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时，佐藤先生喜欢挥舞手臂。这似乎是那一整代人的特征，他们在六十年代进入东京大学，身经激烈的思想辩论与学潮。即使，他们日后投身学术、商业、艺术，但那股曾经行动过、热血贲张过的印迹，却不会消退。

　　况且，他还曾师从丸山真男。我猜，丸山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东京大学的作用，多少与殷海光在同期台大的作用颇有类似，他们都不仅是知识上的传播者，更是人格、思维方式上的导师。

　　在佐藤最初选取王韬、郑观应、何启、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为研究对象时，他们正因被归入“改良派”，而受到学界的普遍冷落。战后日本的学界，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史学观所左右。

　　他在日本学界难以找到系统与参照，但在美国学者中得到共鸣，尤其是哈佛大学的本杰明·施瓦茨。后者以严复的翻译为主题的《寻求富强》一书，给予了这些中国思想者崭新的解释——他们不是在简单地翻译、复制西方，反而通过独特的视角发现了西方人自己不了解的西方。

　　我对佐藤先生的某种特别的亲切感，或许正是从我们对施瓦茨的共同欣赏，施瓦茨的研究中流露出深刻地对中国的同情之理解。因为近代中国的屈辱命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也常被忽略，被认定不过是西方思想的模仿者。亲切感也来自我们也都曾是柏克莱大学的中国中心的访问学者，他是1980年的，我则是2013年。我羡慕他，前往柏克莱时，仍能见到施瓦茨、巍斐德式的人物。

　　在1996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文明》中，佐藤继续了他这种同情之理解。他不同意对近代中国的士大夫贴上“无能”的标签，反而写道，“他们越是尽其所能、倾其所学去摸索正确答案，就越是浪费时间、加深危机。如果他们不是那种有能力的人，倒可能及时注意到中国文明的积蓄及自身能力的限制，而试图从完全不同的方向寻求出路。”因为昔日的文明太成熟、太丰富，中国的转身变得过分苦难，不具备日本式的灵巧性。

　　分别时，佐藤先生说，东亚需要新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彼此了解，成为沟通的桥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亚关系看似最紧张的时刻，中国、日本、韩国的知识分子能分享汉文化圈最后的共同遗产，但如今这共同体早已消散，隔阂则与日俱增。

　　3月20日 小雨

　　今天醒来，想起昨天最遗憾之事，就是没请狭间先生吃火锅。倘若两杯清酒落腹，他该更为兴奋吧。

　　昨日下午，与S先生聊完天，在四楼那个图书室里很是逡巡一段，在大学对面的一家咖啡馆见面。

　　狭间先生是S先生的导师，也是那间让我流连的小图书室的创始人。这个图书室恐怕着收录日文与中文对于梁启超最全的资料。既有梁启超编辑的杂志、写作的著作、关于他的研究，更重要的，这里还有曾影响过梁启超的明治时代的各种日文著作、杂志，是它们让流亡的梁启超感到“脑质为之一变”。日本人大量译介、引用西方的著作，重构了日本的知识系统，这个系统又成了梁启超重构中国知识系统的资源库。

　　我在其中找到各种版本的《和文汉读法》，尽管它是影印的。“凡学日本文之法，其最浅而最要之第一着，当知其文法与中国相颠倒。实字必在上，虚字必在下”，梁启超在这本自编的日文字典中写道。这本充满瑕疵的字典，在20世纪初的留日学生与日语学习者中风靡一时，它帮助你望文生义，更快速（当然也是肤浅）地理解日文著作。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人们觉得中国的危机过于巨大，必须找到各种方面的速成法。这速度不仅是译介、一些时候也是直接的照搬。

　　在狭间先生主编的一本关于梁启超与东亚文明的著作中，一位作者通过大量的细节展现出，梁启超那些海量的、门类繁多的著作，很多是对日本思想家的直接借鉴。

　　例如， 1901年9月在《中国史叙论》将中国分为三个时代，1、上世史，自皇帝至秦统一，是“中国的中国”；2、秦统一至乾隆末年，是“亚洲的中国”；3、乾隆末年至今，是“世界的中国”。这划分方法依据的是桑原隲藏1898年的《中等东洋史》。在1901年12月《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将历史分为，1、黄帝以前，为野蛮自由时代； 2、自黄帝至秦始皇，贵族帝制时代，3、秦始皇至清乾隆，君权极盛；4、乾隆至现在，为文明自由时代。这是根据白河次郎、国府种德1900年6月的《支那文明史》。《少年中国说》，受到德富苏峰《将来之日本》（1886年）、《新日本之青年》（1887年）的影响，德富认定，明治维新完成了政治与社会会革命，却没完成精神上的革命……

　　但对于狭间先生来说，这些例证并不会影响梁启超的伟大，梁启超的重新发挥与阐述，常比原著更有广度与深度。而且对于启蒙思想家来说，这是庞杂的必然伴随品。谁会仅仅说福泽谕吉不过是西方思想的复制者？

　　他很可能是日本第一个系统的梁启超研究者。对于出生于1937年的他来说，这也是个多少有些意外的选择。支配当时日本校园的是左派思想，他曾是个热心的“革命派”，曾在1966年搭货船去观察那个“革命的中国”。你从他语气与手势就可以看出，青年时代，他必定是个热烈的家伙。相比而言，他似乎比他的学生S先生更有某种冲动。他坚持讲中文，吃力却让他的表达更有力。他似乎也很是兴奋，能在这个雨中的京都，和几个中国青年谈谈他研究了一辈子的梁启超。

　　他不待提问，就拿出几张复印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的封面。你可以清晰地看出，它的设计与印刷的提升。也就是，梁启超不仅是个思想者、写作者，同样是个新媒体专家，知道用怎样的表达最能吸引读者的注意。我猜想，倘若一个少年生活在1905年的上海，在书店里看到这样精美的印刷与刺激眼球的标题，一定会心惊不已吧，这个少年或许就叫胡适之。倘若还有更多无名者，生活在长沙、芜湖或福州……这些日后或著名或无名的读者最终汇聚成改变中国的澎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