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一些腐败窝案也不断浮出水面。这就提示我们，腐败问题所涉及的并不只是单个的个体，而是一个社会网络。那么，社会网络和腐败之间是什么关系？社会网络如何影响腐败行为?

有关腐败网络的真实案例经常见诸报端。2010年，法国阿卡尔特电信公司（ALCATEL）管理层和哥斯达黎加高层政府官员，包括前总统，被爆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受贿网络，并于2011年接受了审判。事实上，在犯罪研究领域，像哥斯达黎加这样的例子有着很悠久的历史。面临如此多活生生的案例，很多人想知道如何通过研究更深层地了解腐败行为、如何使这些洞见转化成一个普遍性理论，以及，更具体来说，社会信任网是如何影响腐败行为和腐败结果的。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经济与财政学院的博士生Carlos Andres Uribe在2014年发表了The dark side of social capital re-examined from a policy analysis perspective: networks of trust and corruption一文，深化了之前由Alejandro Portes和Patricia Landlot提出并由Peter Graeffs修订的有关社会资本黑暗面的分析。

作者区分了两种类型的腐败，隔离性腐败和结构性腐败。在作者看来，经济学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隔离性腐败，将腐败看作是一个孤立的贿赂关系。而结构性腐败更多涉及高层政府人员，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进入，当前对结构性腐败的研究也较少。因此，作者依据社会网络理论，将经济行为与社会网络背景相结合，试图分析结构性腐败问题。

作者的基本假设是，行动者现存的关系是外生的，行动者间的信息流动依赖网络结构。据此，作者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行动者的网络是全连接的，换言之，这是一个信息完备的网络结构；第二种则不同，网络是有缺损的，也就是说，博弈所需的信息并不完备。之后，作者提出了一个假设案例。政府希望开展一个诸如污水系统建设之类的公共项目，它需要和一个私人部门签订合同。政府需要发表一个公共声明，说明自己的要求，这样感兴趣的企业可以投标。企业投标后，公共部门长官（O）需要进行评估并将与最符合要求的企业签订合同。当然，整个过程会被另一个公共官员（S）监督。同时，假设S和某企业的经理（F）具有强关系。

第一种情况意味着每一个行动者都是可以被信任的。换言之，除去S和F 的关系，O和S以及O和F之间也具有强关系。在这种环境下，可以发现多重均衡的存在：“无腐败”均衡，S不会提议受贿事宜；“腐败”均衡，S提议受贿，其他人都接受；以及“混合”均衡，行动者根据制度变量的概率选择不同的策略。制度变量将决定上述哪个均衡类型更可行。作者发现，当贿赂收入变高，S更愿意提议这项行为，O和F也更愿意参与；而当罚金变高、监察机构很容易察觉时，则三者的意愿会降低。此外，考虑到打破三者间的信任关系要付出成本，如果有足够的动机做出提议，三者就会收受贿。如果关系成本不断提高，贿赂行为会一直存在。
 

在一个不完全网络中，行动者不能完全互相信任。作者假设O与S和F之间并没有信任关系，那么行动者就需要收集信息并构建他们所面对的O类型，诚实型还是腐败型。如果O和F都同意贿赂行为，那么 S只有在贿赂行为很难被监察机构发现以及贿赂的收入高时，才会提议。如果罚金变高，S则较少会提议。F与S的情况类似。不同的是，如果打破与S的关系成本比罚金高时，F会选择参与。这意味着，与被捕相比，F更重视与S之间的关系。与F相反，O不需要考虑关系成本。因此，如果他是腐败型，他会选择参与腐败行为；如果他是诚实型，而且揭发腐败的奖励与贿赂金一样高时，他会选择揭发腐败。

作者据此得出结论，社会网络对腐败行为存在影响。贿赂交易在完全信任网络中更容易存在。如果网络不完备，那么行动者会在行动前评估更多的变量，如O的类型等。作者同时强调，高罚金有助于抑制腐败。此外，反腐机构对网络结构的探测有助于发现腐败行为。

参考文献
 

Uribe, C. A. (2014). The dark side of social capital re-examined from a policy analysis perspective: networks of trust and corrupti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16(2), 175-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