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涛
《贾平凹透视》是迄今为止看似吹捧贾平凹，实际上对其公开贬损的第一本书，让读者过去对贾平凹形成的印象大打了折扣。熟识贾平凹的朋友谈及此事皆有同感，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丹萌是个大不咧咧的人，人缘一向在朋友中不错，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为什么也如此对待贾平凹呢?
《贾平凹透视》一书封底，刊登了《作者丹萌与贾平凹关于<贾平凹透视>的问答(节选)》。
丹萌说：北京出版界的朋友约我写一本关于你的书，并定名为《贾平凹透视》，我开始并不想答应，怕写不好;以我的眼光，能准确、真实而深刻地透视你吗?另外，以前写你的朋友，往往不落好，有人指责说是靠贾平凹吃饭的，我也怕落这名声。但作为你的朋友，又有必要把我们交往中的一些故事告诉给读者，这就很矛盾。这件事你怎么看?
贾平凹说：要说写吧，咋不能写呢?可以写，由你去写。写什么和怎么写是你和出版社的事。从我的角度，当然对你和出版社表示感谢!这也不存在谁靠谁吃饭的问题，我的主张是要真实，能向读者传达最真实的信息就好。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你们写我，我怕的是没啥写，值不值得去写，如果不值得，这样就浪费了你们的才华。谁写我，我一般都不看，只要力求真实就行。你不写，别人也会写的，有些人逮住一点音儿，把我写得面目全非，把人能气死。”
……
丹萌：有一点我强调一下，这本书是我写的，文责自负，与你没干系，有什么麻烦就往我头上摊，你同意吧?
贾平凹：肯定同意。不说了，打牌走。
2004年7月9日晚于西安南郊某茶楼
这个对话时间是在《贾平凹透视》一书末尾注明完稿的2004年4月10日三个月之后，于某茶楼打牌之前匆忙之际。此时书稿应当已经送出版社，并非需要贾平凹认可，为什么还要向贾平凹说起他写了他的书?我以为有这么两点，一是心里不踏实，因为不是像孙见喜那样神化贾平凹，怕书出来后贾平凹记恨他，打个招呼算是事前征求过贾平凹意见;二是给贾平凹上个套，声明与贾平凹没有干系，让贾平凹表个态。诚实憨厚的贾平凹以为是在为他承担责任，按照“一般都不看”的原则，同意丹萌“文责自负”。
贾平凹万万没有料到，他告诫丹萌“有些人逮住一点音儿，把我写得面目全非，把人能气死”，结果写出来的竟还比那种东西更可怕，真要把他气得闭过气去。至于作者把和贾平凹对话醒目地印在封底，那是想要说明本书是经贾平凹认可的，即使贾平凹看了不高兴也有口难辩，同时也是对读者的一种误导。这种做法有点像奸商做生意时那种使坏的阴招。
从《贾平凹透视》引子透露出来的信息表明，这本书署名丹萌，实际上却是某几个人共同“智慧”的结晶!
《引子》阐明：“是方英文将我引荐给北京出版界的朋友张继华先生，言说要写一本《我与贾平凹》的书，几位商州出来的文友们推来推去，最后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引子》一开头写道：“2004年4月初的一个夜晚，西安城春雨潇潇，厚重的古城墙圈围着的城池沉在烟雨蒙蒙之中，在城的西南角，有个叫‘双仁府18号’的小院，某单元二楼一家客厅里，三位从商州山地里走出来的文化朋友在促膝长谈，不知不觉，就谈到了东方欲晓。”这三个人分别是孙见喜、丹萌和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刘炜评，“双仁府18号”“某单元二楼一家”就是孙见喜的家。
《引子》接着写了三个人彻夜长谈的一些内容，“三人实际上只谈论了一个话题，即贾平凹文学创作的突破问题”。说贾平凹“自《废都》以后，他是在苦苦地跋涉，艰难地寻觅，不断地左突右冲，近乎一年一部，写下了《土门》、《白夜》、《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等长篇小说，一本接一本地出版，一本一本又都不能尽如人意”;他们“承认作品是否已经成为经典并非同时代的人们就能及时认识的，一般需要时间与历史的沉淀和考验”，但却断言：“贾平凹近千万字的作品中是否已有了经典我们却不知，然而这种可能性不大。”《引子》还写道：“这一夜我们谈了很多，谈到了平凹的可爱处也谈到了他的一身毛病……他现在与倾心关注他文学生命的挚友与诤友们交往少了，说他是近小人而远贤人吧，我们又岂敢称自己为贤者?轻易指责谁为小人?”他们怀疑贾平凹“是否他的文化人格还有点问题呢?”
丹萌在《引子》中承认：“这一夜的谈话于我收(受)益匪浅，因为我此时正在应邀撰写《贾平凹透视》这本书”，“是英文和见喜的竭力鼓动……感动和鼓舞了我，尤其是见喜兄给我写在赠书扉页上的话……使我坚定了信心”。孙见喜“写在赠书扉页上的话”，在其后“朋友”一节中全文抄录，其中对丹萌正在写作的《贾平凹透视》一书提出要求：“鲁迅的传记出了24部，没有一部是相同的，传主在作者眼里，每个人只看到一个侧面，要‘大观’是不可能的，要从你的视角写出一个新的贾平凹来。”
孙见喜、丹萌和刘炜评，都曾经是贾平凹要好的朋友和商洛乡党，此时为什么要凑在一起如此议论贾平凹呢?如果说是因为他们过去都一味神化和吹捧过贾平凹，此时幡然醒悟要让贾平凹走下神坛，还原其本来面目，那么当是读者的大幸，也是中国文学之大幸。只可惜并非如此。
孙见喜在《贾平凹透视》出版以前，把贾平凹几乎每一部作品或者每一篇文章都给予了高不可攀的评价。说《土门》是“一部具备世界性题材的小说”，“本世纪很难再有的精品力作”;讲《白夜》“是一部熔铸古今、自成一体又卓而不群的成功之作，公正的论家无疑会肯定它的经典品格”;关于《高老庄》，抄录了中国作家协会专门为之召开的研讨会纪要，引用中国文坛多位权威人士的发言进行了全面肯定和赞扬;对于《废都》，照抄了大量名人名刊评论的原话原文，称《废都》是“惊世骇俗之作”、“传世之作”、“集人性之大成的工程”。在一次答记者问中，孙见喜又对《废都》、《土门》、《白夜》、《高老庄》四部长篇小说，亲口讲道：“一、思想内容上的人民性;二、艺术形式上的民族性;三、人物故事的底层性。这三点决定了贾平凹这四部长篇小说灿烂于九十年代并将在下个世纪继续灿烂下去。”这些囊括上述内容的大作，都还在全国各地大小书摊泛滥成灾，怎么在他家与丹萌、刘炜评谈论贾平凹文学创作时，却又谓之“都不能尽如人意”，“是否已有了经典我们却不知”，而且“这种可能性不大”呢?假若是另外二人所言，孙见喜怎能容忍他们当面否定自己?我们从《贾平凹透视》引子中没有看到任何争论，而是一致的话题和结论。
孙见喜给丹萌“写在赠书扉页上的话”，是要丹萌“写出一个新的贾平凹”来，这个“新的贾平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贾平凹呢?依《贾平凹透视》所阐述的观点，孙见喜是要丹萌写出的贾平凹与他过去写出的贾平凹不同。他过去写的是“大师级作家”和“文坛泰斗”贾平凹，而丹萌写出的贾平凹应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形象。在《贾平凹透视》出版后，孙见喜又于2005年接连出版了《贾平凹传》和《危崖上的贾平凹》，主旋律仍是神化和吹捧贾平凹，对于过去的观点和说法依然没有任何改变。致使《贾平凹传》刚一出版，就引来唐小林的批评，称孙见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贾平凹专业户’”。如果说孙见喜在2004年4月已经对贾平凹有了不同的认识，那么4年后他为什么还要向读者兜售他过去的错误观点呢?
2011年8月，安徽文艺出版出版了丹萌大多照抄《贾平凹透视》的又一部关于贾平凹的纪实文学《见证贾平凹》。《见证贾平凹》自序中明确声称：“《贾平凹透视》出版后，有读者在网上留言，将我归入了贾先生的吹鼓手行列，我并不以为然。”这就是说，丹萌根本不承认他是在吹捧贾平凹，他的《贾平凹透视》和孙见喜的贾平凹纪实文学不是同一类东西。
《贾平凹透视》确实向读者展示的是一个不同于过去孙见喜笔下
的贾平凹那样“一个新的贾平凹”。这个“新”说穿了就是贾平凹丑陋的一面。如果贾平凹果真那么丑陋，我们也不能像秃子忌讳光和亮那样不能提及。问题是作者没有从确凿的事实出发，指出贾平凹存在的某些缺点后，分析这些缺点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让读者认识到因为贾平凹存在这些不足才造成了作品上的缺憾。因此最终的结果只是纯粹地暴露了贾平凹的丑陋，与其文学创作没有任何联系。尤其是没有以批评贾平凹的姿态出现，而是于全书前前后后见缝插针，把道听途说、猜测臆想和演绎分析得出的结论，融入貌视吹捧贾平凹的文字之中，让读者无意中留下对贾平凹的恶劣印象。这种做法比明确批评贾平凹，使人在心理上有所防范或者置疑的东西更容易让读者上当受骗。
《贾平凹透视》一书出版后，因为作者自称“第一任贾办主任”的权威性，加之是在吹捧贾平凹的假象掩饰下，时至今日果然没有人站出来对其中的不实之辞予以批驳。贾平凹尽管非常生气，但是却生性怯糯，害怕得罪人，或许是因为当事者似乎有嘴辩不清，没有公开的文字出现。在这里，我就来当一回这样的“恶人”，把《贾平凹透视》也像作者透视贾平凹那样，予以粗略地透视。对于该书曝出的贾平凹“丑行”，逐一分析哪些言而有据，哪些是道听途说，哪些是欲加之罪。前边章节对此已有涉及的不再重复，只就贾平凹对朋友的态度、离婚的目的、吝啬、披露个人隐私以及也有“官瘾”等几个问题，简要地进行一下叙述。
《贾平凹透视》洋洋洒洒20多万字，大多数情节和细节都能够在孙见喜的作品里找到，只是写得没有那么细致。丹萌如果不去“炒”孙见喜的“冷饭”，新的素材和内容充其量也不过数万字，很难凑得成一本书。新的素材和内容也大多是“第一任贾办主任”的阐释，细化了他早年间与贾平凹交往的经历，其中多为生活中的琐事。对于读者了解贾平凹，对于研究贾平凹，可以说没有多少价值。
第一章“从平娃到平凹”写的是贾平凹的少年时代，内容基本与孙见喜作品中多次写到的相同。孙见喜记述贾平凹小时候上山砍柴滚坡不到百字，《贾平凹透视》却写了3500多字，把砍柴变成偷柴。新写了贾平凹参加了一次婚礼，闹洞房时摸了新娘的奶奶，过后小小年纪便春心荡漾。这些小时候的事情丹萌没有和贾平凹一起亲历，即使贾平凹对丹萌讲过也只是作为笑料，决不可能详细到写出那么一大篇文字来。换句话说，如果像偷柴那样能写出那么多文字，孙见喜在其作品中又岂能只写那么百把字?
《贾平凹透视》以“朋友”为题，用了专门的一章对贾平凹交朋结友进行了“透视”。在《引子》中，作者就曾说到贾平凹“近小人而远贤人”。在“朋友”一章开始时又写道：“一个喜欢孤独而又偏重于自私的人，是不可能交到出生入死的朋友的。”这本书多次写到贾平凹性格孤独和吝啬，不言而喻是说贾平凹不可能交到出生入死的朋友。接着指名道姓指责贾平凹，“他没有栽种过朋友，没有朋友的种子，朋友对他来讲，是洪荒时期生长着的野麦，是莽林中生长着的野杏野桃，看见了，需要了，就去采摘。”“他小时候就没有什么朋友，朋友在他看来是可有可无的。”还特别披露“贾平凹曾经将自己比做吸铁石，将朋友比做铁屑，认为想吸多少就能吸多少”。这些关于贾平凹对待朋友态度的批评十分刻薄，一切交朋结友中最为忌讳的卑鄙态度贾平凹全都具备。
《朋友》一章先后有名有姓列举出贾平凹的朋友33人，再加上其他章节出现过的总共四五十人之多。作者在介绍贾平凹这些朋友时，对好多人近乎奉承般大讲了一通赞誉的话，叙述了这些人在政治、学术上的显赫声名和成就，尤其是在贾平凹未成名之前对其有过的帮助描述得细之又细，读了让人感动。然而贾平凹是怎样对待这些朋友的呢?有的已经断交，有的敬而远之，有的不再来往，有的有了隔阂，有的心底漠然，有的闹了矛盾心中距离远了……最后总结为：“平凹结交的方方面面的朋友确实不少，而真正知心的，且能长期保持着深厚情谊的却为数不多。”究其原因，似乎归于朋友方面的不多，仅仅只在说到方英文时写到“大概因一系列的误会吧”，什么误会只字未提。这就是说朋友们都是真情对待贾平凹，而是贾平凹不够朋友。
我看到过贾平凹在一次答记者问中说到朋友问题，确实称他像吸铁石，朋友像铁屑。但说的意思一是自己不善交际，没有主动地结交朋友;二是自己要有吸引力才能有朋友来与你交往，自己都不是个东
西谁还愿意理识你。贾平凹在这里压根儿没有说过他“想吸多少就能吸多少”。再说吸铁石的原理是依靠自身的磁力吸引铁屑，只要是铁屑都会被吸，吸多吸少是由它本身的形状大小和磁力范围内铁屑的多少而定，并不能由吸铁石的意愿而左右，所以说给贾平凹前边说的话加上那个尾巴显然讲不通。
我以为，朋友间的真诚相交长久不衰是相互的，不能单纯取决于其中任何一方。在《贾平凹透视》列举的朋友中，有人乱搞女人声名狼藉，有人为了抬高自己在陕西文学界的地位，策划并组织实施对贾平凹进行围攻，有人不分时间场合编说有辱贾平凹人格的段子，还有人背地里假借贾平凹名义搞不正当活动，使用各种各样的阴招祸害贾平凹。这些所谓的朋友的种种丑恶之举，能让贾平凹还像过去那样对他们真诚相待或者与他们沆瀣一起吗?贾平凹在一次答记者问谈到朋友时，曾经说到“我这个人糊涂，现实生活中老认不得人”，指的就是这种现象。
贾平凹一年到头都在忙于写作，随着名气越来越大，社会交往越来越多，常常身不由己地接待一批又一批人，整天闲杂事支应不完，他对此简直烦死了!贾平凹说他家原来安装的座机平均10分钟响一次，只好设置了电话录音：“主人不在家……”后来有了手机，最终完全拆除了座机，手机号码知道的人不是很多，但也一天到晚响个不停。他跟朋友们来往少了是事实，他也很想像过去那样一起喝喝茶，聊聊天，打打麻将却办不到。我知道这种情况，平时与贾平凹联系不多，差不多每次打电话过去他都在忙，谈清情况一定要见也要约好时间再去，有时也是十天半个月约不出个时间来。去了后又常常遇到很多人，只好说几句话办完事就走。他几乎每次都非常抱歉地说，你看这一天到晚泼烦事多的，就没有好好在一起谝的时间。我最后一次来西安已经十多年了，刚开始租住的房子离他较远，后来搬到吉祥村离他书房一路之隔，他还是没有在我家吃过几顿饭。四年前我在北郊买了房子住下，他多次说要来看看我的新房至今没有落实。作为朋友，我只希望他一切安好，再出佳作，只要心相通情相近就行了。
贾平凹全身心投入到文学事业，对于除此而外的任何事情都似乎不上心。他处理不好与朋友之间的交往，处理不好夫妻关系，处理不好与政界、文学界的关系，甚至都处理不好他的日常生活问题，因此便出现所谓一届又一届“贾办主任”。对于真正的朋友，贾平凹始终都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对费秉勋、景平、宋丛敏、张月庚、李星、陈彦等名人如此，对李连成、木南、鲁风和《美文》编辑部的安黎、穆涛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平常人也是如此。只要不企图从名人贾平凹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就不会感觉到贾平凹有什么不够朋友的地方。
2009年冬天我去户县找李连成时，李连成患高血压、糖尿病等连走路都很困难，家庭生活拮据。他哭丧着脸对我说：“我买这房子平凹给了我两万元，我到现在都没啥还。”我问平凹问你要过没有?李连成说：“从来没要过，但咱心里惦记着呢!”我回西安后告诉了贾平凹，贾平凹说：“谁倒问他要嘛!可怜的老是祸事不断，过几天我还得去看看。”我说：“那你得明确告诉连成不用还了，要不他一直惦记着放不下。”贾平凹连忙拿起手机来就给连成打电话。
1989年夏，贾平凹父亲胃癌复发在西安二次住院，因无法可治挂着吊瓶护送回丹凤。贾平凹此时正在为李连成办理入读西北大学作家班，李连成条件比我原来还差，一时落实不了走不脱，便由妻子韩俊芳将父亲护送回家。这是孙见喜《贾平凹前传》和《贾平凹透视》中都写到的事实，孙见喜写道：“平凹说，连成上学是大事，关系到前途问题。他把朋友的事看得比自家的事重要。”
孙见喜在《贾平凹前传》中写到贾平凹为方英文妻妹安排工作的详细经过：“1990年元月，英文的妻妹从西安外国语学院毕业，工作安排一时成了问题，为此他丈母娘求他的妻子，他妻子求他，他又求平凹……英文跟着平凹的屁股去寻门路，到过几个单位，人家见是大作家光临，自然都十分热情，说到实质问题，又大都王顾左右而言他，英文就讽刺平凹说：‘说起来你名气蛮大，实际上球不顶!’……他们又一块儿去找郑老师，郑老师是他们共同的老师，现在电视局当局长。英文说，去求老师办事得拿点礼物，平凹说这有点俗气，英文说，空手求人不在情理，如今丈夫求妻子都得拿甜言蜜语交换，何况要老师劳神办事?平凹说：‘你讲得也对，但咱不能直奔主题，你前几年咋不提上礼物看老师，现在要用老师了掂一堆礼物去，就很有了实用主义的味道，在老师看来，学生就是这种形象吗?’英文虽机智多谋，这时也没有主意，平凹忽地一笑，计上心来，他说：‘英文你别急，咱给老师来点计，老师夫妇爱打麻将，咱就提议陪老师娱乐，但咱只输不嬴，怎么样?’于是，二人依计而行，一个晚上下来，老师高兴了，他们也高兴了。最后，英文愉快地回商洛了，平凹却还四处奔波，他给我说：‘狗日的英文不是个东西，屁股一拧走了，把小姨子撇给我!’我说，这是英文关心你么!平凹给朋友办事，有时比给自己办事还认真。平凹是个重友情的人。”那时方英文只是个商洛地区中心文化馆工作人员，远非后来调进陕西日报社当了记者，但是至今还没有听说方英文，为贾平凹办过什么让人记得住的大事。
贾平凹对我的帮助可以说很不少，他知道我轻易不开口求人，开了口他几乎都给办了。2003年我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原野》，写的是陕西省首个高级记者元树德的新闻生涯，省文联和陕西日报社联合召开作品研讨会，他到会发言，给予了较高评价，说：“我过去从来不看纪实文学，拿到这本书后翻开几页，竟被吸引得看了个通霄。并不是因为作者是我的好朋友才这样，而是主人公那种敢为老百姓说话的气概和精神，让我十分敬佩和信服。”贾平凹出席某些公开场合活动，主办方都要给一笔可观的出场费，而我请他参加活动从来没有给过他一分钱。贾平凹为一些作者或出版社题写书名，按规矩都是要收费的，而且数额不小，我让他先后题写过十多个书名，他却一分钱都未要。当然我也有原则，这些企业或者作者经济上很困难，才帮着去找贾平凹。贾平凹说，你说的我都相信，再说都是给你撑脸哩，我跟人家没关系。
1995年春，我已去了海南，爱人还在西安中日合资公司上班。一天她的同事也是我的小兄弟的爱人，说老公所在的省公安厅分房，下午要交6000元预付款，当天不交款作废，他们凑来凑去还差3000元。那时候3000元是个不小的数字，我爱人手头没有，打电话要我寄也来不及。情急之下打了贾平凹电话，说要借3000元。贾平凹离婚时所有钱都给了韩俊芳，此时西北大学单元房里还什么都没有，可是接到我爱人电话后却说，有哩，有哩，刚刚收到一笔稿费3000元，我给你送过去。我爱人忙说不用，随即与同事一起打的取了回来。这件事过后我才知道，对爱人说，你面子不小，平凹可是出了名的啬，你一下子就借了3000块!我爱人说，当时急了，过后也觉得唐突，打电话过去平凹很干脆，我也就去拿了。
当然，我和李连成都与贾平凹的关系非同一般，以我们二人为例说明贾平凹对朋友的真诚可能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说服力。但是我们两人都是众所周知极为普通的末流之辈，早已对成名后的贾平凹失去利用价值，因而不存在任何利益交换问题。贾平凹仍然一如既往地把我们当朋友，足见其并非那种忘恩负义之人。
《贾平凹透视》在《<废都>与婚变》一章中，记述了贾平凹与韩俊芳婚变的简单过程。先写到早在1984年初春游周至楼观台时，贾平凹与和谷一起请仙游寺任道长算过一次卦。没有明确道出算的什么卦，紧接着却又说两个人不几年一前一后都离了婚。又写到贾平凹去安康讲学，人称冯摆子的给贾平凹算过一卦，说贾平凹40岁时有个大劫难，只有离一次婚才能躲过，于是贾平凹在刚过40岁时就离了婚。书中所讲离婚经过与孙见喜描述相同，但是对于婚变的原因却得出了令人诧异的结论：贾平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思想在作祟，为着要生个儿子不惜抛弃同甘共苦的结发之妻。
关于“贾平凹想要生个儿子”说，作者没有给出任何让人诚服的依据。先是说孙见喜再婚生了儿子，我又生了个儿子，李连成也生了个儿子，便“想到”贾平凹由此而“产生了一种不可告人的想法”;后又借西安易俗社社长冀福记先生推测，冀先生也是推测而无根据，作者却表示完全认同。接着便无情地批判，写道：“我和冀先生有个相同的观点，那就是从贾平凹的婚变中看出了他的自私，他并非那种为了追求爱情而去甘愿做什么殉道之人，他骨子里有他羞于启齿的想法，我还断定，他如果能活到60岁以上，他是会后悔的。他的自私、自爱、自恋、自怜，是他性格中无法豁达起来的最大弱点，他似乎想以艺术上的天赋来掩盖这种弱点，看来是不现实的。而这恰恰又是束缚他迟迟不能写出传世之作的要害所在，他也许什么都具备了，就是不能具备那种灵魂深处的旷达，也许他至今还不能认识这一点。”批判已经变成了人身攻击，使用了近乎恶毒般的诅咒“他如果能活到60岁以上”这样的文字。丹萌写这本书时贾平凹已经52岁，此时乙肝病已经痊愈，难道贾平凹再活8年还有什么很大的困难?另外贾平凹想要生个儿子就不能写出传世之作，这二者的联系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为了证明“贾平凹想要生个儿子说”能够成立，作者又写到贾平凹为李连成家写春联时，说贾平凹“望着连成怀里猴年所生的宝贝儿子，抽了两口烟，挥笔写道：佛无量祥猴护法得西方一籽籽成栋梁，人勤劳闻鸡起舞凭汗水万点点石成金。”认为这副对联是贾平凹“藏着他自己的某种潜意识”。大概只有丹萌能够从中看到贾平凹的潜意识，别人是不会有如此丰富想象的。贾平凹在写这幅对联时，并非作者所写的那样早已胸有成竹，而是颇费心思地思考了许久，拟了个草稿改来改去，最后得到李连成认可才写出来的，完全不是反映其心中所想。李连成亲口对我讲过这个经过，还拿出拍摄的改来改去的对联草稿照片让我看，写出来的与草稿都不尽相同。
《贾平凹透视》的作者无视贾平凹再婚后又生下个女儿的事实，硬说贾平凹是因为想要生个儿子而与前妻离婚或者不愿意复婚。假如贾平凹只是一心要生个儿子，那么就可以在再婚妻子怀孕后，找人B超看看是儿子再生，女儿则中止妊娠，直到生下儿子为止。这种做法虽然涉及违法，但不是完全做不到。贾平凹二女儿取名贾若，作者又和“想要生个儿子说”联想在一起：“‘贾若’就是谐音‘假若’的意思，假若什么呢?假若是个男孩该有多好啊!”据鲁风所著《废都后院》一书披露，贾平凹二女儿起名一时半晌想不出来，便随意说查一下《金刚经》第X页、第X行、第X个字，结果是个“若”字而来。没料想竟被丹萌说成是贾平凹蓄意而为。还说到孩子快满月时，他向贾平凹提出“给娃过一下吧”，被贾平凹拒绝，又认为因为是个女儿贾平凹很不耐烦。丹萌承认“我想我一定是误解了他，他一定还会有别的解释，我始终想和他交流对此事的看法，却苦于没有切入的机会，因为后来我们的交往毕竟是越来越少了”。连自己都知道没有经过证实，而且关乎到贾平凹人格的原则问题，竟敢在公开出版的书籍中大写特写，大批特批，让人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贾平凹透视》还捕风捉影地曝光了贾平凹一些个人隐私。关于个人隐私，历来受到法律和道义上的保护。当今网络频频出现个人隐私包括电话、家庭地址、年龄、身份证号码等在内，被泄露公开出去而受到普遍谴责的事件。因此，几乎所有网站在登记注册时都明确承诺，仅供证明身份决不外泄;哪些个人资料予以公开，需征得本人同意。《贾平凹透视》公开贾平凹的种种个人隐私，据我所知并未征得贾平凹同意。
《贾平凹透视》一书披露了贾平凹的家庭资产。在《新家》一章中写了贾平凹有高档汽车，先是一辆“都市贝贝”，后来“听说”又有“一辆坤式三菱吉普”。说贾平凹“起码有了4处以上”的住房，地点一一说清道明，还“听人说他在深圳也有房产”。说到贾平凹现在的爱人郭梅炒股赔进去了好多钱，也是“听朋友说的”。连是否落得实说不清的东西全都抖落了出来。在《我的目标是奥林匹克》一章中，向读者透露贾平凹“工资和稿酬且不用算在收入之内，仅他的书法作品一项，就足可以使他成为文坛上一个少有的富翁了。”这样肯定地透露，比写贾平凹有几百万、几千万更让人妒忌。当今中国文坛被曝拥有数千万上亿元资产者为数不少，有报道称一位作家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一年之内就有4000万元的版权收入。贾平凹是“文坛上一个少有的富翁”，那手里的钱该会有多少呢?
贾平凹究竟有几套房我不知道，有多少钱因为我从来没有动过这方面的心思，所以至今很难估摸出个数字来，但是绝对不会像《贾平凹透视》中说的那样唬人。反过来讲，贾平凹的收入并非贪污受贿非法所得，他也应该和当今中国千千万万个富裕起来的人一样，享受现代生活的乐趣。作为朋友我们应当为之高兴，庆幸他可以不用为生活所迫而耽误创作，于中国文学事业也有益。然而，我们从那种不阴不阳的叙述中，看不到这种快乐心情，相反感觉到的是妒忌，是当今中国很多人存在的仇富心理。再说，公开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这些东西与贾平凹文学创作又有什么关系呢?
《贾平凹透视》中丑化贾平凹最多的是吝啬，“啬皮”、“吝啬”、“大吝皮”之类的讥讽之词散见于不少章节，把孙见喜书中写过的一些事例原封不动照搬了过来。称贾平凹的吝啬“这是超常的，也是与生俱来的。宁舍身上肉，不舍手中钱”。
古今中外的传记文学，记述传主吝啬不能说没有，但确实罕见。包括政治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企业家等等，也包括正面、反面人物在内。因为吝啬属于一个人的生活特点，与其事业成败关系不大，只在文学作品中是描写对象，巴尔扎克名著《葛朗台》因此而脍炙人口。文学作品中常常把吝啬和拥有财富联系在一起，从而反映出人物为富不仁的本质，否则对于穷人便是节俭的优良品质。值得注意的是，《贾平凹透视》“透视”贾平凹吝啬，正是在披露贾平凹富有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样的用意显而易见。
作者所说贾平凹吝啬，主要表现在书法写字上。书中罗列贾平凹种种啬相，多为演绎后戏谑之言当不得真，所说不给钱贾平凹就不给写字确属事实。贾平凹得罪人最多的地方就是字画，《贾平凹透视》中拿“啬”说事也多是字画。自从贾平凹书法作品值钱后，过去曾认为与贾平凹有交情者，理直气壮不断讨要。贾平凹说：“要十回给了九回，一回不给就把人得罪下了。”他们认为是在向贾平凹讨字又不是要钱，不给就是吝啬。岂不知一些人把字画弄到手后，很快就变成了钱。有些讨字的人把钱给了贾平凹朋友，朋友从贾平凹手里拿去字后钱却不给贾平凹。贾平凹知道后又不愿意当面戳穿，这些人再问贾平凹要字时就不给。还有一位被公认为与贾平凹相交甚厚者，一边不断向贾平凹不掏钱地讨要字画，一边其亲属竟在西安某个角落，干着生产和销售贾平凹书法赝品的勾当，以其与贾平凹众所周知的友好关系宰人骗人。这样的人贾平凹还能再给他一个字吗?于是，他们逢人就说贾平凹不讲交情，这样的关系连幅字都讨不到。
贾平凹并非对任何人写什么字都要钱。那年我们县公安局户籍股股长托人对我说，让给他讨幅贾平凹的字，他可以为我办理爱人和小儿子农转非。我到西安对贾平凹说了，他当即就说：“那赶紧给人家写，要咋样写就给人家咋样写。”写完后又说：“拿回去人家说不行，咱再给人家重写。”贾平凹书法值钱后共为我写过十多幅没要钱的字，那都
是我个人收藏或者办事需要，从来没有拿去做生意。十多年来我为别人向贾平凹讨要过很多字，绝大多数都付了钱，价格便宜一些。我俩商定，每幅万元以下时我介绍的少一千元，两万元以下时少两千元，三万元时少三千元，依次类推。我和贾平凹讲好多少钱，讨字者当面出多少钱给贾平凹，我从没有向贾平凹要过一分钱的中介费。
《贾平凹透视》第十六章《落选茅盾文学奖与中国作协副主席》，写了贾平凹想当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强烈愿望，尽管罗列了种种理由予以解释，但仍给人一种感觉：贾平凹也是个官迷。凡是熟识贾平凹的人都知道，要说贾平凹想当官那纯属无稽之谈!贾平凹在《我是农民》一书中写道：“若论起官衔来，我也是有着相当多的官衔的，小到《美文》杂志的主编，大到全国政协委员。但我从未体会到‘人上人’的滋味，把掌柜的当成了伙计我是有经验的。”
把掌柜的当成伙计确实是贾平凹当官的真实写照。如今在各级文联和作协、书协、音协、剧协一类文人成堆的地方，争权夺利常常要比党政部门更为激烈。一些人在作品中把当官者糟践得一钱不值，却在实际生活中为了谋得个芝麻粒大一点儿权力都没有的作协常务理事闹得不可开交。以陕西省作家协会为例，过去老革命胡采党组书记、作协主席一肩挑，似乎还安安宁宁，后来党政(还不是政)分开，大院里就不断传出党组书记与作协主席尿不到一个壶里的各种信息。当然，这种孰是孰非我们很难断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07年9月陕西省作家协会换届时，省委在推荐主席人选时选择了贾平凹。
贾平凹担任西安市文联主席20多年，陪过好几任党组书记，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与书记之间闹什么矛盾。他是单位行政一把手，既不想管人，也不想管钱，更不想管后勤上的琐碎事。业务上的事他推不过去，但也是讲个大原则，放开手让人家去干。《美文》杂志初办几年他倒是下了一番功夫，组织和亲自约稿，每期稿子都要全部看一遍，然后写篇卷首语什么的。后来具体办刊同志上路了，他也就大撒手。他对文联党组书记最大的苛求就是让他少开会，每次通知开会他都找借口胡搪塞，还没听人家说研究什么问题，就说同意你们的意见，或者说决定了我就执行。他平时很少到单位去，因而在办公室写了大大的两个字“我来”贴在墙上，他解释为：“佛祖叫如来，总理叫恩来，你们常嫌我不来，我写上‘我来’，就权当我来了。”
如今一个单位无非就是人权、财权和福利分配一类权力，争也是争这些东西。遇到贾平凹这样的行政一把手，当党组书记的哪个不欢迎呢?贾平凹当了省作协主席后大半年，我碰到《延河》编辑部一位朋友，问贾平凹在那儿工作怎么样?这位朋友说，这么长时间，我只看见过三回。几十年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贾平凹坐本单位的小车。当西安市文联主席可能不够级别配备不了专车，可单位总还是有辆车吧?当了省作协主席算得上是厅级，却还是和过去一样。不久前我听一位认识刚刚卸任的前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雷涛的朋友，讲到雷涛向他介绍贾平凹时说：“人家的全部心思都放在写作上，其他的事连过问都不想过问。”这大概也是雷涛当年选择贾平凹和他搭班子的缘由，当然这样的作协主席是否称职，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贾平凹透视》写了2001年春节过后，宝鸡卷烟厂厂长宴请回乡过年的陕西籍在京文化界名人，让何丹萌邀请贾平凹到场作陪。贾平凹听说了到场的几个人后，便借故推托没有去，“让大家心里都有点不愉快却也无奈”。于是，作者便开始瞎猜：“我想，平凹当时是为两件事而不高兴，那就是茅盾文学奖和中国作协副主席双双落选。”随后就此写了一大篇，讲了一大通不着边际的话。
作者把贾平凹落选茅盾文学奖与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原因，完全归结为贾平凹自己，认为贾平凹“有些小心眼，心胸不是很恢宏，襟怀不是很宽阔”，是“他的人物性格”使然。作者在这里谈到了陕西文坛贾平凹、路遥、陈忠实“三驾马车”问题，道出了一些表面现象，却没有揭开其中内幕。我在前边就此问题写过几句话，私下里也有很多传言，不能完全证实不便在此公开。作者曝出贾平凹对此事说过的话：“过去是拿路遥压我哩，现在是拿忠实压我哩……”贾平凹后边应当还有话，却被作者用省略号代替了。是谁在压贾平凹?不去点明，让人糊涂起来。作者抱怨“我的‘平哥’是太不注意向组织靠拢了”，断言“省作协主席的一把手交椅就永也轮不到他”。让作者自搧耳光的是，仅仅三年之后贾平凹竟然当上了省作协主席，难道是贾平凹开始注意向组织靠拢了吗?在新出版的《见证贾平凹》中，作者仍然未加修改“省作协主席的一把手交椅就永也轮不到他”的断言，却在新增加的《当选陕西作协主席》章节中，不阴不阳地抒写了不少陈忠实的情节和镜头，不知是在祝贺贾平凹当选，还是感慨陈忠实离去。
对于落选茅盾文学奖的原因，作者抄录了贾平凹在长篇小说《病相报告》后记中的一段话，然后“透视”为那是因为“他缺少了一种‘政治情结’”。在这一章最后，作者就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前景进行了预测。又拿起《引子》中三人议论的看法，认为经典作品的产生与作者的“文化人格”有关，偶然所得是“天、地、人三者之间的突然碰撞”。《引子》中讲“平凹似乎还没有这么好的运气”，这一章则说“贾平凹自己要去寻找，那他就必须首先寻找自己”，断言贾平凹“既不能成为‘圣’，又难以成为‘仙’”，只有“去走‘鬼’路，让‘小鬼’变成‘大鬼’吧!”这种恶狠狠的语言，我们在一般的文字东西中都很难找得到。
让《贾平凹透视》的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却在2008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距作者“透视”不过才四年，实在让这些诅咒者无地自容!在后来出版的《见证贾平凹》中，作者非但没有删去他在《贾平凹透视》中的预言，反而新增加了自曝其丑的《喜获‘茅盾文学奖’》一个章节。作者在这一章节中毫无缘由地把《秦腔》与《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塬》做比较，称前两者分别“赢得了众多读者的推崇”和“显然占位更高”，后者则“没有中心事件和悬念贯穿，描写一堆‘鸡零狗碎的颇烦日子’，所以使得作品虽看似影响颇大，但所拥有的知音读者，在广泛性上却打了一定折扣，同时在评论界也引起了一些争论，所以在获‘茅奖’的初始阶段，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随后，对肯定《秦腔》的评论略去不提，专门引用了李建军先生对《秦腔》持否定态度的原话，用了不少文字对李建军予以歌颂式的介绍。不知道是说《秦腔》究竟该获奖呢还是不该获奖?
应当说，《平凡的世界》、《白鹿塬》和《秦腔》，分别是新时期陕西文学事业的三个里程碑，各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征服了众多读者。以我的阅读兴趣和爱好，要将三部作品排个先后，那也是《白鹿塬》、
《平凡的世界》和《秦腔》。但是我们不能从个人好恶出发，也不是某个人说哪个好哪个就一定好。如同全世界各种选美大赛一样，冠、亚、季军也只是评委或参与者投票的结果，未必就一定绝对准确。《见证贾平凹》既然把“茅奖”评选初始阶段内幕拿出来曝光，为什么不把《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塬》评选“茅奖”时的情况也说一说呢?《平凡的世界》所获的第三届(1985～1988)茅盾文学奖，是迄今为止历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唯一一次连评奖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都没有的评奖;获第四届(1989～1994)茅盾文学奖的《白鹿塬》，明确标注为“修订本”，据说是以修改为前提，否则不能参加评奖，作者也就屈服了。当然，获得“茅奖”并非一定就是最优秀者，这已是多年来人们的共识。但是我以为陕西作家先后所获得的三个“茅奖”，在全国同时期的长篇小说中还是该拔头箸的。
在《贾平凹透视》一书中，还可以找出许多丑化和否定贾平凹的内容，有的一大段，有的三言两句，我们也就不再一一提及。许多读者只是大略地看到该书从孙见喜作品中抄来的东西，没有细看作者塞进的那些货色，都是关乎到一个人人格、德性、良心等重要元素，足可反映出贾平凹丑陋的一面。七年之后，作者又推出《见证贾平凹》，《贾平凹透视》原有内容不变全都抄了上去，似乎其事实已经过时间的检验不容怀疑。作者究竟想要干什么?
单从上述几个方面简单的剖析我们不难看出，假装以传统的吹捧贾平凹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是在丑化贾平凹，贬糟贾平凹，这大概就是《贾平凹透视》以及《见证贾平凹》的玄机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