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境与孝道文化》

· 丁 文 ·

一、“孝”自何来

　 

“孝”自何来？正确答案是“孝”自家来，“家”是“孝”的沃土，“家”是“孝”的温床；无“孝”不是“家”，无“家”何言“孝”！

什么叫家庭？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成员包括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亲属。家庭是以男女间的经济分工为基础而形成的家庭成员共同居住在一起，共同进行生产和消费，这种根据血缘关系的结合又使家庭成为了人类社会的生物再生产单位，即婚姻家庭在担负物质生产和消费功能的同时，还具有人口再生产的职能，如恩格斯所说：“生产本身……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马恩选集》4卷）

中国自古以来是农业立国，农业生产是中国古代社会根据自然环境基本状况的合理选择。家庭是农业社会的基本社会细胞，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单位，既是农业社会的物质生产、消费单位又是人口生产的单位。农耕文明时代生产能力低下，全社会大多数人都存在温饱问题，家庭劳动者因为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失去劳动能力的时候，就必须依赖家庭、家族血缘关系来抵抗饥饿和灾荒并筹划“养老”、“医疗”等未来风险问题，讲究“孝道”就成为保证这种社会成员之间执行这种“隐行契约”安全性的内在道德约束力量，所以，奉养老人便成为家庭必须具备的传统职能，于是便有孝道观念的产生。

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著作《尔雅》下的定义是“善事父母为孝”，因而孝就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善行和美德，是家庭中晚辈在处理与长辈的关系时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和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原始的孝道思想是朴素的，体现的是做人的天性或本能。羊羔跪乳、乌鸦反哺、雁飞有序、家犬有义，从古至今没有变化。人若失去天良，不孝敬父母，比动物还要低一等级，看来“禽兽不如”。所以历代思想家认为“孝”是人伦之本。

“孝”作为一个伦理观念正式提出是在西周，在那时，“孝”的含义仅仅限于尊祖敬宗和传宗接代，概念的外延还没有超出普普通通的家庭伦理范围。“孝”的思想成为孔子儒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后有所发展，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孔夫子对此有具体的解读：“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其亲。”

孔门弟子曾子是儒家孝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甚至认为：“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大戴礼记·曾子大孝》。曾子将孝置于至尊的地位，孝也就跨越时空成为永恒的命题，成为了人类社会人伦领域的终极法则。

如前所述，孝自“家”来，在儒者看来，“国”是千万个小家组成的，所以“国”是“大家”，皇上自然就是天下“第一家长”，这就为儒者肆意拔高孝道找到了契合点。在曾子及曾子之前，孝道限于朴素的家庭伦理，是一幅可亲可敬的平常面孔，不那么吓人，儒门“亚圣”孟子不甘中庸，将孝道延伸和拔高，与儒教的“忠君思想”联为一体，并视为治国良策。他不厌其烦地向梁惠王进言，“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推行以孝治天下，使儒家孝道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历代统治者也尝到了“以孝治天下”的甜头，他们也觉得“国”与“家”的关系协调得好，则天下治，反之则乱。建国后发生在二十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我们的口号是“保家卫国”，体现的仍然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国观念”。，

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孝经》以孝为教、以德导人、以理晓人，启发心智、感化人心、引人正行。《孝经》将“孝”泛化、政治化，甚至神秘化，《孝经·开宗明义》中认为：假若能够以孝治天下，便会得到“万国之欢心”、“百姓之欢心”，达到“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的地步。孝道文化已不仅仅是宗教伦理，而是治国安邦之思想基石。

孝道文化经历了孔子、孟子以及后来历代儒家特别是统治阶级文人的诠释修改，已经成为一个极为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在封建社会的文化语境中，孝道文化大行其道，独领风骚数千年。客观地讲，孝道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民族价值观的共识，起了积极作用，功不可没。

 

                  二、五四时代的文化语境与“非儒”浪潮

 

孝道文化足足风光了两三千年，只是到了晚清时期才有学者质疑其合理性，而这种“非孝”言论是伴随着“非儒思潮”而产生的。

近百年来“非儒思潮”的出现，究其缘由，简单说来，是由于辛亥革命之后，西学东渐的浪潮袭来，中国的文化语境发生了变化。

文化语境是个学术概念，指与言语交际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它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文化习俗。文化习俗一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一指人们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这种生活模式和集体习惯对属于该集体的成员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

二是社会规范。社会对言语交际活动形成了一套规则和限制。

文化语境是功能强大的软实力。

 “五四运动”前后，早期的海归派带着新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回到中国后，开始质疑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批思想前卫的知识分子与之呼应，于是数千年一以贯之的文化语境丕然一新。

国家的贫弱，许多“五四人物”认为必须让中国人相信只有颠覆传统才能迎来新生。为了提倡自由、科学与民主，必须全盘而彻底地把中国传统打倒。于是孔夫子2000多年稳如泰山的地位遭到了挑战。“五四”时代一批侧身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的社会精英人物，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人，成为了反儒的中坚。

新文化运动的“非儒”言论大都针对当时尊孔复辟的逆流而发，具有鲜明的现实色彩。他们认为孔子是“历代专制之护符”，儒教强调片面性的服从关系奴化了国民，儒教种种封建遗毒如家长专制作风、人情重于国法、压制个性自由等阻碍社会进步，儒教提倡的农业文明和内陆文明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封闭性和创造力的退化，儒教宣传“以贫为荣”、“以贫为乐”导致社会贫穷，儒教扭曲人性，如此等等。   

儒教中的“孝道”理论虽然属于基本伦理，但也有懈可击，例如“三纲五常”的愚民性，“君臣、父子”的关系以及“礼制”中的等级观念渗透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性，在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封建阶级处于没落趋势时显现的封建落后性，文化守成主义不思进取的保守性。有这些先天的缺陷，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孝道文化在新的文化语境中遭到质疑顺理成章。但当时的主流舆论还是有所保留的，新锐思想家们集中抨击的不是孝道文化的全部，而是其中荒诞不经的部分。例如，孔夫子说的“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后汉书·韦彪传》）所以便有有父母丧解职归里丁忧（在家守孝）三年的制度。历代统治者提倡愚孝愚忠，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清初一个叫魏禧的人说过这样的话：“父母欲以非礼杀子，子不当怨。盖我本无身，因父母而后有；杀之不过与未生一样。”古代家喻户晓的劝孝书《二十四孝》中就有不少属于“愚孝”的榜样人物，如“郭巨埋儿”、“卧冰求鲤”等。那个荒唐可笑的老莱子使用“诈”的方法娱亲的做法颇惹人反感。鲁迅在《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有以下评价：“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污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老莱子即是一例，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中国的道学先生实在糟糕，使本来严肃正经的孝道走了样、变了味，落下了招人反对的口实。

                  三、进步的思想家“非儒”不“非孝”

真正伟大的思想家懂得区别，不会将洗澡水与洗澡的婴儿一同倒掉，他们也十分珍视孝道文化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毕竟他们也是父母所生，对于孝道有慎重的考量。就是对于儒教教主孔老夫子本人，也存有几分敬畏之心。

1920年，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又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的范围太狭了……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可以看出，陈独秀不非孝，他反对的是狭隘的孝道观，主张博爱。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不仅不“非孝”，就是对孔夫子本人也心存敬畏。1917年2月4日，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写到：“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20世纪初，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提出“道德革命”、“家庭革命”口号。孙中山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八德目的道德规范，重新解释并赋予其民主主义的新内容。

发端于辛亥革命的反孔浪潮在建国后的文化革命中登峰造极。假若说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是旗手的话，那么文革时代大规模的批孔运动毛泽东则是真正的始作俑者。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无论是陈独秀，抑或是毛泽东，他们都是伟大的思想家，有资格与孔夫子逞干比戈、较短论长，然而基本立场是“非儒”不“非孝”。他们将孝道文化看作是与儒教相关的思想命题，而非儒教本体。因为孝道是人伦的大本，《诗经》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深恩，昊天罔极。”意思是父母生我，母亲养我，怜惜疼爱的父母养育我尽了辛劳，虽欲图报，然其恩德，如天广大无边，不知怎样才能报答之。母爱无边，2008年5月12日，在中国四川省的汶川地区发生了罕见的8.0级的特大地震，地震中一位年轻的妈妈双手怀抱着一个三四个月大的婴儿蜷缩在废墟中，她低着头，双膝跪着，身体匍匐，两手撑着身体，上衣向上掀起，已经失去了呼吸。　　经过一番努力，人们小心翼翼的把挡在这位年轻母亲身上的石块清理开，在她的身体下面躺着她的孩子，包在一个红色带小黄花的被子里，因为母亲身体的庇护，她毫发未伤，抱出来的时候，她还在安静的睡着。随行的医生过来解开孩子的包被，准备给孩子做检查，发现有一部手机塞在被子里，手机屏幕上有一条已经写好的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在地震灾区，有父亲顶起巨梁，为孩子支撑起狭小的生存空间；有父亲经过三天三夜徒手刨挖，让自己的孩子重见阳光……所有这一切，再一次证实了母爱与父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真爱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养儿方知父母恩，故凡有血性良知者，当饮水思源，孝亲报恩。所以，上下五千年，孝道贯百代。孝道已成为了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百代相传的优良传统与核心价值观，孝是中国几千年传统固有的美德。

 伟大领袖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曾提出忠孝问题，他说我们提倡忠孝不是忠于某一个人，孝于某一个人，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就是最大的孝。把“不独亲其亲”、“老吾老”的传统美德，熔炼、提升为革命传统美德。在这种思想道德观念指导下，许多革命烈士通过尽“忠”去实现尽“孝”，积极投身革命，解放全中华的父老双亲，使其从根本上改善政治、经济地位，实践了“最大的孝”，体现了最大的忠。仅就家庭伦理言之，毛泽东也是“非儒”不“非孝”，他1919年10月8日 曾写过《祭母文》，历陈母之功劳，育儿之艰辛， 赞扬母之盛德高风，治家之精明，表示一片孝敬之心：“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哀哀告禀，情真意切，伟大领袖原来是一大孝子也！

                        

四、狂生“非孝”落笑柄

近百年来反孔者多，“非孝”者少，就是在孔夫子最背运的历史时期，一般老百姓还是无改于孝道，继续敬天法祖，血浓于水似乎是不变的原则。

历史上也有几个“非儒”也“非孝”的典型人物——

例如四川成都的吴虞，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他反儒的核心，在于非孝。1910年，由于与父亲的家产纷争，不顾“亲亲相隐”的古训，将父亲诉至官府，虽然最后胜诉，但“不孝”、“非理非法”、“忤逆”等道德的谴责却随之而至。为了洗刷自己的清白，排遣胸中的郁闷，他写了《家庭苦趣》一文在朋友间传看，可谁又会料到他的一位同学却约了四川教育总会的一干人马以“扬亲之过”的罪名将他告到官府，并派兵缉拿，“移文各省逮捕”。当时士林骂他“豺狼不食”、“士林耻与之为伍”，应将这个“名教罪人”，“逐出教育界”。吴虞生活相当优裕，然而，他却断然拒绝对女儿的照顾，“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吴虞日记》）是他对待他人、对待亲情的基本准则！1923年1月14日，正在休年假的女儿吴棱因看电影不被准许而与父亲发生争执。盛怒之下，吴虞宣布和她断绝父女关系并将其赶出家门。一向以反礼教斗士自居的吴老先生，这次却一反常态地祭起“三纲五常”的礼教大旗来教育女儿，着实令人诧异！没有亲情呵护的吴虞众叛亲离，郁郁寡欢，也算是他反对孝悌的报应。

另一个“非孝”的先锋是南社的柳亚子，他甚至比吴虞更胜一筹，扬言父子应以兄弟相称，甚至主张废除伦常。他在写给儿子柳无忌的诗中写道：“狂言非孝万人骂，我独闻之双耳聪。略分自应呼小友，学书休更孝尔公。”

实在说，当时一批“非孝”者，他们对孝道文化的抨击并非全错，但对孝道文化缺乏客观的理性的思考，大半在于以走极端博取虚名尔，所以不仅言行狂悖，且往往自相矛盾。

 

     五、“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

中国六十年代的基本政治路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于像我这类地富子女各级领导特别“关注”，少不了进行与父母划清界限的“路线教育”。

领导曾给我讲过一个所谓“动人的革命故事”，说有一位将军，年轻时想参加革命，但因出身不好，他再三地要求参加革命队伍，革命队伍再四地拒绝。鉴于革命队伍不相信他会转变立场，为了参加革命队伍，这位将军横下一条心竟然割下乃父的头颅作为“投名状”。他的“提头来见”获得了革命领导的赞扬，破例收下了他。这个地主恶霸的儿子在革命队伍里茁壮成长，完成了从狗崽子到将军的升华。——我当时不明白这位将军怎忍心下手割他老爸的头颅？血淋淋的头颅用一块脏布布包着，往领导面前一掷，杀父者作何感想？目睹这惨烈一幕的领导又作何感想？领导讲的故事血淋淋的，我当时毛骨悚然，事后老做恶梦。心想，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大义灭亲”么！

我不能辜负领导苦口婆心的教诲，因为我目睹过反右斗争，知道各级组织的党支部书记都是代表党，无论他是光脸麻脸，都理应视作党的化身，反对他就是反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听他的话就是听党的话。我纵有心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悔罪，也没有资格靠近红太阳，所以领导我的直接领导人就是共产党，就是照耀我的红太阳。何况我从内心深处觉得共产党很伟大，就凭推翻了三座大山这个功劳，我就要拥护他。至于家庭和我个人遭了罪，也不值得埋怨。革命嘛，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挑花绣朵，难免打破一些坛坛罐罐。我和我的家不过是被打破的坛坛罐罐之一，也算是为革命的胜利买了单。但我还是爱父母的，阶级关系咋也理不清，有点小顽固。没有“投名状”去惊世骇俗，但还是有姿态的，一方面在心里念叨“罪过，罪过”，一方面将父母悄悄留给我几块“袁大头”（袁世凯铸造的银元货币）事向组织作了交代。没有想到，我鼓足勇气的爆料并没有引起领导的重视，对我的评价是“避重就轻”。我终于没有赢得“大义灭亲”的美名，档案上还是认定我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前后长达三十年之久，身上始终被人踏上一只脚不得翻身，差不多搭上了全部的青春年华，悲哉！　

我深深知道，“大义灭亲”在中国历史上似乎算是懿德嘉行。这个词出自《左传》石碏为国诛子的典故，而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维护正义，不徇私情，使犯罪的亲属受到法律的制裁”。儒家经典主张“大义灭亲”，又同时提出“亲亲相隐”的原则。“亲亲相隐”见于儒家经典《论语》“子为父隐”的典故。

“亲亲相隐”在中华法律体系上称“亲亲相容隐”，自汉代起 “亲亲相容隐”一直是中华法系中一项原则性规定，指禁止或者不鼓励亲属之间互相控诉或者作证。 “亲亲相隐”又称之为“容隐权”。法学家认为：如果在家庭关系中，用法律强迫出卖和揭私，则使人际之间毫无信任的底线。无论是西方的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法系等三大法系，还是韩国、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等东亚法系，都不排斥“容隐权”的地位，因为 “容隐权”的缺位将直接导致广泛而残酷的亲亲互证，会摧毁相关的人性化的传统伦理，最终会深深损害这个民族的内在文化运行机制。据悉，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早已经呈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其中“亲亲相隐”原则重新得到认可，并吸收演化成为建议稿中的“居民作证豁免权”。 

建国后，意识形态有了很大变化，孝道文化自然要被彻底清算，但它毕竟是人类基本伦理，不可能简单地打倒，所以从国家政治层面、文化层面或经济层面观之，新时代对中国古老的孝道文化不会全盘否定、彻底毁弃，更多的是吸取精华、弃其糟粕。

 

 六、文化革命从“非儒”到“非孝”的检讨

迨至文革年代，重演了由“非儒”到“非孝”的历史荒诞剧。

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谈到郭沫若的观点和《十批判书》时说：“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毛泽东的讲话定下了文革批孔的基调。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又让江青记录下他的七律《读〈封建论〉，赠郭老》，诗云：“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就在这不久，林彪事件发生了。毛泽东借题发挥：林彪骂我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他还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1974年1月25日，江青等人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了国务院系统近两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令人荒唐不解的是“批林批孔”竟然能和林彪事件挂上了钩，实在高抬了“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林彪，竟然与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文化圣人平起平坐。

文化革命革了文化的命，孝道文化自应被归于封资修的旧货色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人们记忆犹新，那个年头讲的是阶级斗争，以阶级划线，无论父子、母女、夫妻、兄弟、姐妹旁及三亲六故，皆要重新站队，做到黑白分明，水火不相容，你死我活，六亲不认，方显得有无产阶级的觉悟。于是大义灭亲的“英雄”层出不穷，或儿子检举父亲让老爹锒铛入狱，或妻子揭发丈夫让亲爱的人顶风臭十里，或兄弟相互爆料致对方于死地。同在一个锅里搅勺把子的至亲骨肉，或同室操戈，或同床异梦，或分道扬镳。文革直接的结果是家庭之间的彼此信任毁于一旦，导演了一幕又一幕家庭悲剧，它所造成的亲情隔阂在过了许多年后，伤痕仍未真正的弥合。

文革中的“非孝”行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古人云“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个“天”指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文革年代虽然自然环境没有发生变化，但社会生态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主流舆论认为“孝道”是封资修的破烂玩意儿，应当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所以见之于人际关系，血缘关系和辈分从属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阶级属性。孝敬老人不再是普遍真理，一切取决于老者的阶级成分。所谓阶级情已取代了父子情、母女情、夫妻情、兄弟情。若涉及血脉和亲情，就会被斥之为温情脉脉的小资情调，受到猛烈的批判。黑五类要安然无事，唯一的自保良策是选择背叛，面子抹不过去，至少也要将“孝道”的旗帜藏着掖着，有孝敬之举定要“悄悄地，打枪的不要！”红五类也不能公开张扬孝道，必须回避“孝敬”二字，良心过不去要孝敬孝敬爹娘，也得顺应潮流对此重新包装重新解释，拉上“无产阶级感情”的大旗作虎皮以保护自己。

孝道也源于经济关系。儿女因衣食所系，便对父母有所依赖，对父母而言也是一笔期货投资，为的是步入老年丧失劳动能力后，时期望得到儿女的孝养，以了残生，不至于饥寒交迫。父一辈子一辈的故事重复上演，不知循环了多少代，才达成全社会的共识，“孝敬父母”的基本做法约定俗成而成为大家公认的社会基本伦理。俗话说，吃人饭，归人管，只要两代人之间供养与被供养的关系存在，孝敬的契约便会始终有效。文革中的“非孝”行动其所以能一时间甚嚣尘上，几乎要颠覆几千年的孝道传统，不独独因为决策者的施政纲领得到雷厉风行地贯彻，以及近百年来非儒思潮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孝道经济基础的改变，国家当时提供财力支持红卫兵大串连以及天安门广场的数次领袖接见，嘴巴没毛做事不牢的娃娃们吃的是公家饭，便可以无碍无挂地举起千钧棒肆无忌惮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不计后果地将斗争锋芒指向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庭及家庭伦理道德，所以传承几千年的孝道文化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许多家族宗祠被捣毁，保存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珍贵家谱被焚烧，颇具诗情画意的清明节祭祖活动从此冷冷清清，真个是如古人诗中所形容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如断魂”。毋庸讳言，文化革命制造了中华孝道文化的断层，裂度之大有如地球漂移所形成的东非大峡谷。

 

七、洋人养老自有招数

文化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社会大变革的前兆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拨乱反正。当此之时，孝道文化应当被重新评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我们注意到，在这社会转机的历史时刻，出现了一个反常的历史现象：被打翻在地的孝道文化仍然被冷落，仍然不得翻身，“非孝”的声音夹杂着泊来的交响乐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为什么人们不给孝道文化以应有的地位？原因在于国门打开后，西洋“非孝”的声音也传了进来，造就了一批新的“非孝”的“改革者”。卫道者指斥他们崇拜西洋主义“无父无母”，主张泯灭人之道，致使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悌荡然无存，尊卑上下、长幼失序而乾坤倒转、阴阳失调。为什么洋人“堕落”到“非礼无道”的地步，卫道者的解释是：洋人重利轻义。世人逐利必然离经叛道。孟子有言：“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此论之，洋人皆小人也，所以西洋自由主义，实非礼无道之至，如《孝经》所云，“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崇洋的“改革者”却不这样看，他们既然崇拜西洋主义，对外国的东西当然要统统拿来，“非孝”自然要列入清单，照收不误。

说洋人不孝，有失公允。孝敬父母是人类共同的情感，这是人的本能，是人的造化使然。洋人也是人，岂能不言孝！西方《圣经·十诫》中，在为人的诫命中，孝亲列为首诫，足见基督教对孝的重视。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接见记者采访时，记者问他：“最不能等待的事情是什么？”他的答复出人意料，他说：“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情，莫过于孝敬父母和老人！”这个洋人的话振聋发聩，让许多不孝的国人自惭行秽。
    近百年来孝的卫道者视西洋文化如洪水猛兽，担心洋人的价值观会冲毁中华孝道文化的堤坝。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最初走出国门的一批精英人物，他们之中相当的多数被“洗了脑”，源于对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思想的顶礼膜拜，产生了离经叛道的“非孝”思想，至少觉得中国的孝道文化有需要改良的必要。

洋人岂能无父无母！孝的观念也是有的，只是其内涵和架构与中国大相径庭。中国的孝道文化植根于农耕文明，洋人的孝道文化植根于工业文明，二者不可等量齐观、同日而语。

例如，美国家庭文化依托的是自由的基石，个体的自由是最高的选择，所以处理家庭伦理关系和家庭秩序没有一套具体的具有约束力的名分责任安排。西方家庭不同于中国家庭的是，后辈不是尽孝的约定责任人，老人赡养纳入了国家的经济计划。其中，人寿年金应该是对个人规避未来风险最重要的金融品种之一。这一金融产品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出现并发展。据考证，公元150年的《罗马民法典》就有关于人寿年金、人寿保险交易的条款。13世纪后期人寿年金、人寿保险、嫁妆基金等金融品种再次出现在威尼斯等地。到14、15世纪西欧为个人实现自由与权利提供了初步的金融手段支持。在15、16世纪各类保险、借贷、债券、投资品种有更快的发展，并扩散到荷兰、法国以及后来的英国。17世纪在欧洲出现了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为使个人自由进一步发展的金融工具日趋成熟。

美国的保险、银行、证券业是当今最发达的，各类金融产品让美国人把多数能想象到的未来收入风险、生活需要提前安排好。除了医疗、人寿、财产、汽车、失业、残疾等传统保险品种，住房、汽车等个人贷款品种，退休基金、投资基金等证券外，美国的金融与保险业总是不断了解新出现的个人生活或养老需要，根据新需要再推出新金融产品，目的是让个人不至于因意外事件而在经济上拖累亲人。在美国，后代和亲戚更多会因为爱你而自愿给你帮助，不会因为内疚去给你“孝顺”。

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把利益交易从“家庭”功能中剥离，由金融市场取代。这里面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具备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与法治，以确保社会养老制度的完全实施。中国应根据国情走自己的路，否则会是邯郸学步。

                         八、中西方孝道文化比较

若对中西方养老状态作个比较研究，其差别在于：西方重理轻情，重利轻义，重社会功能轻家庭责任，重法制保障轻道德教化；中国与之相反，重情轻理，重义轻利，重家庭责任轻社会功能，重道德教化轻法治保障。

西方社会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个体而言，国的作用比家具体，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高，“家”越来越成为兄弟姐妹间、长辈与晚辈间感情交流为基础的一个单纯的精神生活细胞，家庭关系的松散、彼此之间的疏离在所难免。所以我们看到西方社会老年人痛苦的孤独已成为普遍现象，而且尚无解决的良策；游离于家庭之外的的个体越来越多，没有归属感；个人至上、自私自利得到鼓励，彼此之间缺少亲情，缺少关爱，自己只爱自己，上帝爱大家；

中国社会有完善的家庭伦理规范，对于个体而言，家的作用比国具体，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高，“家”不仅是复杂的精神生活细胞也是一个利益攸关的小团体，家庭关系的牢固、彼此之间的密切理所当然。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社会老年人晚年幸福全系于子女良心的发现，晚年的境遇是颤颤兢兢如履薄冰；家庭的羁绊和对家庭的依附成了对个体自由和独立性、创造性的最大约束；中庸守成、各扫门前雪得到认可。中国家庭不乏亲情，不乏关爱，我爱我的家，“天子”管国家。

两相比较，各有利弊。若要完善地球村的孝道文化呢？来个中西结合，相互取长补短，不是更好一些么！

                            九、天变道亦变

近代社会冷落了孝道文化，毫不奇怪。事实上，天下没有不变的理。考量孝道文化的失落，与文化语境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封建时代的文化语境培育了具有封建特色的孝道文化。例如在周朝，每年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乡饮酒礼”活动，春秋战国时家有70以上的老人享受免赋役的优待，清朝年间还举行过大型的尊老敬老活动“千寿宴”。为保障崇孝风尚制度化，历代皇帝采取褒奖孝行、劝民孝行的各种举措。汉文帝时，诏令天下郡守，推举孝廉之士，授以官爵；隋唐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度中，均专门设立孝廉科名。在整个封建时代，《孝经》是国家规定的教材，开科取士的考评依据。小孩子从入学起便从童蒙教材《三字经》、《弟子规》中诵读“首孝悌，次见闻”。孔子说“罪莫大于不孝”。所以封建的法律严惩不孝。隋唐后的刑律皆将不孝列入等同谋反不予宽赦的“十大恶”之中。杀父母者历代皆凌迟处死。明律中，凡不顺从父母致使父母生气的事皆视为忤逆，可告于官，要打板子直至判刑。民间流传的“打爹骂娘，天打雷劈”，表明不孝者皆为世人所不齿，天地所不容。这一切的宗旨是敬老尊贤，不因老人的体力衰退没有新的贡献而遗弃，反而视为家之宝、国之宝，如俗话所说：“家有一老，甚似一宝。”封建时代弘扬孝道文化的本意是尊老敬贤，不仅仅为着延续香火使社会细胞生生不息，还借以巩固封建社会的秩序，以图长治久安。

用今人的眼光看封建时代的孝道，如同前朝留下的古董千层底老布鞋，虽然合脚但已不时兴更不时髦，咋看咋别扭。

进入当代社会，中国的文化语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现实的情况是：楼房取代了聚族而居、几代同堂的四合院，正房厢房的区别不复存在，老少分开各居单元房很少往来，晨昏定省成了遥远的往事。延续千年之久的家中神台供的不再是“天地君亲师”位，而是代之以领袖像，或者当间搁一台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电视机。厨房是最新的环保设备，灶王爷已被请走，屋主人不再祈求他“上天言好事、下地降吉祥”。过年时在猪圈柱头上贴一张“槽头兴旺”的帖子已是往年的陋俗，要吃肉去超市购买，质量不好就拨打315投诉，用不着请求谁来保佑。传统年节的气氛越来越淡而泊来的圣诞节、情人节日渐火爆。交响乐、迪斯科、霹雳舞成为热门娱乐追赶潮流的广大受众，而华夏古乐渐渐陌生。皮影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现代科技支撑的彩电乃至立体电影进入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鸿雁传书不再是男女彼此沟通的主要方式，而纷纷选择电子邮件、手机联络。做孝子不再是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而孜孜以求的是官场晋升、职场创优、情场得意。如此等等，呈现出与周秦汉唐宋元明清几个时代不同的社会生态。

现代社会进步的法宝不是老生常谈，而是唯生产力论，谁能创造价值谁就是老大。失去劳动能力不再创造价值的老人不再是社会的依靠、凭藉和榜样。对老人的奉养不是最高道德准则，更多的是人道主义的考量；不是人们更高的追求，而是做人的底线而已；孝养不求尽善尽美，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古代反复宣传的孝子楷模，诸如汉文帝刘恒亲尝汤药、子路百里负米、闵子骞芦衣顺母、老莱子戏彩娱亲、董永卖身葬父、丁兰刻木事亲、陆绩怀橘遗亲、黄香扇枕温衾、王祥卧冰求鲤之类的故事与当代社会的现状格格不入，已经没有什么指导意义，有的故事甚至为人所诟病。国家的巩固仰仗的是民主和法制，“以孝治天下”不再是必需的选项。就家庭而言，现代人为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所左右，重物质轻精神，重个人轻他人，儿女企盼的不是老人万寿无疆，担心的仅仅是老人身体不佳拖累儿女，包括精力的消耗和经济上的付出。在生产水平低下的边远农村问题尤为突出。老人自己也忧心忡忡，较为普遍的自责之语就是“老而不死是为贼”，“贼”者偷也，偷了谁？偷了什么？偷的东西大概是儿女的时间和金钱。老人如此自轻自贱，自贬身价，是孝道文化缺位所致，应该汗颜的是不孝的儿女，治国者在这方面的反应迟钝不与时俱进不作为也难辞其咎。

  十、留学生机场弑母留下的思考

孝道文化在近代遇到了挑战，不孝的极端事例屡见不鲜，引发了关于孝道文化的大讨论。

发生在2011年的上海留学生机场弑母案尤其令人震撼，震惊之余痛定思痛，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

报载，北京时间2011年3月11日13时46分，日本本州岛仙台港以东130公里处发生了震级里氏9.0级的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官方确认14517人死亡、11432人失踪。20天后，即2011年3月31日，24岁的“80后”上海赴日留学青年汪佳晶因躲避地震乘机回国，其母赶往上海浦东机场恭迎爱子归来。汪某从天而降，见到母亲没有问候，更无心抒发思母之情愫，而是如讨债鬼一般气愤不平，劈头盖脸地责备母亲经济供应不力，导致留学费用不足，致使他阮囊羞涩，不得不提前回国。于是母子之间发生争执，汪某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遂从包内抽出两把尖刀，对身后毫无防备的母亲头部、手臂、腹部、背部多处进行砍、刺，致母重伤。母亲在被刺倒下昏迷前的最后的瞬间，看见了儿子扬长而去的背影。糊涂的汪母身体刺伤了，心也破碎了，纵然如此，身形瘦小的汪母还请求法庭宽恕他的儿子，不要因此治罪。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母心慈软，法律无情。10月31日上午9时30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备受关注的“机场刺母案”作出一审宣判，被告人汪某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

汪佳晶以他的兽心和兽行在中华大地引发了一场心灵大地震，他的震级和深度不是数字可以表述清楚的，他所造成的伤害也不是司法鉴定意见书可以表述清楚的。这场心灵大地震所造成的余震和连锁反应足以警示正在奔小康路上迅跑的中国人，人人都不由得要深深地思考：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为什么没有随GDP同步增长反而有日渐加速的下滑趋势？我们的楼房升高了为什么人的素质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钞票多了为什么反而亲情少了？我们的母亲付出的更多了为什么得到的回报更少了甚至有儿女伤害母亲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

有识之士注意到在意识形态领域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出现了断层，惯坏了的不肖子孙无情撕下了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亲人之间的利益链条因各自的经济独立而变得脆弱不堪，对独生子女的抚养教育成了重中之重而对老人的赡养被弱化，家庭关系空前的松散“常回家看看”竟成了老人可悲的唯一诉求，人们对国家养老保障制度的期望值愈来愈高而家庭责任很少提及，不断发生的子女忤孽案例令人痛心疾首。这些不应当发生的事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当代人在经受道德拷问的同时不由陷于深深的思考，问几个为什么，并作出重建孝道文化的努力。

                     

十一、当代社会孝道缺失的检讨

 

人间有三大真情：亲情、友情、爱情。如今，亲情缺认、友情缺位、爱情缺真的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在亲情方面出现的“六亲不认”与不感恩现象已构成社会问题，影响了人际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

建国后孝道的缺失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人们长期以来有个误解，认为马列主义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是无神论者、阶级论者，因此革命与一切祭祀活动、血脉关系无缘。这年头极左派手中多了“反对封建迷信”的大棒，不仅不违背宪法的宗教祭祀活动叫停，属于民俗活动范畴的的民间祭祀活动叫停，就是家庭祭祖也无形中被取缔。改革开放年代，国门打开，西方的价值观念传入，国人仰慕西方人的家庭观念和相处方式，不孝者从西方人的行事方式中找到了“非孝”的理由，于是本来就已非常淡薄的孝道再次被稀释；另一方面，一些暴发户成了疯狂的孝子，仗着腰缠万贯，大办丧事，广占可耕地，大修“椅子坟”，甚至焚烧一沓沓人民币来敬告祖宗：他的儿子真的发财了！

现在，儿女不孝敬父母的例子频频见于网络、银屏或报刊。比如，有的对父母不闻不问，生活不照顾，最起码的关心问候都做不到；有的把能挣钱的父母当作摇钱树，虚情假意地争着照顾、多方讨好，以求多分一杯羹；有的为遗产，相互锱铢必较，甚至反目成仇，诉诸公堂；有的将父母逐出家庭，任父母流落街头，饥寒交迫；有的照顾老人踢皮球，让老人吃白眼食，心寒似冰；有些当权者利用父母的生日祝寿、生病住院、丧葬忌日，变相敛财，孝道成了腐败的遮羞布；有些人，借为父母大办丧事，显势力，捞外财，圈地筑坟，车队簇拥，络绎不绝，连日宴席，以显示其能“光宗耀祖”，让死者不得安宁。以上种种，都表明中国人的孝道文化出了不同类型的问题，如何对待？一方面要恢复，一方面要纠偏，二者同等的重要。

十二、中国式孝道何去何从

一百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了新的文化语境，孝道文化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该何去何从？

历史的发展证明，孝道可以批评，但不能否定，因为它是人类立身之本，少了它人类社会便退化为动物世界。我们可以否定它于一时，却不能否定于长久。只要有了合适的文化氛围，孝道文化的旗帜会随着儒学的复苏而迎风飘扬。

上世纪70年代欧美经济不景气，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却出现了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增长，实现了经济腾飞，创造了一系列的“经济奇迹”。后来一些中国人研究这一现象，认为这是得益于有着数千年历史传统的儒家思想，亦即来源于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东亚价值观”。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孔夫子“时来运转”。1994年12月孔庙列入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在儒学失去统治地位100年之后，中国又掀起了以儒学为代表的“国学热”，“国学”又被当做宝贝拾了起来，给孩子读《三字经》、《弟子规》成了不少家庭必备的功课，出了一批讲“国学”的学术明星。“仁义礼智信”作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被重新提及。敬天地、忠社稷、重家庭、尊师道以及天人和谐的传统文化理念有了新的诠释，并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商人以当儒商引为荣耀。甚至国家的政治建设也借鉴传统儒学，有了“以德治国”、“和谐社会”的新说法。

正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中国，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班子的治国智慧体现正确处理了儒学和主流指导思想的关系，从意识形态现实格局出发，构建中国目前意识形态或思想领域“一主多辅”的政治格局，在坚持主流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同时包容或吸纳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及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学等思潮。

其实，当代的中国人并非一成不变地继承孔夫子的衣钵，难能可贵的是对传统儒学的弊端有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例如，传统文化为集权专制制度和集权专制文化张目，体现怠惰、保守与因循守旧的“和平主义”，陈旧的思想体系很难将科学方法论注入其中，儒家“祖宗之法不可变”、“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经典说法也大成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价值观也值得重新推敲，如此等等。儒教似乎对错各半，因此有必要加以改造，创立“新儒学”以求与时俱进。

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孝道文化也热络起来。应该承认，“忠孝”观念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人口是当时生产力的决定因素，而“孝”这一道德规范的根本作用就在于保持家庭的稳定、促进人口的增长。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孔子弘扬华夏先民的优良传统，第一次将孝道文化提高到人文关怀的理论高度，给予了全方位、多角度的阐述，并不遗余力、身体力行地进行倡导，这是孔子的贡献。

孝道文化的内涵，在伴随着中国文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内容和特定的外延，渐次积淀和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心理情感，成为一种永恒的人文精神、普遍的伦理道德，熔铸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及传统文化之中，以致于对后来中国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古老的“东方文明”。

对此，十九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在其名著《法的精神》里写道：“中国的立法者们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帝国的太平。在他们看来，服从是维持太平最适宜的办法。从这种思想出发，他们认为应该激励人们孝敬父母；他们并且集中一切力量，使人恪守孝道。他们制定了无数的礼节和形式，使人对双亲在他们的生前和死后，都能恪尽人子的孝道。尊敬父亲就必然和尊敬一切可以视同父亲的人物，如老人、师傅、官吏、皇帝等联系着。对父亲的这种尊敬，就要父亲以爱还报其子女。由此推论，老人也要以爱还报青年人；官吏也要以爱还报其治下的老百姓；皇帝要以爱还报其子民。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礼教，而礼教构成了国家的一种精神。”

因此，提倡并弘扬孝道，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应该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本内容来抓，切实让孝道文化这一传统文化在新的形势下得以发扬光大。

    

                          十三、新时代在呼唤孝道文化的回归

 

提高全体国民的基本道德素质，是当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孝道也是形成现代人际关系和谐的价值渊源，还可以说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事亲行孝，历来是做人的根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家庭和睦、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的基本要素。孝道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情怀的感情基础和道德基础。古代的孔孟儒学提倡的孝道，已不仅仅是一种通过行为表现出的人伦道德，而且还是一种社会性行为，行孝者对社会公德负责，肩负着社会责任。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求和面临的现实看，正处在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转型期，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旧的道德规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矛盾正日益碰撞、磨合，重塑与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德文化体系和体现时代精神的伦理精神，是每一个中国人所面临的道德选择。传统孝道文化中倡导的重根源、主入世的精神，对加强中华各民族的团结、齐心协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着溯宗归祖和凝聚性的作用。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当代社会公民道德教育的最佳切入点和出发点。尽管在当代社会，人们似乎更加注重社会角色和社会道德，而不甚重视其家庭私德，这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中国古代视孝道为一切道德之基本，是一种更为深刻而渊源的思想观念，是一种不宜移易的理念。

弘扬孝道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在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的今天，倡导孝道文化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发布， 60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78亿，占全国总人口13.7亿的13.26%，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我国的老年人口基数大、来势迅猛，是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迎来了人口老龄化。如何安排和解决好亿万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将是我国二十一世纪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

中国的养老方式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这是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模式。中国古代孝道思想就有许多安老、养老、敬老的思想和实施方法。《尚书·酒诰》中记载：“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孔子提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孟子提倡：“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已归矣。”人们用“孝”来调节家庭关系，使敬老、尊老、养老的伦理观念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成为人们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这方面，党和国家已经认识并采取了积极的举措。如对虐待老人、抛弃老人的不孝之徒给予严惩。赡养老人在国家宪法和一些地方性的老年人法律法规中都有明确规定。1996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法律的形式对敬老养老的要求进行了具体的规范。第49条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第47条指出：“暴力干涉老年人婚姻自由或者对老年人负有赡养义务、抚养义务而拒绝赡养、抚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01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实施纲要》，提出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把尊老爱幼作为每一个公民的基本道德。总之，养老敬老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法律法规的要求。

在新的形势下，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孝道文化，这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效地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等，都将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十三、我们在行动

无论是网络或者电视、报刊，“留学生上海机场弑母”、“深圳公务员打骂父母” 诸如此类的事件成为人们热议的主题；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空巢老人”、“留守老人”、“啃老族” 诸如此类的现象，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无论是各级政府或民间组织，“十大孝子评比”、“百万孝子培养工程”诸如此类的活动搞得如火如荼。近百年里，对孝道文化的呐喊、呼唤、关注还从未有过如此大的力度。共和国一时间将“孝道”的位置似乎被推上了与国家GDP同等的高度。

有领导建议，今后提拔干部时首先要讲“孝道”。此话很有道理，中国做人做事的的逻辑顺序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齐家，后治国，再平天下，是这么一个顺序。一个连父母也不爱的人能指望他爱普天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能指望他爱自己的国家？能指望他“治国平天下”？

党报文章也提倡孝道，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把“孝”变成一种时尚》，此言甚好，当今社会是时尚社会，人们追逐的时尚是物质层面的美容化妆、珠宝饰品、发型服饰、小车款型、家装格局诸如此类，把“孝”变成一种时尚无疑会大大裨益于弘扬孝道文化，促进家庭与社会的和谐，同时也大大裨益于人们的修身养性，提高人们的精神素养和精神境界。

2011年3月3日人民网发表人民时评：《面对三千多万失能老人我们能否提倡“社会孝道”？》 “社会孝道”的提法颇有新意。新时代的孝道已不同于封建时代的孝道，孝既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义务。进入现代社会，我国社会结构正在转型过程中，社会老龄化现象脚步临近。弘扬新孝道文化对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应对老龄社会的时代要求的现实意义在于：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生产方式科技含量的提高，老年人不再是农业社会经验的传承者和智慧的化身，农业战线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取代了他们的作用；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青年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留守的农村老年谁来奉养？谁来照料？这是全社会不得不面对的压力；随着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城市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依赖性逐渐减弱，如何焊牢亲情的链条也成为新的必须妥善解决的家庭问题；随着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家庭职能的简约化，家庭不再是老人安度晚年的温柔富贵之乡，老人何处安身立命日渐成为社会问题；随着生育观念的改变，特别是计划生育户养老保险的制度化，传宗接代和养老防老的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家庭养老问题应该有所变化，社会理应分担一部分责任。有鉴于此，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十分重要，家庭也仍然起着安全港湾的作用。

2012年8月28日，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民政部原副部长李宝库先生在中国社科院举行的“福利社会论坛”上表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弘扬中华民族的孝道应该成为重要的道德保障。

再看每年的春运，远行游子哪怕再千辛万苦，也要尽最大可能赶回家陪父母过个年。从这个意义上看，数亿人的春运归途实质上是一次群体性的“行孝”行动，一次中华孝道的大检阅。有一首歌唱道：“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为了保证人们顺利回家过年，2012年春运，中国铁路全面推行电话订票、网络购票和火车票实名制。火车订票网12306网站从1月5日起连续5天日均点击数超过10亿次，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繁忙的网站”。同年1月22日开始的龙年春晚主题也是围绕“回家过大年”展开，其中一个是以“家”为主题的板块 ，还有一个板块是“天下一家”。回家过年已经成为中国人认宗寻源的一种文化仪式。一年一度的人口大规模流动、一年一度如此大规模的春晚皆围绕“家”的主题展开，足以说明，“家”与“孝”已成为2012年的关键词，足以说明孝道仍然植根于每个中国人的心田，足以说明家所承载的孝道文化已成为一个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国家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关注。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文化，孝道随着中国社会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和赋予新的内容。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孝文化，重建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新孝道文化，对融合代际关系，实现家庭和睦，营造孝亲敬老的良好社会氛围，发挥贤孝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社会意义。但今之弘扬孝道文化是有前提的，一切愚忠、愚孝、愚爱必须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