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全球经济势力中心，2015年接近尾声时一个不祥主题出现，全球各国央行力促的信贷驱动型经济增长已到达极限。如果决策者想要在2016年及以后继续支持全球经济增长，那他们就需要拿出新的经济解决方案，包括致力于长期改革。全球国家遭遇的两难困境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宽松信贷对经济的提振作用已经达到极致。加之，IMF已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各央行是时候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了。

今年伊始全球股市遭遇的抛售表明，对于政策制定者是否能够胜任上述工作，投资者没有太多的信心。据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计算，目前发达国家短期利率均值为0.36%，许多欧洲经济体的短期利率已为负。美国、欧洲和日本各央行持有的债券和其他资产规模已显著扩大。一些中长期的难题困扰着发达国家，这些难题不能直接用廉价信贷解决，它们包括人口老龄化、生产率增长缓慢，以及令长期投资和税收改革受到限制的财政失衡和政治不和谐。

美联储在去年10月份召开FOMC会议时，美国就业市场状况已有所改善，美联储正准备开始上调短期利率，但一大担忧让官员们犹豫不决。如果出现新的冲击，可能导致美国经济重新陷入衰退并使利率快速回到零。到那时，美联储通过降低信贷成本来提供额外刺激的空间将几乎没有。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一些与会官员提到，为稳妥起见，应拥有能在上述状况下可以使用的额外政策工具。

且美联储副主席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在1月份发表着重讨论美国货币政策影响局限性的讲话中表示，美国经济中很多领域对更现代化基础设施的需求很难被忽视。他表示，人们也不应忘记，在教育方面更多的有效投资也会增加国家的资本。

在美联储的政策帮助推动经济温和复苏的同时，美国目前的财政政策已经偏离了轨道。美联储官员们希望总统奥巴马与国会的共和党人达成协议，在长期内削减预算赤字，同时在短期内通过减税或者财政支出扩张财政政策。然而，奥巴马和共和党人拿出的解决方案恰恰相反，在本轮经济扩张的初期进行短期的财政紧缩，长期内财政政策则仍不明朗。

如果经济再度陷入衰退这可能会引发一个问题，随着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口进入退休年龄，消耗美国联邦医疗保险中更多的资金，财政赤字料将扩大，华盛顿用以应对下一轮经济下滑的减税或者节支空间将收缩。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埃尔门多夫（Douglas Elmendorf）表示，未来各央行用于抵御经济衰退的弹药将减少，需要加大运用财政政策来对抗未来可能出现的衰退。

无独有偶，2015年年底，欧央行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变得更为明显，之前欧洲央行扩大了购债项目的规模，该项目旨在降低长期利率并压低欧元汇率。由于该央行放松政策的力度小于投资者的预期，欧洲股市下跌，欧元汇率不降反升。

虽然欧洲央行在2014年和2015年实施了大规模刺激措施提振脆弱的欧洲经济，但该央行官员强调，在不实施经济改革的情况下，他们的政策所能达到的效果是有限的。欧元区的失业率目前高于10%，比美国高出一倍多，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率更是在20%以上。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每次都以赞美经济改革的优点作为他的例行新闻发布会的结尾，还总是对繁冗的审批程序以及高税率带来的危险发出警告。

在中国，最近市场陷入了剧烈震荡，其中一个原因是围绕中国政府工作重心的不确定性，这也引发了更多对领导层经济管理能力的质疑。与发达国家货币当局相比，中国央行下调利率的空间更大，但其领导层认为推行这一策略的风险过大。为了应对2007-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掀起了一个支出和投资高潮，导致房地产和工业产能过剩，现在他们在试图解决经济供给侧的不平衡问题，瑞士银行中国经济学家汪涛表示：

“预计2016年重组步伐将加快，但程度和规模不会特别大，劳动力紧缩裁员无疑是政府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中国央行可能会进一步降息，以此作为帮助企业削减成本的措施之一，但央行对通过降息和增加政府支出来提振需求的关注程度已经减弱。自2014年11月份以来，中国央行已经六次下调基准利率并四次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但对于小企业和私营企业来说，获取信贷的难度依然较大，原因是企业利润下滑以及银行放贷意愿低。另一方面，低效且债务负担已然沉重的国有企业继续借款，推动中国的债务水平进一步上升。

标准普尔估计，公司债务规模目前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60%，2008年这一比率为98%。央行内部许多人士越来越担心，进一步放松信贷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债务问题恶化，催生资产泡沫，加剧资本外流。如果资本流出规模增大，中国央行将被迫动用外汇储备来支撑人民币汇率，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一些旨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宽松货币政策效力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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