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了T的文章，一贯的漂亮行文，一贯的迟疑、反诘又坚定的语气。

　　他说，中国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政治试验。

　　T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不仅是他的写作，更是他的工作、生活方式。

　　“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边境工作。夜晚、大雾、武装守卫、紧张的状态。在柏林，沿着白雪覆盖的腓特烈大街走几步，穿过散发着霉味的东德关卡，你就从西方世界进入了东方世界。什么都没有改变，一切又都变了。或者在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和被解放的科索沃之间沙袋成堆的边境哨位：面带稚气的加拿大士兵温和地让你从一个黑暗之地进入另一个黑暗之地。但是政治与文化之间、欧洲大陆和盎格鲁势力范围之间、学术界与新闻界之间、左翼与右翼之间、历史与报道之间的边境也是如此……”

　　多年来，他这段自我描述总令我着迷。自从1980年的波兰的格但斯克的造船厂开始，他创造了一种“此刻的历史（history of present）”的独特写作，象一个新闻记者一样深入现场，又象一个历史学家一样作出分析、判断。从华沙的团结工会、布拉格的魔灯剧场到仰光的昂山素季，他将自己的才能尤其倾注在这样“极端政治（extraordinary politics）”领域——巨大的转变正在发生，理念、人性的冲突尤其显著。

　　此刻中国也是让他深感兴趣的“新边境”与“极端政治（extraordinary politics）”。我们在北京再度见面，他似乎憔悴了些，西装与衬衫还是有点皱巴巴，那皱纹总让我想起80年代的华沙与布拉格，一个尚未进入光鲜的全球资本主义的东欧。

　　我们谈了欧洲的危机、俄国的扩张、硅谷的兴起，他说Google、Facebook已经比很多国家更重要了……我感到特别的愉快，这些谈话把我从日常中解脱出来，确认另一个沉睡的自己。一年来，我感到自己正陷入某种封闭，不再感兴趣世界发生了什么，甚至对公共事务毫无兴趣。这既是缘于创业活动——它需要我更为专注于组织内部，更是缘于一种深刻的无力感——我对现实的变化无能为力。这封闭性正是目前社会的主要趋势。

　　不过，对于我们都关心的中国，我们却所谈不多。比起3年前，北京的气氛大不相同。那时，T仍有一种显著的乐观，认定这个庞然巨物仍朝向某个值得期待的方向发展。在上一本书中，他把2001年至2008年的世界定义为一个“尚未命名的十年（a decade without name ）”，它以9.11悲剧始，以北京奥运会终，它预示了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退却，但新秩序却仍不明。如今，7年过去了，他把正仍在继续的十年命名为“权力转移的十年（a decade of power shift）”，毫无疑问，世界权力的中心正在向东方转移。不管是规模上还是形态上，中国正是这“extraordinary politics”的最佳剧场。

　　但T开始忧虑，在中长期，它到底会导致何种结果，这次中国之行，他感到某种强烈的紧张气氛。

　　读到T的文章，我感到既兴奋又怅然。我喜欢他捕捉到的中国社会的情绪，但同时，作为这剧目中的一员，我却用沉默、规避来应对这场剧目，似乎只是这场剧目被动的试验品，而不是记录者与参与者，后者意味着高昂的个人代价……

　　5月31日 晴 成都

　　在望江公园，想起了L。不知他仍在波士顿，还是已回到成都。比起新英格兰过分清洌的气氛，无处不在的露天茶室、麻将声、火锅味，一定更刺激他的思绪。

　　我与L只见过一次。应该是5年前的一个夏夜，在长沙的一间巨大的卡拉OK包厢中，我夹在一群尚未熟悉的朋友中间，不咸不淡地谈天。L来晚了，他刚从一档节目下来，脸上似乎仍带着妆。他有张漂亮、亲切的面孔，与他在文字中常表现出的愤怒形成有趣的对比。

　　那该是他声誉鹊起之时。他曾个受众颇广的体育记者。在19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10年中，体育报纸与都市报一样，是媒体市场化的象征与受益者，它们早就了一批明星式的评论者，L是其中之一。

　　我遇到L时，他正把自己的写作对象从体育转向社会评论，把他那些嬉笑、嘲讽的才能从足球运动员、教练、体育总局身上，转移到城管、地方官员、公权力的腐败与蠢行上……他的兴趣转移也与媒体形态转变同时发生。微博正迅速地征服中国社会。尽管在形态上，它似乎只是twitter的模仿者，中国的独特环境却给它了意想不到的生命力。它的即刻表达的界面、转发功能、作者与读者的亲密性、暂时出于监管范围之外，这诸多因素立刻让它变成了新兴的公共广场、舆论中心。那些在传统媒体与讨论空间被压抑的话题与情绪，在此得到了释放。与twitter只容纳140字的概念不同，“长微博”还可以表达你的完整叙述，将尚未展开的话题继续讨论与发酵。这舆论空间还演变成一个生态系统，媒体人、律师、学者、支持者，他们迅速形成某种全国性的舆论，这舆论也转化成某种具体的社会压力。

　　在这新兴的广场上，L是最耀眼人物之一。他善于将公共事件，迅速转化成一种个人化、充满阅读快感的表述，毫无疑问，他总是站在弱者一边，那些“被侮辱与损害”的普通人。在一段时间，阅读他的长微博文章，成了某种集体性活动，他似乎为一个倍感挫败的社会，找到了某种宣泄渠道。但同时，这渲泄也是安全的，他在表达不满，也似乎触碰到禁忌，却仍在许可的范围内。

　　那次见面，我们所谈不多，我还记得他穿一双厚底的白运动鞋，我们一起蹲在门口，吃了一份酸辣粉。他是个性情中人。

　　之后，我远远地目睹着更为活跃的L。当更有风头的H陷入某种无法验证的“丑闻”后，L成了整个公共情绪的代言人。这情绪在他的评论集出版时达到了顶峰，他带着口罩现场签售，把一本书的出版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行为艺术。他的行为也引发了国际性的关注，《经济学人》称之为“Literary Activism”。

　　我始终与L、还有这个微博上对公共问题发言的活跃群体保持着距离。我不喜欢他们过分简单化的写作风格，黑白太过鲜明，太试图取悦集体情绪了。一些时候，我认定他们不够诚实，用公义来掩盖自己的个人目的，太过钟情于自我推销。或许也暗含某种嫉妒，认定他们吸引了太多的注意力，公众们应该读些更严肃的东西。在一次采访中，我说L是个投机分子。我想那只是句无心之语，是一个无聊下午的突然刻薄。这个评价变成了茶杯里的风暴，据好几个共同朋友说，L很是不悦。我感到某种内疚，却也不知如何表达。

　　接着，L被迫脱离了舆论场，他的帐号被关闭。又听说他前往了美国访学，这是个被迫之举。L的消声，也是整个社会情绪转变的标志。在技术上，微信取代微博，成为更流行的工具。这也是整个社会私人化的象征，人们从公共空间撤离，躲入到更安静、也更狭隘的朋友圈中。

　　当人与事物消失时，他的重要性才真正突显出来。当“庆安事件”发生后，你简直不敢相信，仅仅几年前，邓玉娇、钱云会的事件会激起如此广泛的参与。因为L这些角色的缺席，再难以形成舆论压力。

　　我曾经抱怨说，微博上的过分庞杂，L与H代表着“庸众的胜利”，但我越来越觉得我的某种“洁癖”可能妨碍了对社会变革的理解，它必须由多元的角色推动。我厌恶喧闹的广场，但当它真的安静下来，你就会发现你陷入孤立，无法产生情绪，进行集体行动。沉迷于个人化的个体，迟早要承担对应的后果。

　　倘若，再遇到L，我会为自己的话表示歉意，请他吃露天火锅，据说他酒醉后，就要裸着上身喝啤酒……或许，我仍不喜欢他的写作，但这毫不妨碍对他个人的某种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