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50年人口发展的经济计量分析
熊义杰
（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710048）
摘要：人口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人口问题上，我们有很多经验教训需要总结。本文运用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解放后50年人口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得出了很多有用的重要结论，对对于指导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人口 人口发展 经济计量分析
经济的发展是连续的，尤其是资源的状况对经济的影响，必然要在较长的时间内发生作用，其中人口资源的状况，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最为显著的。因此，对我国过去50年中人口发展的状况进行分析，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无疑对于未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是极其必要的。
对人口状况进行分析，最基本方法是历史分析。通过历史分析，了解人口发展的动态，掌握人口演变与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提出对未来发展的一些有益的建议，是进行分析的主要目的。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方法，就是经济计量学中使用的回归分析法。
1．关于分析方法
分析人口发展的时间序列资料，可以以时间 t 为自变量，以人口 p 为因变量，并假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长遵从指数规律，即成立如下的模型：
p = A Bt 或 = A ebt （1）
在这里，A、B 均为待定参数，A 可表示一定时期人口增长的基数，B可表示一定时期的人口指数，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
当 t=0 时，有：p = A B0 = A
当 t 为任意数时，有：pt = ABt pt-1 = ABt-1 = ABt/B pt/pt-1 = B
在此，B 也可以表示为 eb ，其中e为自然对数的底，这时，b可以近似地看作为人口的增长率。估计模型（1）中参数A和B的值，需要通过对模型两端同时取对数的方法，先将其由非线性模型转化为线性模型。
人口的增长直接影响到从业人数的变化，而从业人数的多少则直接影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和变化。因此，分析从业人数的变化，也必然成为人口资源分析的重要内容。从业人数的变化也遵从模型（1）。
对人口资源变化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需要结合固定资产的投资情况进行。因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劳动者赤手空拳是不能产生效益的。劳动者必须得到装备，这实际上也正是五十年代初马寅初老先生提出节制人口的理论依据，不幸的是，马老先生的观点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对人口资源变化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可以分别使用两个模型进行。其中之一是Cobb-Douglas常弹性函数(简称CD函数)，其数学形式是：
y = A Ka Lb （2）
其中，y 为国民生产总值，K 为固定资产投资，L 为从业人数，A、a 和 b 均为待定参数，A 可以看作两种投入因素的综合技术因子，a 和 b 可以分别表示国民生产总值变化对于固定资产和劳动力投入的常弹性系数，根据国外的研究，多数情况下，有 a + b = 1或者≈1。这是因为：
如果把 A 看作是变量，在 a + b = 1 时有：
另外， 根据西方经济学原理，y 对于 K 变化的弹性系数定义为：
另一个模型就是二元线性函数，其数学形式是：
y = a + b K + c L （3）
其中，a 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基数，a 和 b 分别为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力增长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边际，亦即增加一个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力可以增加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单位数。
另外，分析人口资源变化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计算从业人数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相关系数或可决系数，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果两变量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系数高，就说明劳动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否则，则说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或者至少可以说明发挥的作用不大。可决系数是相关系数的平方,可用以说明因变量的变化中由自变量变化解释的百分比。
2. 资料及其分析结果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行的《新中国五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中的有关资料，运用上述分析方法，所得结果可列入表1和表2。其中，表1是人口和从业人数的时序资料分析，表2是从业人数与国民生产总值（GNP）间关系的分析。
表1.新中国五十年人口与从业人数的有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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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代 |
六十年代 |
七十年代 |
八十年代 |
九十年代 |
平 均 |
|
|
人
口 |
A |
5．423 |
6．464 |
8．418 |
9．859 |
11．454 |
5．566 |
|
B |
1．0208 |
1．0244 |
1．0171 |
1．0148 |
1．0115 |
1．0178 |
|
|
F |
540 |
632 |
470 |
12514 |
3513 |
4036 |
|
|
DW |
1．237 |
1．028 |
0．390 |
0．713 |
0．700 |
0．0827 |
|
|
从业人数 |
A |
2．055 |
2．486 |
3．460 |
4．243 |
6．406 |
2．052 |
|
B |
1．0333 |
1．0314 |
1．0195 |
1．0345 |
1．0117 |
1．0275 |
|
|
F |
75 |
263 |
1128 |
109 |
1429 |
5161 |
|
|
DW |
1．798 |
0．615 |
1．840 |
1．809 |
1．354 |
0．631 |
|
表1中的A和B即模型（1）中的两个待定参数，如以全部五十年的资料计算平均数得到的方程就是：
P ＝ 5.566×1.0178t (F = 4036 ； DW = 0.0827)
L ＝ 2.052×1.0275t (F = 5161 ； DW = 0.631)
其中，L为劳动者人数，P和L的单位均为亿人。F和DW分别为与模型（1）相对应的线性函数有关的统计量，只有当这两个指标分别处于一定范围时，模型才是充分有效的。同时，F和DW值的大小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数据演变的规律性。由表1不难看出，五十年中，人口增长最快的是六十年代，从业人数增长最快的是八十年代，增长率分别为2.44%和3.45%，这充分显示了人口发展与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必然关系。这也正是五十年代错误批判马寅初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而在九十年代，不管是人口还是从业人数增长都是最慢的。不难预测，如果从五十年代起就开始抓计划生育，如果按照五十年代的基数和九十年代的指数，即使到2000年，人口总数也不至于突破9.6亿：
p2000 = 5.423 × 1.01152 = 9.5785
即使是按照六十年代的基数，目前的人口最多也可控制在10.25亿以内:
p2000 = 6.454 × 1.01142 = 10.234
表2给出了50年中劳动力资源变化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关系模型的有关参数。其中，线性函数列表中a、b、c参数下面括号中的数字为该参数的标准误差，根据经济计量学准则，参数与其标准误差的比值必须明显地大于2参数的估计值才是可靠的。由表2中参数a、b、c的标准误差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参数都是充分有效的。
表2.劳动力资源变化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关系模型的有关参数
|
|
五十年代 |
六十年代 |
七十年代 |
八十年代 |
九十年代 |
平 均 |
|
|
CD函数 |
A
|
135.55 |
118.72 |
24.52 |
11.85 |
4.35×10-5 |
29.62 |
|
a |
0.2697 |
0.1726 |
0.5098 |
0.0854 |
0.3813 |
0.3877 |
|
|
b |
0.7877 |
1.5771 |
1.2118 |
3.6765 |
8.9583 |
1.7508 |
|
|
F |
427.5 |
86.65 |
228.4 |
38.22 |
388.7 |
604.6 |
|
|
DW |
0.772 |
0.691 |
1.735 |
1.6899 |
1.412 |
0.7039 |
|
|
线性函数 |
a |
-377.2 (225.4) |
-1301.1 (275.9) |
-2204.9 (1347) |
-29432 (5168) |
-173191 (230390) |
-15283 (4703) |
|
b |
1.1957 (0.177) |
1.0652 (0.3002) |
2.9158 (0.6795) |
0.0026 (0.0712) |
1.9092 (0.8947) |
1.3982 (0.236) |
|
|
c |
518.66 (108.2) |
921.91 (98.91) |
971.72 (443.5) |
7781.3 (1026.3) |
28237 (36435) |
5098.5 (1251) |
|
|
F |
363.5 |
67.4 |
203.7 |
29.86 |
266.6 |
94.6 |
|
|
DW |
2.242 |
0.772 |
1.916 |
1.428 |
0.9941 |
0.963 |
|
|
R2 |
0.9455 |
0.8559 |
0.9364 |
0.8819 |
0.9804 |
0.6601 |
|
以50年代为例，应有：
表2的估计结果有力地说明了劳动力资源的变化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由表2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综合技术因子A五十年中是是逐渐地下降的，由五十年代的133.55直降到九十年代的4.35×10-5，这说明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因素的综合利用效率在不断降低。第二，劳动力的增长直接影响着资本投入的利用效果，在劳动力增长最快的八十年代，不论是国民生产总值对于资本投入的常弹性系数 a（CD函数中）还是资本投入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边际 b（线性函数中）都是最低的，分别为 0.0854 和 0.0026。第三，人口和劳动力的过快增长，必然降低劳动力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中的作用，在人口和劳动力增长最快的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劳动力变化所能够解释的国民生产总值变化的百分比 R2 都明显地低于其它时期，分别为85.6%和88.2%。第四，再从劳动力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综合作用来看，在CD函数中，a、b两个参数只有五十年代的情况与国外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a＋b＝0.2697＋0.7877＝1.0574≈1，为递增规模报酬。
3. 结论与对策
上述的分析结果表明，（1）放松计划生育工作必然导致人口的控制的失误，比如60年代的情况；（2）人口的增长必然导致劳动力的迅速增长，比如80年代劳动力的过快增长距60年代恰恰是一代人的时间；（3）劳动力的过快增长必然导致综合技术水平的下降，这必然将直接影响到资本投入的利用效果，降低劳动力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中的作用，这些在80年代的数据分析中表现的非常明显。
于2000年11月进行的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我国的人口已经接近于13亿，当然这其中包括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人口在内。在90年代初期，我国确定的人口控制规模是到20世纪末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从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看，显然目标已经突破了。尤其重要的是，目前在社会实践中不少地方对计划生育工作已经变得并不那么重视了，对于基本国策的认识开始有些并不那么清楚了。甚至于有人以我国东西部人口及经济发展表面上的某种相关关系为据，错误地认为，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市场和原动力。这些观点在逻辑上可以说没有太大的错误，也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人口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他具有两面性。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倡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的思想。我们必须有一个辨证的发展观。
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木桶原理。一个木桶能盛多少水，不取决于构成它的最高木板，而取决于构成它的最低木板。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资金，物资和劳动力。同样，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也不取决于这些要素中的长项，比如中国的人口，而取决于影响和制约它发展的短项，比如对中国而言的资金和物资。当然，中国的人口资源丰富，但人口资源的分布并不均衡，这是事实。尤其是，东西部人口资源的分布差异很大。然而，这种差异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措施加以改变的，比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移民必然将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比如出现在东北和西北地区的江苏华西村，在中西部许多小城镇出现的浙江温州街等等，都是我们解决我国人口分布不均问题的希望所在。
目前，在实践中有一种极其有害的错误思想，这就是有不少人把人口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市场和原动力。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地作一番思考，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当今中国很多棘手的社会弊病其根源都可以归结为人口问题，比如人口素质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职工下岗和再就业问题，假商品假文凭假祸乱中华，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无不与人满为患相联系。就说打假吧，在中国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消费者没有遭受过假冒伪劣商品的危害。尽管大家对于制假售假都恨之入骨，尽管“质量万里行”活动在时不时地揭露和报道，然而制假售假总是屡禁不止。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假冒伪劣商品在中国有着它生存的客观基础。这个客观基础就是中国有着消费水平参差不齐的十数亿消费者群体。谁都知道地摊上的东西质量很差，可是只要价格便宜，购者总是络绎不绝。君不见，当公安部门将大量的假冒伪劣商品付之一炬时，很多人一拥而上在哄抢吗？当公安部门出面查抄制假售假黑窝时，居然有政府部门以保护地方经济发展或保证地方财政收入为名进行干预吗？所有这些现象的存在，都与由于人口太多导致的经济落后密切相关。从经济实力来看，有很多经济指标我国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如果按人均水平论，我国往往就名落孙山了。我国按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名，在世界上一直在第100位以后。
再拿目前突出存在的社会治安问题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在不断地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是好的一面。另一方面，尽管党中央国务院曾多次部署严打，然而社会治安问题总是不见根本好转。这是什么原因？还是因为人多，人多就难免鱼龙混杂，素质就难免参差不齐。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为一些很小的事情动不动就打架，动不动就要杀人。什么原因？一个通俗的说法是，这些人活腻了。换一种说法就是，这些人活累了，他们不想活了。说穿了，这是类似于低等动物的一种竞食活动，就像一群动物在食物有限时为了竞食，不得不拼命相杀或大打出手是一样的。结论仍然是，食少口多。每每看到这样一些现象，我总会禁不住想起马寅初老先生，他不愧为一代大师。正是由于他看到了，生产活动同时也是消费活动这一事实，即任何劳动者都必须首先得到装备，然后才能成为现实的劳动力，因而才提出了节制人口这一科学思想。不幸的是，他的观点因为与毛泽东关于“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思想相左，受到了错误的批判。这一批，使马老先生蒙冤并不十分重要，谁让他要与“人民的大救星”较劲呢？重要的是，多余的好几亿人口就出来了。在建国后最初的二十几年中，人口几年就是一亿。从最初的4.5亿，到6亿，再到7亿，经过20年，到七十年代初期，几乎就翻了一番，达到8亿。近二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前二十几年高速增长的直接后果。
所以，我们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好基本国策，切切实实地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在这一点上，切不可掉以轻心或麻痹大意。实际上，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发展，普通百姓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了不是“多子多福”，而是“多子少福”或“少子多福”的道理。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养儿防老”和“男尊女卑”问题，仍然是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一大难题。目前，农村中的超生户，大多数都是出于要“延续香火”或者解决“子祠”问题而发生的。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需要政府部门做很多工作。必要情况下，还需要投入专项经费，开展科学研究。我们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在这一问题上盲目乐观，或者顺其自然，都是要犯错误的。
虽然国家目前已经放开二胎，但是计划生育问题仍然不可忽视，基本国策不可废！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参考资料
1．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