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胡适写的《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胡适批评梁漱溟关于文化发展的路向问题，倡言各种文化不是竞相发展而不可融合，也断然不是迥然不同，文化是及其复杂的东西，不能简单论之。总而言之，文化发展是不断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至于怎样接受确实是比较复杂的。东西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自竞相发展又互相影响、借鉴，各自的根底均没有发生彻底的变迁。物质文明的进步对各自文化的影响更为关键，制造工艺和技术的改良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发挥着无远弗届的影响力，这也是外来文明潜移默化的一种途径。
1.
物质的发展总是向前的，但是人的思想和观念并非如此，这一切拜社会的秩序所赐。国家的观念即是人们普遍具有的思想，或者称之为文化，但是一地一方所在的国家不断不变，社会制度也不断在改变，人们的文化和生活的哲学也不断在调整，这不是一种宗教或者一种学说所能左右的。
至于中国的历史也是如此，普通人的生活见诸于文字的在近世才丰富起来，但从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人们的生活追求和精神向往也能品味出某一时代留下来的烙印，盛唐时的奔放和自由、元时的落寞与无所寄托，从理智、道德、直觉来分析也是如此，但是国家、时代提供人们用于运用理智、道德、直觉的材料不同其表现也将不同。社会秩序是最大的材料，专制集权的时代，人们很少有流传千秋而不衰的思想产生，政权弱化的时候，社会中便涌现出思想的张力，产生出划时代的思想伟人。
在政权的缝隙中涌现出的思想来看，这与同时代其他地方的哲学家提倡的思想即使没有太多的交流，但是大致的取向也趋于相似，明末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大致取同一个解放的方向。孔孟的时代、印度有释迦摩尼，探讨的也是差不多的同一个课题。因为政权的存在以及政权的不同形态，使得各地各民族的文化呈现不同的光彩。
从此之外，各地风物乃至人情的不同，也使得文化呈现不同的格调。中国人文化重义理推论轻物质感受是表面现象，单从个体而言确乎如此，但是从文学表达出来的情感而言，从物质感受中剪裁义理和圣言是主要的一个方面，所以物质感受主导着文化。
在如今全球化、开放的世界，各地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如此更加的一致，概源于物质的交流频繁至一致。
2.
各地人们的信仰不同，推崇信仰的方式不同，但于理智、道德、直觉没有强烈的关系。哈耶克在《社会主义的谬误》中说人们的扩展秩序是道德的基础，道德在此与理智之间，所以文化的不同之根本在于社会秩序，至于科学体系、工匠精神等上的差异也源于此。
社会秩序的改变，弱小的民族由外来的侵略和文明的侵入而不断改变，新疆地区在清朝之前大致上信仰佛教，之后渐渐转化为伊斯兰教。强大的民族由改革或者革命而不断改变，当然所谓强大也并非发挥巨大影响力而定，中国中原地区也常常臣服于蛮族，社会扩展秩序常由此改变，文明发展进程常由此被颠覆。如果延续明代的社会扩展秩序，而没有由满清代之，中国是否走向西方的内阁制都是值得推究的。西方是否借鉴中国明代的内阁而形成内阁制，也是各地文化交融，交替演化、影响的案例。
在此之余，社会秩序鲜有革新进步的，中国一朝一代，百年乃至几百年，帝制中的帝王，其治国、治世的思想并无随着年代而进步、而完善，往往相反，但是社会秩序在经济、物产、人口的变迁中已经需要变化了。此刻才有些许的财政改革、思想迸发。
各地这种社会秩序的演化过程不同、所处演进阶段不同，历来展现也有所不同。但若强调西方生活格调的崇高、东方的卑微也是一时一代的比较，也是为这社会秩序所造就的。
拿文化作为产业来发展、来提倡的，抓不到根本，也在于文化不是古代丝绸、茶叶这些商品的输出与香料、钟表、刀叉的引进，而是我们接受西方的先进之处改造我们的不足，我们的优越之处自然可以显现，我们的文化能为外人所钟情，自然会是一种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