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 晴 下关

哪里是李鸿章的遇刺处？

从春帆楼出发，我沿那条山腰上的李鸿章小道散步，然后下山，拐入引接寺。正是夕阳时分，狭长的海峡金光闪闪，庞然对面的九州岛，朦朦胧胧。如果两岸再多些密集的高楼，它就有了一点维多利亚港湾的味道。

马关没有香港的能量与运气。它在19世纪末获得了短暂的历史重要性——试图驱赶欧洲人的日本武士在此屈辱地战败，然后又在面对中国时，获得了令人眩目的成功。当1911年路过的梁启超感慨说“明知此是伤心地”时，他感慨的是1895年在此签订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是中国近代屈辱的最佳象征。

中国不仅在西方人前落败，还被从来看不起的“倭人”战败，而合约所付出的代价则是前所未有的惊人。同样重要的是，贯穿近代中国的两种最重要的历史叙事因此而起。一个是 “屈辱叙事”，相比于1842年的南京，1895年的马关更是这屈辱的真正来源。另一个则是“失败叙事”，从曾国藩至李鸿章的“自强运动”注定无法成功，倘若你不变革政治体制与社会心理，军事与技术的变化是无意义的。

但此刻的这个港口小城，懒散、诗意，似乎容不下这么多故事。自从1903年，它从马关更名为下关后，似乎也丧失了历史的重要性。它最出名的是河豚。在春帆楼前、在神社里、在市场里，在滨海道上，胖胖的河豚塑像无处不在，而在餐桌上，河豚则是旅行者们必尝的佳肴。

签下《马关条约》的春帆楼正是日本第一家特许的河豚料理店。在彼时，河豚剧毒，毒素更给品尝者带来强烈的快感，除非你技艺高超，否则容易为此丧命。或许，对于明治时代的日本，《马关条约》或许正是上佳的河豚，它无比美味却剧毒。中国的赔偿为日本的工业化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占领台湾则激起帝国扩张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它是心理上的，国家主义的崛起模式是可行的，这个思维逻辑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再度得到确认。直到1945年被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一直深受这个逻辑的驱动。

此刻的亚洲又像是1914年前的欧洲。当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事件陡然紧张后，世界的评论者都喜欢用这个比喻。在表面的冲突下，是东亚结构性力量的再度变化。自19世纪末以来，东亚都处于一个强日本、弱中国的状态，当两个国家都以强者的面目出现时，它们会产生怎样的紧张感？两者之间——尤其是中国对于日本——蕴含的高度历史性的愤怒、屈辱（它被不断的生产、再造），该会以怎样的方式排解？

据说一些日本学者也相信，21世纪的东亚又像是19世纪的轮回，当然是1895年前的景象。中国急速的现代化就像是自强运动的延续。一直到1894年夏天战争打响前，日本都不相信能击败中国，不管是国家规模还是军事配备上，中国都令人生畏。正是对于中国可能迅速崛起的恐惧，让日本的决策者与公众产生新的焦虑，这焦虑导致了敌对。

这感受与忧虑在这下午的下关都显得不合时宜吧。这些在海滩边欢乐、忙于自拍的日本人，似乎再难有战争的欲望。日本社会显得那么平和、镇定。而在这个梁启超的伤心地，我未遇到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的中国游客。他们蜂拥到银座购买化妆品与马桶垫，似乎完全没有心情与时间来此一游。所谓的“历史愤怒”都常是假作的。

在春帆楼中闲坐时，翻阅着手中的《李鸿章传》，它是《泰晤士报》的记者约翰•布兰德（John Bland） 1917年的作品。当时距离李鸿章离世已16年，他曾试图捍卫的清王朝也在5年前落幕。而1895年的马关实乃他的命运转折。他自1853年与太平军作战起，积累的好运气似乎突然消失了。

“如果慈禧太后允许他在1893年解甲归田，或者在七十大寿时，突然死去，他就会作为中国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被历史记载，并流传下去”，作者这样写道。

但这个被普遍称作“东方俾斯麦”的人到底有多杰出？“当我们倾向于认为李鸿章是一位具有政治灵活性和高深智慧的政治家时，我们应当记住这一点，李鸿章对人和事物的知识就像一般中国官僚一样肤浅且易于犯错”，也因此“李鸿章就是中国官员的真实代表……因富有色彩和奇特引人注目……使他名扬全球和成就不凡的环境力量不仅超越了他的控制，也在许多方面超越了他的理解力”。

要记得，李鸿章的自强运动曾引发世界性的震惊，“那个时期与中国有关的出版物，很少有不包含‘中国军备’、‘巨人的觉醒’等章节”。但真的冲突到来时，它多少就像是纸糊的巨龙。

这个历史教训，似乎对于此刻的中国仍颇有参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