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摘  要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有改但没有革，指导思想落后得令人发指，导致全民诟病。在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常态，中国高等教育很有必要思考一下自己的新常态是什么？这里对中国高等教育新常态是什么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模式——集约教学，请读者批评指正。

【关键词】高等教育    高教分类    效率效益   教育集约

 

什么是中国高等教育新常态？这个问题目前讨论得还很不热烈，概括起来说，大概是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从招生数量上高速增长转向招生数量下降。第二个特征是从规模发展型的粗放发展，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发展。对于这两个特征，可能没有太大的分歧，教育学术界因讨论不足，也不知道有没有争论。

中国高等教育新常态的这两个特征，转向的进度是不一样的。第一个特征的转向已经是事实了，在2009年开始，就从招生数量增长转向下降台阶了，一直要降到2020年才开始稳定。第二个特征，从规模数量型的发展，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发展。这还是进行时，因为认识还没有统一，没有本质的进展。

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发展，“质量、效益、集约型”三大内涵，其中的质量，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但没有抓到点子上；效益，还没有被重视，认为教育是个高成本，教育本身没有效益，效益是社会效益；集约型，降低教育成本，提高质量与效益，暂时没有纳入高教视野。下面就从教育质量、效益、集约三个方面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  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

教育质量不知谈了多少年，人人有主意，个个有想法，就是没效果。为什么？我们不能就质量谈质量，质量是教育的最终结果，从指导思想到教育、教学、管理全过程的问题解决了，才可能显现效果。

1、中国高等教育思想落后得令人发指

教育质量，是任何社会人才培养的永恒话题，谁都想人才培养的质量高。尤其是中国大陆，要求培养的人才“德、智、体全面发展”，期望培养出完人、全人，而骨子里盼着培养“治国平天下”的大才，选拔的培养对象最好是天才，但不去追求现代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创造、创新，只想到把下一代培养能成为我们事业的接班人，起码是不能违背老一代人的愿望，做我们期望、预设的事业。预设的起点是不变，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运动变化的规律相违背。文化知识都只有唯一正确答案，中华民族子孙好象不能有自己的思想、独立的思考，而且不允许怀疑。

最不能接受的是：在我们的普通老牌高校里，觉得高考低分者不应该接受高等教育，培养普通劳动者不是高等教育的责任，从事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是丢人的事，为就业而教书、读书是没有品味的行为。让近十多年新成立的民办本科高校转向技术教育，这个不同意，哪个想不通，教育部高教司长还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要转型。”他实际是公开反对，教育部也没有人觉得不合适。中国教育界精英教育观念根深蒂固，有些人的高教思想还停留在清末民初时期，甚至不及洋务运动时期。

培养“治国平天下”的大才思想本身没有错，但要看是什么学校。错就错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分类，社会人才需求从专业和类型两个角度细化，可中国大陆的高校只从专业上细分，类型却一直没有细分。导致一年毕业600-700万大学毕业生个个都要“治国平天下”，不想当工人，不想做具体的高技术劳动，这就让社会为难了。即使高职教育占到高教半壁江山的21世纪初的10年，国家整体高教政策仍然固守精英教育模式不变。中国党和政府与中国的父母们没有什么两样，没有理智的高教理论，没有及时调整高教政策的机制，没有与时俱进的思想认识。

其实，培养“治国平天下”的大才，最多只能占大学毕业生总量10%左右就足够了，最多不能超过20%，80%-90%的大学毕业生要到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从事高智力劳动。现在的“劳心者也要治于人”，这是工业社会的必然，大众化高教的普遍规律。洋务运动时期首次举办的中国高等教育主体是“实业教育”，而今天反而是以知识教育为主体，甚至骨子里欺视“实业教育”（现在称职业教育、技术教育），而且，不仅财政政策上欺视，教育政策也欺视，高校机构内部同样欺视，看不起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倡导其转型，象反腐败一样难。

中国的教育思想、法律、行政、财政资助、高校干部委派等，都需要在工业社会、城市化条件下，重新审读、修改，以利中国国民教育适应新经济、新社会的需要。教育、卫生、社保，是当代中国三个最大的公共产品，决定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的安定与人民的幸福。

2、靠外国培养人才是清末产生的政策

中国党、中国政府、中国父母，对孩子期望值都很高，最终的结果往往失望。中国的父母望子成龙的期盼，往往是以失望而告终，中国党和政府实际上也是以失望而告终的。所以，就有了政府和家长都在送孩子出国读书。政府和家长送孩子出国读书的确为中国培养了许多名人、大家，但哪些是历史记忆，是极少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中，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选派了120名10岁至16岁的幼童赴美留学，的确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大才，而现在大量的是不回国，或没有成为真才实学的人。

清政府送幼童出国留学，是国内没有现代大学，国人没有现代意识。100多年后的中国，情况完全变了。一个成年人，受中华文化浸染，加上现代“唯一正确答案式教育”的高中毕业生或大学毕业生出国留学后，要么融入外族文化，其思想回不了国；要么人回国了，思想还在国外；要么人和思想都回国了，长期在两种文化中徘徊；要么把外国先进技术移植到中华土壤中来，却长不大、长不好。引进人才与请外国大学培养的人才，总体上对中国进步与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起码原有期望值被打了折扣。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科学技术可以买（如高铁），引进的效果是不好的（如汽车），人才培养也一样，教育要立足于国内，不能依靠外国。提高国内的教育质量才是正途，经济要独立自主，科学技术要独立自主，教育更应该独立自主。大学可以与世界高水平大学交流，互换留学生；可以让世界知名大学来中国联合办学，家长也可以选择把孩子送到国外上学，但政府再也不能公派、资助大学毕业生留学了，应该把这个钱节省下来，用于国内教育发展。

3、中国大学基本没有素质教育内容

国内的教育质量如何提高？我们的讨论大多都是建立在物质层面的研究，指导思想层面很少涉及。教育是什么？是影响，不是灌输，我国的教育立足点是灌输，而不是影响。人才之本是什么？不是知识，是教养。教育的质量是什么？不是知识和技能，是素质。这才是教育质量的本然。

我们党和政府的教育方针，一直在讲“德育为先，以人为本”。事实上，我国的教育一直都没有“德育为先，以人为本”（这里的“德”应理解为泛德、广义的人才特征，即素质）。中国任何大学里，除思政课外，基本没有素质教育的课程可言，而通识教育是素质教育内容之一，但不是素质教育的核心，而教育部始终没有表态肯定过，更没有把通识课进行过规范。

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核心内容“国学”（台湾的称谓），至今没有正式走上高教讲台，教育部默不做声，教育高层不是不知道“国学”是什么、有多重要，而是“国学”是“五四运动”反对的，共产党是正面肯定“五四运动”的，所以不敢肯定“国学”。实际上，学了“国学”才是中国人，没学“国学”只能说是中国大陆当代的人，是个没有继承的人。这一点是中国教育最大的缺限。

素质教育是生活行为习惯。可中国大学里基本不教生活行为习惯，更不管学生的行为和习惯的养成，自由散慢地让学生在大学里“集中散养”式学习，甚至没有早操、早读、早锻炼、晚自习的规定。没有把整个校园作为课堂，没有全时空地育人，更没有系统的素质教育理论、教育机制、教育内容。

教育以人为本的理念实际上有三层含义：一是要以学生的智能特征为中心，把其潜能挖掘出来，发挥出来，教育才完成了任务；二是要遵重学生的意愿，中国学生只有填报大学志愿时才有一点主权，但那是他们最不熟悉的东西，社会正式告诉他的全是广告，没多少是真实情况，还要受父母和高中老师非正确性诱导，而且没有反悔权；三是要遵重学生的人性需要，可教育却如工厂里生产流水线一样。在中国的国民教育中很难找到以人为本的影子。

中国的大学课堂离社会太远，校园又离社会太近。甚至有人提出外国大学是没有围墙的，美其名阅开放办学。中国是这样的国情吗？外国大学在乡村，本来就人口少，城市街道上都很少有人，中国大学在城市，人口集中、流动性大，个体户、摆摊的、无业者、乞讨者、流浪小混混们在校园乱窜，怎么处理？还有的城市和大学把大学校园当旅游景点，收费增加办学经费。

4、教育质量是建立在大学生素质之上

谈起教育质量，有这质量观哪质量观，实践上没有哪些么多观，学生的素质才是教育的最终质量。高素质的大学生自然而然就知道要学习，并且能刻苦地学。中国历史上的教学质量怎么来的？西南联大的质量是对日本侵略行为“恨”出来的，1977年恢复高考后，学生为什么哪么自觉地学习？实际上是知识饥渴症，实质是体力劳动与极度贫苦生活“吓”出来的、“逃”出来的。现在没有了对外国侵略之恨，也没有体力劳动与艰辛生活的倒逼，靠什么？还是要靠学生自觉，用高考和公布考试名次再逼下去，现在的学生真的有人会跳楼。

自觉不是没有理由的，它需要有自觉的动力源泉。历史上是靠“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去激发，今天靠什么呢？靠雷锋精神？靠刘胡兰、江姐、董存瑞、秋少云、黄继光们？这些早被腐败份子摧毁得一干二净，现在的青少年思想基础、智力特征、世界观等已经与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有较大变化，我们的教育观念有些真的不合时代要求了。

和平与经济繁荣时期，用什么去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大学生缺课、课堂上玩手机，是当代教育最大的难题。根据中国历史上的贵族和士人表现出的部分优良精神，其贵族的品质、骨气与士人的才华、傲气值得赞赏。是否可以要求我们的大学生要有“贵族精神，君子风度”？用“贵族精神”和“君子风度”来养成生活习惯？训练他们的人格品质？应该可以讨论。

总之，提高教育质量，主要用力不在课堂，而是在课堂之外。首先，大学的书记校长们，一定是要有教育思想的人当，不能把纯粹的官僚派到大学里来当书记校长。普通劳动者都应专业化，大学校长书记再不专业化，怎么谈得上现代化？育人，是世界最难的事业之一。其次，要强化大学生的责任与品质高尚。要有高贵的气质、宽厚的爱心、悲悯的情怀、清洁的精神、承担的勇气；以及坚韧的生命力、人格的尊严、人性的良知、不媚、不娇、不乞、不怜；恪守“美德和荣誉高于一切”的原则。对素质高（制定国家标准）的学生要给予如贵族称号类似的“爵位”。

具体地联系学生的实际，素质教育应该有三点要义。一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二是社会的担当，作为社会精英式劳动主体，严于自律，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区与国家的责任。三是自由的灵魂，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必须说不。而且具有理智与道德的自主性，能够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政治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

教育质量，主要不是来自教学，而是来自个人的品质与生活环境。

 

二、中国高等教育的效益

1、教育也是有效率与效益的行业

教育有没有效益？肯定有，对学生对社会都是高收益，但对学校本身基本是只有投入没有收益的公共事业。但是，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多少投入，一个大学生成人、成才与投入的财力之比就是效益。人才质量越高效益越高，单位成本越低效益越高，若学生素质低、教育成本高，就是双倍低效益。当然，必须是在高校分类明确基础上的同类比较才有意义，知识型与技术型、技能型人才之间，是不可比的。

大学是一个亚型小社会，教育成本非常复杂，成本项目繁多，但大致上是三大项，一是固定资产投资（进入成本的是折旧和租赁费用），二是教育教学和科研运行成本，三是教学科研人才与人力成本。1931年梅贻琦先生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说：“大学之大，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大学里，真正的成本主体应该是人力资源成本，而近二十多年，大学的主要成本是建设投资。

从效率与效益角度看，不同学校培养的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其质量是不可比较的，其基础也是不可比较的。如不考虑人才质量，只考察同类人才的培养的经济成本，是效率，而不是效益。效益，是指同类学校同等级毕业生质量高于同类学校，但经济成本相对较低，这才叫效益，没有质量的效率不是高校应该提倡的，应该提倡的是：高质量的低成本投入。

2、政府财政投入应有讲究

中国高教现在的财政投入，主要集中在知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只是近两年叫得响，没有实际行动。在普通高校里又集中在“985”和 “211”的112所高校，其中清华、北大占比较大，两校一年的财政投入高于许多省级财政教育总投入。教育投入在中央与省市（地）县级之间，分工、分配不均，高教主要在中央和省级，地市级投入最少，中央占比最低，差距大，省级之间差距更大。据教育部统计，2013年科研经费最多的高校是清华大学，总金额达到39.31亿元，财政拨款占比最高的是北京大学（86.5%），其次是复旦大学（84.8%）。

高教质量高的高校得到的教育财政拨款可以高一些，但问题是，毕业生质量是个软指标，很难考察。因此，如果中国政府需要高教的效率与效益，必须是在财拨款公平、公正、公开的条件下，直接按生均拨款定额拨付，采用一个系统的指标考核，隔几年考核一次，并长期坚持，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因此，高教在分类条件下，有效益的实质，是有高低之分的，只是目前没有好的办法考核、考察，教育部、财政部只是不愿意这样做罢了。

中国高校按效率与效益两个指标考察，第一名绝对不是清华、北大。而且，清华、北大等著名高校为中国社会培养的高精尖人才在国内服务的比例较低，留在美欧的人多，但消耗的国家财力是最多的。

高教财政投入主要是中央和省级财政投入，本应要有系统的考核指标，但中央政府财政拨款没有规矩，原因是他本身就没有系统的财政理论，到底中国财政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理论还是“公共财政”理论？中国政府没有宣布。中国财政再也不能凭长官意志、历史习惯，甚至是跟着大众的印象走。财政、教育、卫生和社保等公共产品提供部门，真的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了，再也不能跟着舆论、感觉走了。

    如果中国政府再不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即使成了GDP第一的经济大国，没有系统的中国特色理论体系，是不能让人诚服的。

 

三、中国高等教育的集约

集约，本是经济领域的一句术语，本意是指在充分利用一切资源的基础上，更集中合理地运用现代管理与技术，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积极效应，以提高工作效益和效率的一种形式。中国最稀缺的是优质教育资源，但，其稀缺性却没有得到利用，发挥其效用。

中国高教基本没有分类、培养的人才没有质量标准、教育组织机构没有效率与效益的概念。这并不能阻碍我们对高等教育稀缺资源进行利用，开展集约化教学。因为中国高校的主体是国有的，行政力量和学校自主力，就足可以把它提供给中国全体青少年共享。

集约化教学，是利用互联网，同类学校谛结联盟，实行互联网统一教学。即“互联网＋教学"的一种教学模式。现在许多同类学校早就开展了这样的教学，如湖北省几所师范院校就有这种课程。

第一，“互联网＋教学”这种教学模式，在现有互联网条件下，很容易实行，新增投资不多，只要有互联网有线和投影仪即可，这在许多高校里，是标配。

第二，“互联网＋教学”可以实现中国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大面积受益，如清华、北大、人大、复旦和中国科技大等优秀高校的教师上的课，可以让更多的学生听到、看到，利用网上交流，还可以接受指导。

第三，“互联网＋教学”的联盟本身就可能是高教分类行为。联盟只要教育部和省级教育行政机构不拉郎配，是学校自由组合，不同类不同级的学校是不可能结成联盟的。

第四，同类高校结成联盟后，在课程或专业基础上结课程和专业联盟，联盟内竞争、集中最优质资源，还可以进一步优化教学，把教学质量推进到现有条件下的极致水平。

第五，“互联网＋教学”大量节约了人力资源的投入，是提高教育效益与效率的最佳途径。

第六，“互联网＋教学”条件下，微课可以作为教学质量的修正替换稿，成熟的“互联网＋教学”课程可以作为MOOC来源，“互联网＋教学”课程的接收端学校可以实行翻转课堂教学实践。

中国高等教育实行 “互联网＋教学”就是集约，质量、效率、效益、节约四项指标都可以得到提升，这样的好事，中国政府和教育部，应该不会反对。集约化的“互联网＋教学”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应该成为新常态。

只是中国各级政府如何在“互联网＋教学”中，发挥调控作用需要讨论，如北大、清华这样的研究型高校，是否可以无限制地吸收学校加入联盟？对知识型教育高校是否应该限制，以压缩知识型高校教育规模。“互联网＋教学”可以是课程联盟，也可以是专业联盟，课程联盟的中心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统一口径，如思政课、通识课、国学课、文化课等，都可以选拔最优秀的教师讲课，全国同类学校共享。

专业层面的“互联网＋教学”主要是帮助教学资源稀缺学校，财政拨款不足的高等教育机构，共享优质教学资源。专业层面的“互联网＋教学”就是“雪中送炭”，让那些没有能力加强专业建设，财力不足以支撑教学支出的高校，共享优质教学资源的举措。如贫困地区高校、边疆地区高校、民办高校，都应该让其自行结成联盟，一校一个专业，联盟同一专业资源集中到一所学校，共建共享。

对弱质高校来说，尤其是贫困地区高校、边疆地区高校、民办中高职业教育院校，这是最佳选择。所以，“互联网＋教学”可称之为“集约教学”。 “集约教学”应该就是中国当代大众高教新常态的教育模式。

 

 

                                              2015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