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智库发展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进行分析。从需求的角度讲，一方面，由于政策问题的模糊性、复杂性和微弱的选择压力，时间和信息成为了最大的稀缺资源，政府官员最需要的能力是如何有效地管理时间而不是管理任务，政策制定者希望了解问题的各种信息并需要知道过去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因此产生了对智库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行政集权、部门利益等可能导致的政策合法性危机和政策制定的低效率，政府也希望智库充当政策制定的中间机制（薛澜&朱旭峰，2009）。

在1978年之前，由于政策议程由行政精英主导，并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利益群体相对单一，因此产生的智库主要为内生于政治体制之内的官方智库，包括最高智库和部门智库。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发展经济的需要则催生了大量事业单位性或学术性的经济研究智库，民间智库也开始萌芽。而在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民间智库则开始蓬勃发展起来。财政体制的变革也加速了地方智库的发展。

从供给的角度讲，智库所具有的影响力和所能够发挥的社会职能，则为智库获得政府的认可提供了条件。根据不同的策略与行为，智库影响力分为了3个层次：决策影响力、精英影响力和大众影响力（朱旭峰&苏钰，2004）。决策(核心)影响力是智库试图影响政策所采取的最直接的方法,它们建立直接与政府的政策决策机构正规或非正规的沟通渠道, 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各种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提供给政府机构的决策者,尽力使决策者理解并采纳自己的政策主张。精英(中心)影响力则是通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出版著作、召开研讨会等形式, 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展现给同行及其他社会精英。大众影响力则是智库通过在大众媒体(如电视、报纸或网络)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来影响普通大众关于某个政策的看法。而在影响力之外，智库还具有政府的理性决策外脑、边缘利益代言以及社会监督的三大社会职能（薛澜&朱旭峰，2009）。作为独立于政府外的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智库的地位就是其运用专家知识和超然身份为官员提供决策方案以供决策者采纳。而在目前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有待寻找到合适的利益表达方式的情况下，智库还有助于将社会边缘阶层的声音通过自己的渠道向决策官员输送或者通过公开的研究报告向社会各界表达。另外，智库还能够公开辩论、宣扬观点、监控政府行为和批评政策。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政府外脑的社会职能可能主要由官方智库（包括部门智库和最高智库）和学术智库来承担，而为边缘利益代言和社会监督的职能，则可能更多的由民间智库和学术智库来承担，其动机则既有可能在于为了引起政府主义，获得经费支持和政策影响力，也有可能在于本身对边缘利益群体的认同和对社会现状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