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使得港币兑美元的比例被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最近香港遭遇“股汇双杀”，汇率跌出设置的合理范围之内，使得这一制度再次面临严峻考验。恒指暴跌，香江楼市一片狼藉。此番场景犹如98年的再现，政府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来应对这一局面，但是此一时彼一时，香港政府能否过关尚在未知之中。

由此，我们看到政府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和整个经济环境都会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一旦确立起一种经济制度再进行改革将会面临重重阻力，而且经济的状况远比想象的复杂，重新设计的政策即使出于微调的目的依然会引发强烈的反弹。我们并不涉及经济制度改革的对错与优劣，任何改革都会牵涉利益的调整，将利益从一群体转移至另一群体。

所以，任何经济政策都有两面性，始于1983年的联系汇率制度，在于为国际贸易金融提供稳定的货币条件，让公司和投资者可以不考虑汇率波动成本，但同时让港币政策失去独立性，与该地区的基本经济状况完全脱钩。政府制定经济政策必将担负相应的责任，一种政策赋予政府越大的权力则担负越大的责任，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政府就会背负失责的包袱，接受委托责任的政府并不能担当主持正义的角色，始于它的所为必要为此买单。

同时，政府能够接受委托责任也意味着基于习俗、传统、道德或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等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所以，无论是否引入竞争，政府的经济角色总会不断遭遇尴尬的局面，有时它的行为并非有益而且还会制造些许的麻烦，当人们赋予政府的权力时，其实不同的人让渡的权力相对于自身而言分量并不相同，分量越重越代表他的利益相对微小，那么，相对分散化的经济政策反而对社会更加有力，让基层的行政单位去独立负责具体的事务并由此展开竞争，让人们有足够的选择，教育、医疗这种事关民本的领域更是如此。公共产品是由制度确立的，经济政策围绕它制定出来，如果政府有意避免道义上的责任反而更好。

政府经济政策的开放性也基于上述的基层竞争，否则一旦确定一种经济制度使得既得利益势力做大，形成寡头经济或者利益格局对大众利益向好，再次进行改革将无法顺利达成。当然，我们经常面对的事情是经济糟糕，政府不断被抬上台面去处理棘手的问题，此时的政府并没有解决方案，它推动的经济政策如同没有解药的毒药一样没有可逆性，它此前所做的一定是它认为正确的，现在也是如此，只是此前所为造成拖延至今的残局是相当无解的。

但是政府既然已经接受委托责任，或者它总能为人们所推崇，推出的经济政策在基于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自然为人们设计出一套经济方案，避免人们在广阔世界里茫然无助，在紊乱有序的市场经济里找到各自的路线，在人们的各个生命阶段都能得到合理的安排，且阻止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当然人们认定的政府是要超出上述常规做到更多地事情，不过人们获得的失望总多于希望，因为即使常规也会遇到很多新的问题，这让民众和政府都感到无力，而且政府也试图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不局限于这些常规，那么情况显然会更加复杂，在纷繁多变的经济环境中，政府的经济政策越来越要接受更多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