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搜索，纪念与思考
■ 莽芫（出版社责任编辑）
口 钮海津（《我的中共父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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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莽芫：
钮老师您好，收到《我的中共父辈》书稿后，我室都饶有兴趣地看了，之前也看到过广出的贾弘业老师的编审评语，“总体而言，书稿有特点，文笔流畅，小中见大，折射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独特的社会生活，有可读性。”是这样的。
经相关人员审阅、调研、论证，社领导的回复意见是“该书语言精炼，文笔流畅，构思独特，可纳入季度（的计划）。只是目前还不是出版的时机。放一放。二室跟进。”请钮老师谅解。现在我们能做的，是预先排好版，待指示。你送来的版样可以，我们尽可能照这个编排。
如果钮老师有时间，可否回答策划室代问的这个问题：是什么促成你写《我的中共父辈》的？
另，英编指出封面的Memories and search My last generation Is CPC不准确，但她们也一时未能译出理想的英文句式出来，你还有翻译得合适的译文可以发过来一起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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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钮海津：
引发我出《我的中共父辈》 的动因，是近一年来，我在寻觅上一代亲人和熟人以及关联人——我的中共父辈的“行踪”，回忆与搜索，纪念与思考。
笔触的这些我的中共父辈，时间长度始自“解放前”的民主革命阶段，直至1949年结束民主革命后取消供给制度、行使职务级别的“解放后”。书里的他们，在中央人民政府编制的一至二十四级行政干部里，多数居于中层——8级至13级之间，即中共在地方上的省部委办、地专厅局这层人。
我知道，书中的篇章及内容，很多人都不待见，因为不合时宜，old了。
我也知道，现时现今已很难ISBN出版，因为语境的下限长高了。
可是，前年和去年，朋友们从世界不同的地方传话给我，“你的那篇 《家住农林上路》 正在北美（网上）疯传”、“澳洲很多华人都在传阅 《家住梅花村》 ”……这反而让我不安，大家懂的。
这本《我的中共父辈》 ，集篇有六，长短不一，是我将那些我未经历过的年代和我经历过的年代作为连线，用我的眼睛寻觅和探视我的父母亲、连带他人的父母亲——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踪迹和行程；用我的眼睛抚摸和思考我的父母亲、连带他人的父母亲——他们在民主革命后的处境和际遇，从而对我父母的怀念，或曰纪念，比以往更有些许深度，更有些许宽度。至少，我是这样努力的。
书里，对各位我的中共父辈的笔墨有多有少，每位长辈（也包括国民党干部和民主党派干部）的刊载字量，依我对他们的认识深浅和记忆厚薄以及叙事需要而码。码出来的这些内容，是为 unofficial history（野史）。
野史，是私家采撰的回忆文章里涉及历史的内容。我就是私家，一个于1996年辞去公职“下海”到私营公司讨生活的无党派市民。
当官修的正史不屑、不提、不议、不写的时候，野史才会有生存空间。私家采撰的回忆文章大都会对正史进行一些补充，高笔人士还会施以逻辑论证，以免功过论述不客观或表达个人意志太强烈。我不是高笔。
于我而言，我只是朝事夕拾，把“朝事”镶在当届背景的钟点上去，忆故事，搜记事，叙旧事，链时事，喻局事——以这种方式，探望我的父母，探望我的中共父辈，用永不减灭的尊敬，复习前辈们为理想而战斗、为信念而牺牲、“为创造新民主主义的强盛、繁荣、统一的新中国而努力（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方方1946年的演讲）”的历史。
写到这里，我想起数年前有一篇小说 ，《我的父亲是流氓》 ，很受新一代的读者捧读，因为它描述了老一代中共干部里的其中一部份人参加革命的动因和动机以及后续生态。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就强调“矫枉必须过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把赤贫分子（流氓无产阶级“痞子”）和贫农一起当民主革命的先锋；他们的一部份人在旧社会或走投无路或犯事出逃；他们的一部份人加入“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后，或建战功或有政绩而得到晋升；大陆解放后他们的一部份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成为最积极做“专政打手”；他们的一部份人在文革后重新掌权即利用权力寻租、贪污受贿、买官卖官……
小说 《我的父亲是流氓》 流传后，书里的一句话一时成为社会上一些读者的学舌——“原来你们就是这样革命的”。
类似 “流氓父亲”这样的叔叔伯伯阿姨的中共干部我见过，并且还相处过，有几位我至今还不能原谅他们害人的下作和护己的无耻。所以，对 《我的父亲是流氓》 ，我是抱着欣赏的心情阅读完的，并将此文推荐给圈内的朋友传阅。
是的，我承认，老一代中共干部队伍并非是一个河清海晏的社团，看看今天这么多“流氓父亲”冒着糖衣炮弹前仆后继地往监狱前进，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人是傻子。
但是，“流氓父亲”不是中共老一代干部的全部。在我的心里，老一代中共干部队伍里有正气者如张闻天焦裕禄，这样的书记曾有很多很多。他们心系人民，平凡生活，敬岗敬业，组成了老一代中共干部队伍里的中层“多数派”，如习仲勋任仲夷书记们。坦白地说，没有这群中层“多数派”做中流砥柱，社团组织或早就全面崩溃了。
我的年龄，已经远远超越我的中共父辈他们在杀戮突围苦征恶战的年轻貌俊青葱岁月了。本辈也历经连绵局变世道更换的绞缠年华荏苒时光。在敬重父辈们于革命征途上浴血坚执的天下大同之理想和实现民主中国之信念的同时，也对兄弟阋墙战局失控内战残杀劫富济贫以及我们这一代未能实现“新民主主义的强盛、繁荣、统一的新中国”而反思。
我父母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中期，艰难地生活和工作在英国殖民地香港，期间在港岛的种种不平与中国的种种苦局紧紧链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呼吸困难、伸展艰维的生态圈，逼迫他们那些知识青少年群体产生强烈欲望——寻找和加入一个能改变中国的组织。
历史图片：1932年中山大学高中部进步学生组织的抗日剧社部份成员（源自《东江纵队图文集》）
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进入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即“近代民主革命”。其中，1840年至1919年前面这一段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年至1949年后面这一段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简称“民主革命”， 它的历史任务是“反帝反封建”。
而反帝反封建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知识青少年最大的政治诉求——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推翻反动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为建设富强民主的国家、改善人民的生活、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
我的父母以及我父亲的前妻（抗日烈士梁绮卿）、大伯和大伯母（李国霖和黄素心）、二伯和二伯母（梁奇达和杨湘）当年就是冲这走进民主革命方阵的。
历史图片：1936年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广西籍学生前进社读书会成员（源自《珠江纵队图志》）
当时有一个政党的 《八一宣言》 ，提出了人人血脉喷张的口号：“同胞们起来：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
参加了这个政党，就意味着随时会流血牺牲、随时会株连九族，但是我父辈义无反顾地选择加入这个政党——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江翻沉珂、风卷腐云的民主革命道路。
历史图片：1946年华南抗日武装部队北撤华东的部份指挥员（左）-1949年从华东打回华南的解放军两广纵队战斗员进入惠州市区（右）（源自《珠江纵队图志》）
经过十多年，中共终于问鼎华南。那一刻，我的中共父辈多么想以火热茂盛的年华和蕴久喷发的智能，投身建设国家和服务民众。然而他们却身不由己地历经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 农村互助组合作社化运动、机关院校大鸣大放运动、反击右派进攻运动、第二次反地方主义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各行业大跃进运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运动；延至上世纪六十年代，政治运动继续一场紧接一场，来得更猛烈，且场场都将我的中共父辈“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参加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身上有着嵌入骨髓的四个字：“永不叛党”(源自 《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具象到我的中共父辈，他们在腥风血雨下不改初志，他们在威逼利诱时云淡风轻，他们在战场上虽九死其尤未悔，他们在刑场上毫无惧意。
可是，我有不解。
他们明知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及其衍生的各种打着红旗的类似理论类似运动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不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原则的，是现今实践已证明它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改变。这是怎样的一种党性，我不解。
我的中共父辈的新民主理想被无情打击了那么多次，他们的新国家信念被摧毁了那么长久，他们仍然天天把党章揣在衬衣口袋里，且在逝世前只有一个要求：在骨灰盒上面刻上“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用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自己的躯魂。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怀，我不解。
我的中共父辈在经历过几十年的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后，他们多少都知道组织里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多少都明了机体里得了什么病症，他们多少都晓得必须刮骨疗毒，但他们却强忍住内心的痛苦又缅怀着内心的期望，就这样隐忍至辞世。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态，我不解。
与我一样不解的一位年轻人去向赫赫有名的万里那儿求解惑。
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万里（1916年12月—2015年7月15日），曾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和第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他说：“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对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还）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的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的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六十年对二十二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
今年的1月31日，我父母的原东江纵队老战友、原蛇口工业区董事长袁庚辞世。这位中共党员、著名的改革派先锋生前说过的一句话被披露——
“你说这番话容易，因为你与这个体制没有我们这种血肉相连的关系。但对我这样的老人来说太难了，从青年时期，我们献身于这场革命，受过不少打击，也失望过。但不管经历过什么，我们这代党内老人，一生一世都在为这个党、为这个国家尽力。要在思想上彻底决裂，好比从身上撕掉一块肉，那种痛，你们这代人不理解呐”，袁庚这句话是回答一位何姓学者说的。
万里和袁庚的这些话或能代表我的中共父辈的心态。
鸦片战争到今天已逾一个半世纪了，而“立国、立宪、立教、立人”的护国地基还未竣工，“提炼优良政体”的治国结构还未成型，以致总是搭建不起“立宪民主、人民共和”那座通往康庄大道的宽桥。革命党行到今天，始志始向究竟是一了百了，还是了犹未了，这应是袁庚叔叔说的“那种痛”吧。只有不忘初志的共产党人才会有“那种痛”，才会痛得死不幂目。
现如今，人民觉悟日升，国家发展月异，四海变化万千，此际的政时既不是1957年，也不是1966年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话谁说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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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莽芫：
英编指出封面的Memories and search My last generation Is CPC不准确，但她们也一时未能译出理想的英文句式出来，你还有翻译得合适的英语可以发过来一起商榷。
口 钮海津：
关于书名《回忆与搜索·我的中共父辈》的英文翻译，我请了在美国的表妹帮译。留学和工作在美国近三十年了的表妹回信说，通俗讲“我的父辈” 就是 my parents。可是加上“中共”并用于文章标题就不知怎么表达了。问老美同事，他压根不知道我的意思。老美不太能理解中共这个词在你的书名的意思。我又问了一个中国朋友，她的先生是美国人，我感觉他们之间比较容易沟通。但还是为难了。她给我两个答案，但我还是觉得和你的书名不贴切：
“The Camaraderie of My Father's Generation”；
“A Generation of Camaraderie”。
我昨天请我们杂志社英语版的严南航总经理翻译 《回忆与搜索· 我的中共父辈》这几个字 ，他给出的译文是：
in memory & search of my parents' generation as CPC members。
请你们选用。祝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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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共父辈》总 目 录
序：野史里我的中共父辈
在广州的东山上·第一部：家住农林上路
在广州的东山上·第二部：家住梅花村
鲜有记载的香港中国新闻学院
——1936年中共地下党建立的青年抗日职业学府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共广东“党校”
——1938年中共广东省委训练班简记
抄宅毁图 劫后余残——我家的一组老照片（1）-（8）
艰苦的南下北上 流产的两军会合
——1945年八路军第359旅南下/ 华南抗日武装部队北上
跋·他们坚执的理想和信仰永远值得我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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