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常说“底线”——其实最重要的底线应当是做人的底线：求真、务实、良知、公正！这能使人在波诡云谲浪涛汹涌之中产生强大的定力……
三叹姚文元
文/钟布
稍稍了解文革史的朋友必知姚文元其人，他是“四人帮”中之末将，也是这4人中唯一活着走出秦城监狱的；然2005年，斯人已去。一代文痞去了，可他在天之灵若有知，会庆幸其后继并不乏人。可是，不论对已去之姚文元还是其当下后继者，笔者都不能不发出一声叹息，不，是“三叹”。
一叹：文学青年才华了得，政治嗅觉愈练愈灵
一般人都知道，姚文元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助毛点燃文化革命熊熊大火，他自己也官运亨通扶摇直上至“上书房行走”受宠，成为“文革”风云人物“理论权威”之一。殊不知，姚能如此，也还有一个过程，而这过程则充分显示出姚的才华和愈来愈灵敏的“政治嗅觉”。回顾一下，感悟其中，对我们不无教训，而对姚的“后继者”或许亦有所“裨益”？近发现，姚文元的后继者似乎还是有一些的。
1、从胡风崇拜者一下转为批胡急先锋——灵敏的嗅觉，果断的转变
有稍熟悉历史者说，姚文元以1957年6月14日（反右前夕）发表《录以备考──读报偶感》，获得毛的青睐，对“反右运动”有功而起家——这固然不错，后表。但追本溯源，最能表现出姚之“嗅觉”的，还在此前。姚首先被张春桥看中并倾力“栽培”，而后才为毛所发现。
姚如何首先被“春桥同志”看重的？那是中共建政初期（1955年），毛兴起批胡风运动时，姚时年24岁，仅仅是上海市嵩芦区青年团宣传部一般干部。可以说，姚是靠棒打胡风——过去的师长、自己曾经的偶像——而走向政坛发迹的。
彼时，中国文艺界突然响起一声炸雷：在文坛享有盛誉的胡风突然被定为“胡风反党集团”首要人物，且进而被批准逮捕，姚文元晕了，不啻晴天霹雳——因为胡风与其父姚蓬子是老友，文采飞扬，少年姚文元一直视胡风为师为长、心中偶像！姚一直在学习和研究胡风文艺思想，甚至在1954年底，一向有重视文化工作传统的泸湾区委宣传部决定，准备专门让地位并不高的姚文元为全区干部讲一次胡风文艺思想，足见姚在研究胡风方面的造诣非同一般。可如今，那场有关胡风的报告还没做，偶像却一下成了“反动”的了……很快，年纪虽轻但已经历几年这样那样“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姚文元，已敏感地嗅出这样的味道：深挖胡风，最后必会挖到自己！他想到自己正准备着的那场关于胡风的报告，不禁脊背心发凉！怎么办？怎么办？
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姚终下决心：立马转向！见风使舵，反戈一击！从胡风崇拜者立刻转型为批胡风急先锋。24岁小青年，嗅觉之灵敏，预感之准确，不得不令人叹服。
姚凭着对胡风格外了解，一夜之间，写出了似乎不同一般的“批判文章”，姚之文笔确实老道，向北京《文艺报》投稿，竟没人想到此文出自二十来岁小青年之手。其时批胡风“炮弹”正缺，姚的稿子被采用，一炮打响，开始“出名”了。姚在上海批判胡风大会上发言，因有一些独家材料和比较深入的视角，自然也不同反响，引起轰动。张春桥那时是《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正愁上海批胡风不大推得动，见姚文元的发言，便开始有意地“栽培”他了。急于想站稳脚跟成名成家并向上爬的姚文元自然言听计从，顺杆子爬。张春桥请姚文元当《解放日报》的“文艺理论通讯员”，姚受宠若惊，唯唯诺诺。在《文汇报》、《解放日报》这样全国有影响的报纸上发表了多篇批胡风的重头文章，使姚一时名声大噪，“青年文艺理论家”、“文艺评论家”桂冠纷至沓来，俨然一颗新星冉冉升空。
匪夷所思的是，姚文元其父姚蓬子原为左翼文人、中共老党员，但解放前就有“叛党”行为（被捕后发表“脱党宣言”），现也被划为“胡风分子”！按中共惯例，姚文元必受株连——何况姚还曾是胡风的“粉丝”，差点还做了胡风文艺思想宣讲报告，必大祸临头。然而，皆因姚文元转型果断、迅速，反戈一击有力，落井下石毫不彷徨，张春桥已看重，经审查，竟也安全着落！此堪称奇迹！姚批胡风自然更加毫不留情。
姚的这番经历，不知对今日之效仿者是否有点“启发”？在波诡云谲的“阶级斗争”政治风浪接二连三的年月，像姚文元这样家庭问题、个人问题如此“岌岌乎殆哉”的人物，没有鹰犬般机敏嗅觉，别说升迁，能逃过一劫都实属不易啊！看来，在某种有“特色”的国度，在权大于法的国度，“政治文人”不论是自保还是谋功名，要锻炼鹰犬般“政治嗅觉”是相当重要的了。姚文元前车可鉴，堪称“榜样”！
2、灵敏嗅觉再显奇效，一篇短文获圣上赏识
有了“春桥同志”赏识、提携和面授秘籍，姚的“政治嗅觉”更加灵敏。尤其懂得了：写文艺评论文章，一定要注意政治动向，特别是要注意报刊上透露出的中央高层以至毛主席的政治意图，这才能……
1957年，毛一次次其诚可感地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号召党外人士“大鸣大放”，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姚以为毛的确要整风了，便“紧跟”之，也大胆“鸣放”了不少，若不是其敏锐嗅觉加上“春桥”高人指点，再次见风使舵，姚被戴上“右派”帽子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大右派！——因为他竟然撰文力挺王若望，赞扬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此二人后来都被打成右派，其作品被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姚不仅写了不少“鸣放”文章，而且，在一次鸣放座谈会上，他竟然在王若望发言后起身高喊：“我代表中国人民，支持王若望的发言！”……
但毛的一次寥寥数语的公开讲话和《人民日报》评论，使姚感到“鸣放”要“收”了，风向“转”了。加上张春桥此时将毛的党内部署悄悄暗示于姚，姚心有灵犀——而对高层如此出尔反尔，姚是不会顾及什么良知、正义感的，他考虑的只有两个字——“利益”！姚立刻又“转向”了，不仅不再“鸣放”，而且是到处嗅着，寻找着适合的目标和机会，与上峰以至高层领袖合上节拍。
机会终于来了。
以上三家报纸非同一家媒体，故在排版方式、使用字号等方面自然会有所差别。这样的情况在一般人看来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但在如鹰犬般到处嗅寻猎物的姚文元眼里就大不一样了，不同的编排样式竟然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
姚文元摊开这三份报纸细心对照它们排版的不同样式，写出了《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千字短文，刊登在《文汇报》上。我们今天若再读这篇短小奇文，不得不佩服姚文元的文才，的确是“刀笔”师爷啊：通篇用的春秋笔法，举重若轻，和颜悦色，心平气和，但招招见血，上纲上线——是“不追究”的追究，“不判是非”的政治“判决”！仅以此而言，那倒是当下一些大小老少“姚文元、陈伯达”之流所不能比肩的。
这一回，姚文元真的看准了——这篇千字短文竟然被正关注各大报纸动向的毛看到，且大加赞赏，当即通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加编者按予以转载，毛亲自操刀写出了《文汇报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发表时署名“本报编辑部”），开篇即是：“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
1957年，毛曾两次在公开场合讲话中提到并表扬姚文元。这使姚文元心花怒放，身价也一下猛升，上海市委及周围的人都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了。
至于后来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市原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因此而被迫害致死），助毛点燃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但是，如此直接向吴晗、彭德怀以及尚在任上的刘少奇这些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发难的大手笔，倒不能完全归结于姚的“政治嗅觉”了，而是毛早已记住了上海有这样一位“深知吾心”的文人、一根可以用来打人的“棍子”，便派江青亲赴上海面授机宜，为保密，姚曾“失踪”8个月，十易其稿，文章终获毛点头通过，发表出来，如炮弹一样引爆中华大地——文章发表后，
姚文元至此已功不可没，故官运亨通扶摇直上至“上书房行走”，受天子宠，任《红旗》杂志总编、主管意识形态，成为“文革”风云人物及“理论权威”之一，也成了“四人帮”或曰“上海帮”之一。
但是，政治嗅觉如此灵敏的姚文元，在1976年的大变局中为什么不能再来一次“转变”而栽了呢？一个文人，为个人功名而“政治嗅觉”如鹰犬灵敏到如此地步，除了所谓的“政治”这条线，什么做人的底线、良知全然不顾，转向、转型如此果断迅速，攀附龙庭又如此不择手段而一路顺达，岂不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从姚文元结局来看，从历史证明了的“反右扩大化”和“文革”的荒谬来看，究竟可叹乎？抑或可悲、可笑乎？姚文元的《录以备考》是否也成为他自己昧着良心踩着他人尸骨攀附龙庭历史的“录以备考”? 后来者当会鉴之。
二叹：政治投机终究是投机，“戈培尔”终于押错宝
从1976年北京悼念总理、反四人帮的“四五”运动开始，文革的脓疮终于要通头了，积压已久的民怨民愤终于如火山喷发出来。王张江姚已感到有点岌岌乎殆哉。姚文元把持着中央级舆论管制体系，《人民日报》和送中央高层的“内参”必经姚审订，姚一如希特勒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玩弄起谎言造谣术，对《内参》根据需要刀砍斧削，断章取义，终使已耳不聪目不明受《内参》及有关“联络员”蒙蔽的毛一锤定音：将“四五”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然就在《人民日报》发表相关报道后，姚文元却收到了这样两封匿名信——
1、姚文元被称为希特勒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据《北京日报》2007年载文披露（见文后链接）：
《人民日报》一位负责人拆开一看，信封里装着的是4天前刚出版的《人民日报》，那天头版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寄信人在这份报纸的刊头“人民”二字上赫然打了一个大黑叉，然后加上两个字：“造谣”。接着，寄信人在报纸空白处写了如下批注：“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此信被呈于姚手中，姚大惊失色！他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地看完后，迅速故作镇定，叮嘱道：此事除收信者、送信者和他自己知道，不得告诉其他任何人。姚把这封信锁在自家抽屉里，既没有报告已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也没有把信交给江、张、王；毛当时健康状况已每况愈下，姚也未向毛透露丝毫。为何姚不将此事件交公安部立案查处？笔者以为，聪明的看官大概都可以推想个中缘由吧……
2、诡秘的告密信。约3个月后，毛病情加重，高层权力斗争愈加激烈而诡秘，被骂“戈培尔”的信还在姚心头忐忑着，姚又收到一封奇怪的信。此信是由新华社负责人亲自转交姚文元的。写信者竟然是新华社河南分社一记者，信封上赫然写着：“姚文元同志亲启”。信中转述了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同志对他讲述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告诉他的中央“斗争形势”，大意是：华国锋没有能力，新老派在争权，老派现在不开口，因为毛还活着，只要毛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必腥风血雨……写信的这位新华社记者还要求姚文元看过这封信后，把信转给毛主席。
新华分社记者写信，向姚文元转述省委某领导从北京高层“红二代”那里听来的话，并要求姚将此信转毛，何意？向四人帮和毛表忠心？希望四人帮和毛对老干部早点下手？现仅为推测了，更多档案尚待解密。
但是，如此重大“举报信”，姚文元看过之后，竟然还是把它“压”了下来，并不与外人道。何故？姚已经预感山雨欲来，似乎也预感到自己的危险处境。
姚不是傻瓜。在1980年受审时，姚文元交待：“如果把这两封信交给江、张、王，他们必马上追究；而这两封信不是一般的信，必定与中央内部高层人物有关，追来追去，未必能查得清，反而会使我在中央内部树敌过多，处境不利”——为一己之利，姚文元这次“小九九”打得不错。是的，如此来信，尤其后一封，天知道是什么来头？未来形势会怎样？谁能料得准？而前一封以“戈培尔”斥骂姚，是那样的恰到好处，拿出去也没什么光彩，形势如此诡谲，还是暂不理会、按兵不动，静观事态发展为妙。以静制动，怎能说姚文元不高明！
从自保来说，至此，姚的嗅觉、决断都还是不错的。他令人一声叹息的一步棋,错在其后——
据姚交代：“过去毛主席一直是保护我的。毛主席逝世后，我就联想到毛主席说过‘四人帮’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我担心是会解决到自己头上了。所以，我也曾考虑过在毛泽东逝世后，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断绝帮派联系。”姚文元在
一贯善于投机的姚文元，此次押宝错误，岂不可叹？为何聪明反被聪明误？旁观者清：利令智昏耳！当一个人丢弃了求真、求实、良知、正义这一底线时，做出错误判断是并不意外的，尤其在重大的关键时刻。
三叹：至死“不改初衷”，灵魂永无安宁
武则天毁誉参半，死后立无字碑，那是地地道道的无字，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这倒也实实在在。据叶永烈考察，姚文元死后与其妻合葬一穴。但墓碑上只有姚妻之名而并无姚文元之名。碑后刻有一首词，从内容可以判定出自姚文元之手。叶永烈考查，这是姚文元专为妻子的墓碑而写。（姚文元服刑20年，出狱前一月，其妻金英病逝）。姚文元这首词，除表达对妻子的怀念，还表达了姚坚持“真理”“不改初衷”的冥顽。
墓碑是一块黑色大理石，正面刻着四个金色字：“真理真情”。背面刻着一首词《蝶恋花》：
“遥送忠魂回大地，真理真情，把我心涛寄；碑影悠悠日月里，此生永系长相忆。碧草沉沉水寂寂，漫漫辛酸，谁解其中意；不改初衷常历历，年年化作同心祭。”
——呜呼，“真情”可言，然“真理”何在？
从少年就尊胡风为师长，崇拜“粉丝”，一夜间便成为批胡风勇士，落井下石——孰“真”孰假？前几天还力挺“右派”王若望、刘宾雁，领袖口风一转，立马成为反右斗士，从王蒙、徐懋庸、流沙河、刘绍棠、徐中玉……一路棍子打过来，孰“真”孰假？海瑞本一清官，要发扬海瑞精神亦为伟大领袖提倡，一遇高层转向授意，立马挥舞刀笔置吴晗于死地，为彭德怀惨境雪上加霜，落井下石，间接为揪刘、邓、陶等一大批开国元勋制造理论依据，此为“真理”？对于断章取义、捏造罪名诬陷天安门四五运动是“反革命事件”，搞“戈培尔”式的谎言式报道和《内参》，蒙蔽毛做出错误决定，造成上百起冤案和人民群众人身伤害，连自己也承认“罪行严重，罪行严重”，请问“真理”何在？“真理”何在？……
此时倒不得不让人想起也是毛泽东说过的话：“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看来，姚文元正是这样的人了。于大局倒是无碍，只是其灵魂将因此不得安宁——因为对于逝去之人，原本议论啥也没什么意思了，但如今面对“真理真情”，现今后人一倒不得不探寻一番：姚文元之“真理”究竟何在？这岂不又搅得沉渣泛起？吴晗等一大批冤魂岂能放过？如此以往，姚之灵魂何以安宁？——岂不可叹？
姚至死“不改初衷”，自欺欺人说“真理”，当真如此吗？倘真有重活一回的机会，难道他还会再为成就功名而做昧着良心到处打人的“姚棍子”以致终获20年徒刑？笔者认为他当不会再选择这样的人生。
现在常说“底线”——其实最重要的底线应当是做人的底线：求真、务实、良知、公正！这能使人在波诡云谲浪涛汹涌之中产生强大的定力。
说到姚文元的“初衷不改”，倒无法不让笔者想到另一位毛身边的“笔杆子”、曾经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中共曾经的第四号人物）。听说陈伯达在受审时承认：我虽文人从政，但光凭我文革之始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全国所产生的恶劣作用，判我死刑也够了。“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革’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革’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汲取教训……”（《陈伯达传》）——如果说他还有为自己“辩护”之辞，至多也就是在他接到起诉书后发自内心的一句话：“如果毛主席还在，说一句话就好了。我不轻易流泪，今天我哭了，现在没有办法了。”这倒还真有点使人唏嘘，因为这是地道实情，大凡真实的，往往倒是可以打动人的。
姚文元翻完了自己人生一本书，到头来一切皆空，真乃“神马都是浮云”。借《阿房宫赋》的结句稍加改动做结吧：呜呼！倒姚者姚也，非他人也；族（“族”，应为“除”——柏杨树注）四人帮者四人帮也，亦非他人也。嗟乎，使姚不利令智昏，使做人之良知底线未泯，虽未可获一时位高权重声名显赫，却可阖家安康而理得心安，颐养天年且学问文章传世而非“遗臭”；虽驾鹤西去亦可灵魂安宁，谁人能得而族灭之？姚氏不知自哀而后人哀之，后“姚文元”之属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此为三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