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2017年4月我就要退休了，在我退休之前回忆我一生的工作经历，我的体会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是30岁-55岁，最有创造的年华是20岁-50岁，可是，人生最美好年华时期一般情况是收入低、负担重，事情多，身体好，想法多。可到老年时期一般情况又是身体差、负担轻、事情少、收入多、想法却不多。收入与身体成负相关关系。

会计准则中有固定资产快速折旧的规定，人们关于物与机器的使用效果，知道应该“快速折旧”，那么人呢？从体力上讲，20岁至60岁的体力就是一个“抛物线”，从成年到体力下降一般都是45岁到50岁左右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下降了。从人的脑力发展规律看，一般35岁左右才成熟（指工作经验），50岁以后，记忆力开始下降，但思考力开始上升，对脑力劳动者来说，只要身体健康，60岁、70岁仍然有创造力，但相对年轻人，创造力下降了。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工资制度——应该设计出让年轻人得最高待遇，让年轻人在30-40岁能拿到人生中最高收入。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者，都应该让年轻人得最高待遇。从参加工作起，三五年后就开始快速提高工资待遇，一年一提，甚至可以半年一提，到45岁后，提高速度减慢。工作考核，以创造性劳动为主要考核标准，从实践中考察，任何组织，70%以上的业绩是创造性劳动者创造的，任何组织和国家，进步的动力是创造与创新推动的，不是靠人缘关系创造的。

中国有句人人都接受的话——“读书靠智商，工作靠情商”。这句话，在中国任何单位都适用，一般情况下都是正确的，但在发展与进步为主要宗旨条件下，它不完全适用，应该改两个字，再加一句：“读书靠智商，人缘靠情商，发展靠变商”（变商，就是人的创新力、创造智能），这就全面了。人缘关系是很重要，强调人缘，往往对工作、对事业造成许多不利因素，甚至打击任劳任怨的人，语言不多、不善于自我表扬的人。人缘关系特好的人往往容易得到提拔，但对事业往往造成伤害，他们把身边的人和上级哄得好都是有目的的，哄周围的人，哄上级，实则是“骗”，我们再也不能“鼓励骗子”了，我们好多制度都是在“鼓励骗子” 、“鼓励会哄人的人”。党的18大后反腐抓的大老虎，个个都是情商高，会哄人的人，人缘关系好的人，没有人缘关系不好的人，也没有不善于自我表扬的人。

因此，国家宏观设计的工资制度，既要有一个快速提高工资待遇的统一安排，也要有一个鼓励年轻人创造性工作的机制，让情商高的人归于平淡的一类，突出创新人才对工作的贡献，突出提高他们的待遇。总体上让年轻人得高收入，让年轻创造者得更高收入。如果能设计出这样的工资制度，对国家发展将是一大贡献。

给年轻人最高收入待遇，并不反对脑力劳动者50岁以后能拿到较高的收入，但我反对40岁以前评上教授，除个别高智商、高学历者外，一般智力结构的人，没到40-45岁，还成熟不到人生顶尖阶段。

我更赞成压缩学制，让大量普通人群在20岁以前开始工作，只让少数精英人才去读研究生，现在的研究生基本没有什么超人的智能表现，都是些会考试的人。一般智能结构的人，读到大学专科或本科就再不要读书了，有个专科本科的文化职业知识就足够了，在实践中学习比在学校学习更有用。

六岁上小学，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三年，大学本专科3-4年，就能让新增劳动力在20岁前入业，读六年研究生也只有26岁。读研究生不是谁能考上就能读，而是考察学生的研究能力，有研究能力的人读硕、读博才有意义，再不要搞研究生扩招了，只能本专科扩招才有意义，研究生扩招是在浪费教育资源、浪费人生宝贵时光，用文凭欺骗用人单位。

大学本科教育也要改，变商低、没有创造力的人，就不要继续学学科知识了，让他们学习职业知识，为他入业创造基本条件；也不是1999年扩招后设置的大学全部转成应用本科教育，而要看学生的发展前途，智力结构具不具备进入研究行业的基本条件。所有的高等教育都要有职业教育能力，包括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职业知识教育与学科知识教育的最大区别是：职业知识含隐性知识，学科知识只含显性知识。隐性知识只能在实践中学习和习练，听讲是学不会的。

这是我的人生体会与总结。

                                                                                                          2016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