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兴   张冬  钱滔  章奇

对于地方干部而言，维持政治生存（political survival）是最重要的目标，该目标有时会与保护产权的激励相容，有时则会相互冲突，因为好的政策可能会威胁到政治生存，而坏的政策反而可能会巩固政治生存。地方干部的行为动机取决于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和权力结构。在集权化的政治制度中，下级官员的任免权是由上级官员所掌握（而不是基层干部或者群众），因此在通常的情况下，地方干部更应该倾向于迎合上级的需要，而不是保护基层干部或者群众的利益。那么，是何种政治机制会导致地方干部向自己的下级官员或者群众分配利益？结合浙江的历史，本文的分析逻辑简要总结如下：

第一，在权力分配的过程中，政治精英之间经常会出现权力冲突。地方干部可以以私下乃至公开的方式鼓动基层干部或群众向上级控告自己的竞争对手。控告的理由可以依据党纪国法，也可以基于完全政治化的、路线斗争式的借口（例如，姓“资”姓“社”的问题。当然，这种权力斗争的方式更多地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如果一个地方干部在自己的下级官员中缺乏支持者，那么就很容易会被对手抓住“把柄”，而在权力斗争中失败；

第二，由于政治权力冲突的原因，在集权体制下的地方干部需要来自上级和下级同时的支持，才能确保自己的长期政治生存。不过，“权力冲突”并不一定会导致“保护基层利益的政策”。更常见的情况是，一个地方干部只愿意向少数处于关键岗位的下级支持者分配利益，而不会去照顾广大群众的利益；

第三，如果地方干部与上级精英有紧密的非正式联系，在上级政权中有权力根基，他们面临政治攻击的可能性、严重性就会下降。因此，他们有比较强的意愿执行上级要求的政策路线，而缺少动力去获取下级的支持，也就更缺乏激励去推行保护民众的政策；

第四，如果地方干部与上级精英的非正式联系疏远，那么他们就可能在权力冲突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特别是，如果地方干部内部存在密切的非正式联系，那么在权力冲突中他们作为一个政治群体（而不是其中的某个干部）就都有可能遭到整体性的政治打击。因此，他们就有较强的动力奉行维护本地利益的政策。这并不是源于他们与地方民众关系紧密而所做的“善举”，而是因为“巧取豪夺”将会破坏来自群众和基层干部对自身的政治支持，地方政权中的“竞争者”会借此发动削弱他们权力的攻势；

第五，在中国的干部组织制度之内，地方政权中的上级领导如果要大规模地清洗某一类干部是做不到的。他必须借助于来自高层的政治运动，通过大量发动基层干部和群众进行揭发、批斗的方式才可以实现此目的。反之，如果一个（或一类）干部得到了来自基层的广泛政治支持，那么想要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打倒他（们）就比较困难了。相反，他（们）可以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来消解权力冲突的压力；

第六，在上述情况下，为了确保自身的长期政治生存，保护基层利益的行为对于地方干部而言是一种理性选择。当然，地方干部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推行保护产权的经济政策，要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政策中所提供的“机会空间”。地方干部（特别是相对级别较高的干部）通常不敢公开拒绝执行中央的政策，因为这样会立即被政治对手抓住把柄，但地方干部会尽量灵活地执行中央的政策。

具体到浙江的经济发展历史，本文的假说是，浙江不同地区的革命传统塑造了不同地区基层政权不同的非正式权力结构。解放前建立游击队武装的地区，本地干部在基层政权影响力大，但他们与控制上级政权的南下干部的非正式联系疏远，且始终面临来自南下干部的政治打压。为了自身的政治生存，他们有激励推行保护群众利益的经济政策，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文革期间，群众运动削弱了南下干部的政治影响力；并且，从1970年开始，中央开始鼓励地方政府发展社队企业，这些都为地方干部创造了更大的政策自主空间。80年代前奠定的保护产权的政策基础推动了民营经济和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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