢，借此提高自己的科学地位，提升自己的科学价值。这个过程从配第开始，之后又经过边沁、李嘉图、萨伊、西尼尔、杰文斯、瓦尔拉斯等的持续努力，最后才在弗里德曼那里修成了正果。即使在古典经济学的时代，经济学就已经不再是它本来的那个样子了，抛弃自身某些非科学的因素而尽量装扮得得体而科学，已经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学的精神追求了。经济学的科学追求，意味着它要不断抛弃自身存在的那些非科学的因素。这对经济学来说是一个自我否定和自我放逐的过程。随着科学发展的加速，随着科学因素在经济学中的不断渗透，经济学发展的最终结果就只能是自我否定。

将自由主义的泛滥和实证经济学对经济学的毁灭说成是弗里德曼的“祸害”，其实也只是一种修辞。弗里德曼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推动者，也是实证经济学的主要倡导和实践者。新自由主义和实证经济学的影响不论是好是坏，与弗里德曼确实存在某些关联。但是，严格说来，作为一个理论家，是不需要为基于理论的政策实践承担责任的。理论家只需要对理论的部分负责，而不需要为实践的后果埋单。理论应用于实践，其结果可能是好也可能是坏，其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施者的分析和判断。理论家不必因为成功而邀功，也不必因为失败而担责。至于实证经济学，弗里德曼为他的研究而自豪，却也不必为这项研究导致的后果承担什么。如果说实证经济学的盛行导致了经济学的灭亡，那也是经济学自身发展的结果。经济学必然死亡，这是它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