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e案三：官员“下海”，应警惕“期权效应”

“十八大”之后，官员辞职创业的似乎多了起来，不仅有广州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广州南沙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孙雷，杭州市金融办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俞胜法，山东菏泽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毓华，济宁市市长梅永红等地方官员，还有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发言人陈熙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副局长黄力群等中央机关官员。

从近期辞职创业的几名官员简历分析，他们个人素质都不错，应该属于想做事、能做事这一类。他们之所以选择辞官“下海”，应该是多方面因素叠加。一方面，随着“八项规定”的全面落实，为官的责任越来越大，风险也越来越大，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官员“含金量”大大降低，比如公车取消了，公款招待也不方便了。另一方面，他们相信在官场上奋斗，不如在商场上打拼更能施展个人抱负、体现个人价值，因此才会选择“辞官创业”。

但也有一类官员辞职“下海”，缘于职务的“期权效应”，就是事先将自己的权力巧妙地转换成个人日后“跳槽”的资本。即当官时对所辖某企业或其关联企业予以特殊关照，让这些企业获得额外利益，暂时不图回报，一段时间后“摇身一变”而成为这家企业的高管，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着较当官时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工资待遇，而且一些达到一定年限的官员办理提前退休手续“下海”后，还能在政府拿一份退休金。

笔者曾对去年9月初辞职“下海”的济宁市市长梅永红提出质疑。因为梅永红市长一年前曾主导济宁市与华大基因合作建立“生命医学联合实验室”，辞职后就直接去了由华大基因承建、管理和运行深圳国家基因库担任主任。该企业12月18日终于在证监会最新披露的IPO排队名单中现身，预计梅永红的身价也会随之大增。

虽然我相信梅永红非常清白，但《公务员法》第102条对官员去企业任职有着明确的规定，即：公务员辞去公职或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以上规定暴戾退休人员，就因为有一些党政卸任官员直接成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有的甚至在办理退休前即已在上市公司任职。官员这么做，难免带来“瓜田李下”之嫌。

因为官员在任时拥有一定的公权力，社会需要对他们的辞职经商制定更严格的规范，并做到严格执行，这既是保障公权力廉洁的需要，也是维护市场公平正义的要求。如果缺少这方面的制度约束，辞职经商难免会成为少数官员使用期权进行腐败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