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打开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1978年以来的三十一年间，世界上相继发生了中国改革与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但局部战乱不断，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亚洲和拉美金融危机，全球变暖和极端天气增加，南北差距持续扩大与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9.11”事件，恐怖主义泛滥和索马里海盗猖獗，IT泡沫破裂、假账丑闻、油价高企和粮食危机，美国次贷危机、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低弥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和变化；面对这些遍布全球且日益频繁与严重，直至使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1]的各类事件和变化，人们往往还仅限于就事论事地对其作出评价、相对孤立地分析它们的前因后果，和分门别类地采取相关的对策，却尚未发觉隐蔽其后的共性哲理，即促使它们必然发生的相同原因和内在规律，并得出对人类社会今后一个时期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指导意义的完整结论。
实际上，所有这些事件和变化都与同一件事情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即当代人类的社会制度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而上述事变则分别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或加入到这个更为深刻、宏观、长久和重大的事情中来，并证实着它的客观性和必要性。其中，中国改革、苏东剧变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本身就构成了这场大变革的前半部分，即拥有世界三成人口的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放弃已经坚持了几十年却终被证明是“超越阶段”[2]的社会制度，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来；因为作为这些国家经济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都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3]了，并且“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4]即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也毫无例外可言。然而，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变则又在昭示人们，这场大变革的后半部分也正在酝酿之中并即将庄重地拉开帷幕——已经延续了好几百年的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也走到了它生命的尽头，再也无力适应当代人类的发展乃至生存；因此在未来的三十年到五十年内外，全世界的所有国家，包括那些刚刚重新找回这一制度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在内，都将或早或迟、或主动或被动的地离弃这种社会制度，建立一种“新民主主义”[6]或曰“新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但是人们不禁会问：何以见得发生在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变迁是一场共性的社会制度大变革，而不是只同各当事国有关的孤立事件呢？又何以证明这场大变革还有一个后半部分，并且其前进目标是新民主主义、新资本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呢？
要想搞清这些问题特别是弄懂其基本原理，自然有待读完全文；不过为了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兴趣，也不妨先作几点简要的提示。
第一、前半场大变革之所以发生，根本原因就在于：首先，作为“科学社会主义”[7]即“共产主义”[8]学说的创立者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开始就把这种未来“社会形态”[9]本该具有的实现条件和实现方式搞错了，同时又把资本主义历史时代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本该具有的实现条件和实现目标搞错了，并把它们错误地嫁接在集双重职能于一身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结果，在仅属于“生产力”[9]革命范畴的前者和仅属于“生产关系”[9]革命范畴的后者之间，便就此形成了一种本不该形成亦莫名奇妙的相互关系和联动效应，既令它们之间互为不切实际的实现条件——并且后来又降低了这种实现条件，又让后者成了前者不切实际的实现方式、前者成了后者不切实际的实现目标，还使这一切都成了实际运动。其次，各当事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们在革命胜利之后又没能根据本国的实际纠正这个致命错误并得出正确的新结论，却反而陷入了教条主义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初设想的这种社会制度，甚至还有人因此舍弃了构思十年的合理主张；于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错误便进一步转化为各当事国家的实践错误，好比把一粒粒错误的种子纷纷种进自家田地，却反而彻底排除了另外一种既同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相适应、又能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社会制度的可能性，直至走向失败。所以说，二十世纪出现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源于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错误所造就的一批本不该出生亦注定会夭折的事物；而既如此，那么这些“社会主义畸形儿”和“共产主义早产儿”迟早有一天要被人类历史所淘汰并就此退出世界舞台，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
第二、所谓新民主主义也并非一个新名词，而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早在1939年就正式提出、此后又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对当时中国革命的理论概括和未来社会制度的科学构想；并且对于其中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科学构想的部分，如果我们不再像毛泽东那样从纯政治学的角度去阐释，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重新诠释的话，则就是一种新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因为在这种制度中，劳动者已经恢复了“劳动资本所有者”的本来面目，并在“资本和劳动之间”[10]建立起了一种两类资本所有者的平等合作关系，从而也就形成了一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劳资两利”[11]原则的特定生产关系即“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毛泽东时代之所以未能如愿以偿，且还是归依了社会主义，根本原因则正在于，它当时尚缺乏来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支撑，并缺少一种经济基础即特定生产关系——尽管它本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但是，今天的人们却可以从任意的角度，把即将建立在“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劳资合作制”[12]基础上的这种社会制度，同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同建立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传统资本所有制基础上的“旧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对比；相信人们的结论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而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却有待形成共识并建立起来的今天，人类惟有自觉地依从这种新民主主义、新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够亦必然为自己开创一个利益均衡、经济繁荣、政治安定、环境友好、持久和平和共同发展的新时代。
第三、这后半场大变革是由当代人类理性的力量所决定和推动的，因而也是不可抗御和逆转的；任何个别的事变都只可能加速或延缓它的实际进程，却无法改变其前进方向和最终结果。反之，假如不进行这后半场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变革，那么人类就始终无法摆脱两极分化、经济受挫、政治动荡、环境恶化和恐怖主义的困扰；正如假使没有前半场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变革，不仅这些国家的人民还得在艰难困苦中度日，而且人类也还得被笼罩在冷战时代的阴影中一样。后半场大变革的基本内容，就是各国直至全世界都将建立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9]，并以此来取代“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旧资本主义制度；而其本质，则是当代人类社会的一项“基因工程”，即找回人类在资本主义历史时代本该具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以实现“生产和消费”[13]的动态平衡，直至统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但是，这后半场大变革却不以消灭哪些特定的利益主体为目标，而是要改变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下本不合理的利益关系或格局，即对现存的劳资关系、生产关系及建筑其上的法律规范和社会伦理作出修正和调整，以便消除那些“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9]，直至把人类从已经变得不可救药的旧制度和旧秩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所以，对于这即将到来的后半场大变革，任何国家、阶级或个人都不仅无须感到担惊受怕，反而还应热忱地欢迎和支持它，并设法使之早日启动和努力加快它的步伐，更何况至少从逻辑上讲，在它的终点上既不会有失败者也不存在任何输家，每一个国家、阶级和个人都将是其受益者，整个人类都将为自己理性的升腾和全体的共赢而举杯同庆！
第四、至于说这后半场大变革究竟何时来临，那还有请诸位从此密切地关注中国；也就是说，改革中的中国将极有可能率先拉开这后半场大变革的历史序幕。这不仅因为中国本来就是毛泽东的故乡和新民主主义学说的发源地，也不仅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已经愈来愈暴露出它的过渡性和矛盾百出，还不仅因为当前的改革从本质上看，却是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对建国道路即到底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的探索的历史沿革；而且因为，中国只有把以劳资合作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民主主义、新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并据此调整和推进改革，才能既巩固和扩大改革开放来之不易的现实成果，又从根本上克服和纠正由于至今已经步入歧途的改革开放所必然引发且日益严重的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尽管目前中国的领导者还不可能先于本文意识到这一点并把它提上议事日程；但是随着形势变化，本文的观点终被认同并付诸行动则应该只是个时间问题。不然的话，这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就会因为当前的改革既未彻底摆脱过去社会主义信条的束缚、又实际上是在重蹈旧资本主义制度的覆辙而发生较之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深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生态系统的严重毁坏，并因此陷入一场比某些西方国家更难收拾的看似繁荣昌盛、实则危机四伏的“现代灾难”；所以本文才敢大胆地预言：只要不出大的变故，中国必定会在为期不远的将来并在其执政党领导下率先走上新民主主义、新资本主义道路，且因此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将这场大变革的两个部分连成一体的国家，而只要中国迈出了第一步，那么榜样的力量就会促使全世界范围的这场变革旋即成为紧随其后的多米诺骨牌。
马克思说得对：“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4]为此，本文不得不自觉地站在马克思曾经选择过的立场上，即“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15]同时，要把这么多关系人类前途的大道理讲透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它要求事先确立一种科学的研究方式；本文的研究方式概括地说就是“历史逻辑”，而迄今为止对它最透彻的表述，则莫过于恩格斯如下的一席话。“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16]，而“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7]
勿庸讳言，本文首先是写给中国读者尤其是中国的领导者看的，其目的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在深刻认识改革已面临重大抉择和正确把握当代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既顺理成章又不失时机地尽快走上新民主主义、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在造福于本国人民的同时还成为整个世界后半场大变革的发动机；所以，本文便不得不一方面拿出大量篇幅，系统地回顾和总结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学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制度兴衰成败的历史教训，和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科学构想得而复失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则还得依据新民主主义、新资本主义的原理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现状与前途直抒胸臆。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新民主主义、新资本主义道路对其他国家来说就是不应该、不适合的，更何况这后半场大变革本来就是世界性的；因此，倘若其他国家的读者认为本文与己无关而不感兴趣的话，那我就要像马克思那样“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18]而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共，则有必要多说几句：“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9]然而“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9]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只能由其主要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可眼下的中国，资本却已统治了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一切经济领域、生产资料公有制业已不复存在。改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实属必然；反过来说，倒退则没有任何出路。但是，资本主义却有旧资本主义和新资本主义之分；执迷前者而不悟，此乃当今中国所有病象的根本原因。因此，若想“科学发展”[20]与“社会和谐”[20]，就惟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而这，则恰是本文力主中共继承毛泽东的未竟之业，并尽快“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21]之初衷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