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9日，2015年“感动海淀”十大文明人物颁奖典礼上，记者再次见到了他。原来，张志伟不仅是一名律师，还是一位热心公益的人士。8年、100场反拐宣传、500起拐卖诉讼、2万次义务咨询、1081个家庭实现团圆……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他为打拐事业做出的努力。

   

　　不仅如此，他还被称为“打拐军师”，从孤军奋战，到激励10万名志愿者共同打拐；从创办网站，到推动全国打拐法治进程；从寻找一个孩子，到安抚数万颗绝望的心，张志伟用一个人的力量带动了一群人的参与。

   

　　近日，张志伟接受本社记者专访，畅谈他的公益打拐行动。

 

　　情系儿童权益保护

   

　　成为打拐志愿者之前，张志伟曾是兰州某法院的一名刑事审判法官。在他审理的一起刑事案件中，就曾涉及流浪儿童权益保护问题。

   

　　2000年，在兰州火车站，两个长期流浪的儿童因为偷窃利益起了争执，一个孩子失手捅死了另一个孩子。这样的结局让张志伟感叹不已：“他们从小就在街头流浪，没有生活来源，捡拾垃圾、偷窃成了他们的生存之道，最终犯罪也是必然。如果社会能够对这些孩子多一些关爱，帮助他们找到亲人，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悲剧。”

   

　　6年后，张志伟辞去法官职务，来到北京做了一名专职律师，日常工作是投融资法律服务和民商事案件代理。那时的他，与打拐没有任何交集。  

   

　　“我在做法官时，经常会审理拐卖儿童、妇女方面的案子，从那时起开始关注‘打拐’方面的问题。”张志伟对记者说。

   

　　2008年，他正式成为全国数万打拐志愿者中的一员，加入了多个“打拐”志愿者组织。其中吉林通化的“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是全国规模与影响力最大的民间打拐公益组织，具体就是帮助走失、被拐、被遗弃儿童寻找亲人，同时帮助因各种原因流浪、乞讨、卖艺的儿童回归正常生活的公益团体，张志伟被聘为法律顾问，无偿提供法律援助。  

   

　　随着越来越多失去孩子的父母找过来，拐卖儿童犯罪的现实令他震惊。看着在骨肉分离的悲痛中煎熬的一个个家庭，张志伟更加坚定了投身打拐的信念。

   

　　“曾经，志愿者要冒险跟踪一些流浪乞讨儿童，这其实是专业的打拐公安人员做的事，志愿者这样做潜藏着很大的危险性，要知道很多的流浪乞讨儿童后面都有一个犯罪团伙。”张志伟说。为此他制定了《全国“打拐”志愿者行为准则》，指引志愿者依法开展“打拐”志愿活动。

   

　　作为一名打拐公益律师，几年来，他义务为全国各地的打拐志愿者和被拐儿童家长提供法律咨询2万余次，指导受害人参与诉讼500余件，开展反拐宣传培训100多场，同时，作为打拐志愿者帮助40余个家庭找到失踪多年的孩子，其中部分是从美国、瑞士及荷兰找回。

   

　　2012年，张志伟在公安部、全国妇联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支持下，筹建了中国第一家反拐研究机构——中国政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作与保护中心并担任主任，该中心组织专家学者开展拐卖犯罪研究并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及心理辅导，同时常年配合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公安部及反拐机构前往河北、天津、重庆、云南、广西、四川、福建、广东、吉林等地开展针对县（市）长、刑警、志愿者的打拐培训。

   

　　2013年9月，该中心与百余家公益机构参与发起了“守护童年”公益行动，设立了援助热线4001600011，期望为困境儿童提供全方位的帮扶救助。

 

　　推动打拐法治进程

   

　　2013年3月的一个晚上，在东单路口，张志伟参与解救了一名5岁儿童的“打拐”行动。几天前，有志愿者向他反映在玉渊潭公园有一乞讨的小孩与广东的一位家长正在寻找的孩子极为相似。解救人员赶到现场先让警察留在外围，张志伟及其他志愿者前去抱小孩，此时旁边冲出一个妇女大喊：“别抱走我的孩子！”警察闻声后，将妇女及小孩一起带到派出所。警方通过对广东家长与小孩做DNA鉴定，发现他们非亲子关系。民警详细调查后得知，这个小孩是该妇女从邻居家租借而来，是一种妇女与小孩家长双方自愿的租赁行为，这给警方出了难题。如何处理妇女与孩子？费了一通周折后，男孩通过民政部门被送回了老家，警方仍然无法从法律上找到惩处这种行为的依据，这名妇女因证据不足，没有受到刑事处罚。

   

　　在张志伟看来，遍布全国的数万名志愿者每天都在开展解救行动。解救一个孩子就是拯救一个家庭。这样的行动是有一定的意义，但还要更多从立法上、体制上去建设与完善打拐中的相关法治因素，每次打拐行动之后能在制度方面留下点东西，打拐才具有普遍与长远的意义。

   

　　通过这件事，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法制不健全、不完善，给实际的“打拐”工作带来的阻碍，这几年他一直为推动打拐法治进程奔走呼吁。

   

　　2009年以来，张志伟连续6年通过濮存昕等全国政协委员向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等部委提交《严厉打击拐卖犯罪十大建议》，呼吁中央政府重视失踪儿童问题，建议加大对拐卖儿童犯罪和组织儿童乞讨犯罪的打击和处罚力度；建立失踪儿童及家长DNA数据库；完善收养制度，加强户籍管理，建立出生登记制度；建立全国打拐专业队伍，强化《义务教育法》的贯彻实施，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机制等建议。

   

　　2009年4月，中央综治委接受该提案建议，决定由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拐卖儿童妇女专项行动。公安部明确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接到儿童失踪报警必须第一时间立为刑事案件，并成立专案组。拐卖案件受到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全国警方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数以万计。公安部接受建议建立了全国打拐DNA数据库，通过数据远程比对，成功使3000多个破碎家庭重获团圆。

   

　　根据张志伟提交的多项法律建议，201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布《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指导意见》。

   

　　此外，全国妇联等七部门还根据张志伟汇报的《中国被拐卖儿童及流浪乞讨儿童现状、成因及对策》，在全国开展了儿童安全成长专项行动；民政部根据张志伟提交的《严厉打击拐卖犯罪十大建议》推动起草《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条例（草案）》。

   

　　长期从事反拐公益行动，也让张志伟从一名律师成长为全国打拐活动和国际反人口贩运行动的代表性人物。他担任国家反拐行动和联合国反拐项目参与者和专家顾问，参与相关反拐立法研究；受国务院反拐部级联席会议办公室委托参与起草《中国国家反拐行动计划（2013–2020》专家意见稿；受公安部和联合国反拐机构委托整理编纂“中国警察打拐实用手册”；受国际移民组织委托起草设计“反拐国家转介机制”和“拐卖受害人甄别机制”。作为法律专家，他长期与反拐机构开展合作，支持中央政府开展儿童安全制度设计。

 

　　“打拐丰富我的人生”

   

　　作为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志伟的业务范围更多涉及经济领域案件，但他每天要花大量的精力与时间从事“打拐”志愿者工作。

   

　　张志伟向本社记者坦言：“打拐丰富我的人生，其中很多经历是商业律师难以企及的，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参与推动立法进程，我感到很充实，律师也不光是挣钱的事儿。”

   

　　“铁肩担道义”是他为自己的博客起的名字，也是他对自己的勉励。在他看来，“铁肩”就意味着要比寻常人付出更多、承受更多。在从事打拐的8年间，其中的艰辛不为人知，他放弃很多收入，也承受更多社会压力，甚至受到人身威胁。

   

　　“其实，社会也给了我很多荣誉，这是意料之外的事。”他说，打拐事业需要有个人担当，更需要民间力量与政府部门形成良性互动。

   

　　长期反拐行动，张志伟认识到“打拐”不仅需要政府的支持、公益组织的参与，以及社会明星的推动，同样也需要让公众认识到拐卖儿童犯罪问题的严峻，从而增强公民的“防拐”意识。

   

　　他讲起2011年发生在南京的一件事情。一对老夫妇带着孙子去探亲，孩子可能不舒服，路上一直哭闹。由于很多南京市民接受了防拐方面的宣传，就怀疑这可能是拐卖儿童的贩子，一路上这对老夫妇遭到两次举报，两次被公安机关带往派出所审查。这件事在不少人看来，像个笑话，但张志伟觉得很欣慰，“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大家都在关注拐卖儿童犯罪，公众反拐意识大大增强。”

   

　　说到目前反拐的形势，记者把“孩子丢了”四个字输入百度搜索引擎，出现了数百万搜索结果，多是家长期盼孩子回家的呼唤。

   

　　“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艳表示，网站自2007年上线以来，已经有超过15000个家庭在上面登记，有的是孩子寻找家长，有的是家长寻找孩子。在该网站注册的失踪儿童，应该只是这个群体的一小部分。

   

　　2008年3月，彭高峰3岁半的儿子在家门口玩耍时失踪，他四处发照片寻找儿子，甚至上访。

   

　　“一味上访不是办法，矛盾不断激化，对找孩子于事无补。”结识彭高峰后，张志伟一边安慰和劝说，并和志愿者们一起帮他找孩子，同时联系公安部打拐办反映案情，最终促成彭高峰参加公安部的座谈会，公安部立即责令当地警方尽快破案。

   

　　会后，彭高峰表示，自己再也不会上访。2011年春节，他被拐卖的儿子彭文乐被警方解救。

   

　　在张志伟眼中，律师这个中立身份参与到打拐工作中正合适，既能深入民间了解情况，代表老百姓向上反映疾苦，也能帮政府化解社会矛盾。他救助过的被拐儿童彭文乐的故事被拍成电影《亲爱的》、郭刚堂的寻子故事被拍成电影《失孤》，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怀着“天下无拐”的梦想，他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推动法治建设，张志伟说，相信这个社会还是有很多正能量存在的，希望全民“打拐”的良好局面持续下去。www.gaopanlawy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