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超大城市服务业产值整体变动情况有以下三个规律。第一，由于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环境禀赋、国家发展政策及功能定位不同，超大城市间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北京和上海的服务业产值在超大城市中居于首位，重庆的服务业起点较低，体量最小。第二，从变化趋势看，各大城市的服务业总产值均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1995—2004年，各城市的服务业产值增幅较缓；2004—2014年，服务业经济增长幅度较大。第三，从增长速度看，20年间，六大城市的服务业产值均保持8%以上的增长速度。

 

 

　　从1995—2014年，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的服务业总产值占各城市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动趋势来看。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服务业在超大城市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增加，逐渐成为主导产业。从动态演化角度来看，20年间北京、上海、广州的服务业产值占城市GDP的比重逐年上升，深圳和重庆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

 

 

　　从服务业产值及比重变化可以看出，超大城市的服务业在全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城市内部服务业比重和第三产业的产业贡献率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但由于超大城市之间城市规模及功能定位、资源聚集程度、区域发展政策的不同，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也存在着明显差距。

 

 

 

　　从2005年到2014年近十年来，超大城市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金融等行业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结构中的比重明显增大，一些传统的生活性服务业在部分城市中仍然占有很高的比重。2014年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为58.64%，比2004年增加了7.98%。在2005年到2014年的10年间，深圳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增加了10.94%。天津的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等生活性服务业占比过大，2014年批发和零售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为25.14%，而代表第三产业前沿方向的产业，如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所占的比重仅为2.97%。由此可见，若要适应日益提高的需求层次，必须加快天津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通过对区位商的分析可知，各超大城市的服务业都具有很高的专业化水平。北京的服务业优势十分显著。除此之外，其他行业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区位商均大于1.5，表明这些产业已经明显成为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主要原因在于北京以研究性大学为依托，聚集了全国的高精尖技术和人才。研究发现，上海的金融业专业化程度最高，优势最明显，但其住宿和餐饮业相对而言，区位商小于1，属于弱势行业。广州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能够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始终保持着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深圳的金融业、房地产业和其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一样，区位商比较高，表明这些产业始终保持着较强的竞争优势。天津和重庆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金融业区位商均大于1，表明天津和重庆的在这些行业上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为了保持各城市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选取六个超大城市2004—2014年各行业产值及从业人员数目，进而来计算就业弹性系数。研究发现，北京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等行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均为正，表明上述服务业的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具有持久的吸引力。2014年，北京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最强，其次是住宿和餐饮业。上海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以及批发零售业的就业弹性系数为正，说明这些行业对于劳动人口具有一定的吸纳作用。2014年，上海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就业弹性系数为负，而经济增长率为正，表明该行业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2014年，深圳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较强。从长远来看，广州的房地产业、天津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重庆的住宿和餐饮业未来将持续吸纳就业。

 

 

 

　　北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空间集聚程度最高，其次是金融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房地产业分布则较为均衡。深圳的金融业空间聚集程度比较高，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集聚程度较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则处于中间水平。

 

 

 

　　北京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法人主要分布在大兴、丰台和朝阳区，其次是通州、顺义和房山区，并且法人分布由东南逐渐向西北方向递减，主要集中分布在近郊和远郊。这表明，铁路运输在带动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同时，也加快了仓储和邮政业的发展。远郊的延庆、近郊的门头沟以及主城区的石景山区和东城区该行业的法人分布数目较少，主要是由于延庆区和石景山区山地众多不便布置交通线路。东城区虽然为主城区，但法人分布却比较少。深圳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整体呈现出自西向东减少的规律，其中宝安区的法人分布最多，其次是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和盐田区，龙岗区和龙华新区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储业法人单位数均在七百左右，分布最少的区域是光明新区、坪山新区和大鹏新区。

 

 

　　北京信息服务业的法人分布仍然呈现出核心—边缘的趋势，海淀区的中关村科技园区聚集了高素质的技术型人才，密集的信息资源以及良好的通勤环境。主城区的其他区域如昌平、西城和丰台的信息服务业落户的法人数目约为海淀区的十分之一。郊区的信息服务业的法人数目与主城区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深圳的福田区和南山区是信息产业的聚集地，两区域法人总数占全市信息服务业的68%。宝安区、龙岗区和龙华新区从事信息产业的法人数目均保持在700个以上的水平。

 

 

　　北京批发零售业的法人单位主要集中分布于主城区的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西城区以及近郊的昌平区和通州区。并且由主城区向郊区逐渐扩散，远郊的批发零售业法人分布较少，东城区的法人数目最少，仅有635个，仅占全市批发零售业的0.35%。深圳的批发零售业主要集中于福田区、宝安区和龙华新区，其次是罗湖区、南山区和龙岗区，盐田区、光明新区、坪山新区和大鹏新区批发零售业法人数目最少。

 

 

　　北京住宿和餐饮业的法人单位主要集中于朝阳区、海淀区、西城区和丰台区，并且也是呈现核心向边缘扩散的趋势。昌平区、顺义区、怀柔区和通州区的住宿和餐饮业法人数目相对较少。深圳的福田区住宿和餐饮业法人数目最多，达到936个，其次是罗湖区、南山区、宝安区和龙岗区，法人数目均在400个以上，法人数目最少的是盐田区、光明新区、坪山新区和大鹏新区。

 

 

　　从法人数目来看，北京金融机构在整体金融业的发展呈现出同心圆结构，高度集中于主城区的西城区、海淀区和朝阳区。其中，西城区的金融街集中了大量高水平国际化的金融机构，截止到2013年末，落户朝阳区的金融业法人多达1074个，仅CBD金融机构就有748家。此外，丰台、顺义、怀柔以及主城区的石景山和东城区的金融业法人数目与中心区域集中分布的法人数目相比仍具有一定的差异，远郊的延庆、密云仍然有较少部分的金融机构分布其中。对于深圳而言，金融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差异，东部坪山新区的金融服务机构最多。福田区和南山区的从事金融业的法人数目分别是492个和334个，处于中游水平。

 

 

　　以北京为例，截止到2013年末，朝阳区的房地产业法人数目最多，约为全市的26.72%，依然呈现出由核心向边缘逐渐扩散的趋势。海淀区、西城区、丰台区、昌平区从事房地产业的法人数目均在1000个以上。房山区、大兴区、通州区、顺义区的房地产业法人数目也相对较多，远郊区域如门头沟、平谷、延庆地区由于地形原因，从事房地产的企业数目最少。深圳大多数区域的房地产业分布较多，但坪山新区、大鹏新区、盐田区和光明新区的法人分布最少，四个区域的法人总数仅为全市房地产业法人数目的9.52%。

 

 

　　同样，2013年，北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整体上也呈现同心圆结构，朝阳区和海淀区的法人单位数目最多，其中朝阳区法人单位有39268个，海淀区有23558个。西城区和丰台区的法人数目均在1万个以上，其余区域则不到1万个。而深圳的商务服务业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分布，仅福田区从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法人数目就占全市的37.99%，其余区域与之相比，均存在较大的差距。

 

 

　　与近郊、远郊区域相比，核心区域聚集更多的产值和劳动人口。2014年，北京仅核心区域服务业产值就占全市服务业总产值的79.52%，城镇单位就业人数达到全市的72.72%，而远郊的就业人数仅为5.11%。2014年，深圳福田区产值占全市服务业产值的30%，法人单位数目最多。近郊的南山和罗湖也聚集了较多的就业人口，而深圳的功能新区如坪山新区、大鹏新区和光明新区的法人单位分布较少。

 

 

　　第一，1995年至2014年20年间超大城市服务业产值不断增加，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呈现出上升趋势，各城市内部服务业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均具有较高的贡献。这表明服务业的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但由于受历史和社会因素以及城市功能定位影响，不同城市服务业经济体数量和发展速度存在一定差异。

 

　　第二，从服务业内部结构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业发展中占据较为重要的位置。生产性服务业所占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传统服务业因具备一定消费基础，在内部结构中仍然占有一定地位。从区位商研究结果来看，北京的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的专业化优势十分明显，上海的金融服务业，广州的交通运输业以及深圳的信息服务业都有较强的专业化优势。从就业弹性系数的计算结果来看，北京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就业具有一定的吸纳能力，上海的信息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深圳的交通运输业和信息服务业，广州的房地产业，天津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重庆的住宿和餐饮业均具有吸纳就业的潜力。

 

　　第三，从静态布局来看，北京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的空间集聚程度最高，其他行业分布较为均衡；深圳生产性服务业中的金融业以及传统服务业中的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都具有较高的集聚程度。从行业法人单位分布情况来看，北京和深圳的服务行业均呈现出“核心—外围”结构，即由中心逐渐向外围扩散，但不同行业的“核心”稍有不同。例如，北京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核心主要集中于近郊区域。从服务业产值及劳动力分布来看，核心区域占据较多的财富，并聚集大量的就业人口，在全市服务业经济增长中，地位十分显著。

 

　　本文主要从静态角度研究服务业的空间布局规律，然而超大城市服务业在空间上是如何动态演化的，动态演化过程中会表现出怎么样的规律，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

 

 

　　超大城市服务业的发展虽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结合目前国内超大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实际状况，笔者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支持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交通体系、市政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市民出行、物资流通甚至招商引资的难易程度。超大城市的基础设施虽然与其他城市相比已具有一定水平，但仍不能满足经济日益发展的需要。因此，建立政府与市场合理分工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完善城市通信、公共交通、物流配送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园林建设，对于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及城市运行效率、改善发展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与北京和上海相比，天津和重庆的服务业面临第三产业如何实现快速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如何优化升级等难题，传统服务业所占比重过大直接影响到服务业的发展和升级。因此，天津和重庆需要依托两城市良好的工业基础，完善创新体系，加强产业融合，大力发展以交通运输业、信息服务业、金融业、商务服务业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强就业吸引力。同时，对于已具有一定基础的传统服务业，如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需要提升发展层次，做大做强优势产业。

 

 

　　城市中心区域的高密度发展，在带来较多经济效益和就业机会的同时，也造成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服务紧缺等诸多城市问题。对此，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及政策监管能力，制定相应的规划政策和法律法规，在遵循产业空间分布规律的基础上，通过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从而降低城市核心区域的集聚密度，促进服务业在空间分布上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提高城市国际化水平是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超大城市要以国际化的视野，扩大开放程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创新金融、商贸物流、文化创意等优势产业。与此同时，也要注重培育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增强产业的集聚和辐射功能，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而提升城市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