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西方人曾写信给李光耀想了解李光耀的政治哲学，李光耀回答说：“我不能确定我有什么确定的哲学。”这个回答大概就是李光耀的人生哲学了。

亚洲现代史中的传奇人物、新加坡国父、新加坡经济奇迹的缔造者之一、“新加坡治国模式”的主要创立者和诠释者李光耀先生去世了。

在他生前，“李光耀”已经成为舆论界和学术界研究评论的热点对象，甚至已经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因为“新加坡为什么能、李光耀为什么能”这类话题固然重要，但它们多半关注的是外在的东西，而李光耀的内心信仰里有什么，会是一个更大的研究富矿，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类心灵样本。

读李光耀晚年受病痛袭扰时谈生死问题的独白式文章，比读《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之类的官式文章更能了解什么是真实的李光耀。在病痛和死亡面前他不再是铁腕强人，他有恐惧，有是否要寻求宗教慰藉的犹疑。他在思考和选择之间，显露出他本性和信仰中最核心的内容，那就是：不相信有终极意义，不相信人生之外还有什么超越之境，人生只是人生，人生之外并无他物。

李光耀还信仰什么？经历过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的死里逃生，经历过从政之初的血腥恶斗，要他相信人性本善大概很难，所以他相信严刑峻法才能建立社会秩序。

李光耀无疑也是实用主义的坚定信奉者，例如他在日本占领时期开始学一点华文，因为可借此看懂日军布告大意而免招杀身之祸；例如他进而学起了日语，因为可以谋到一份待遇良好的工作，相信他那个时候对东亚局势也看不透彻，先生存下来是最重要的。

后来他成为新加坡领导人，实用、管用是他衡量政策的第一标准，例如英文有助经济起飞时他解散华文学校，华文有利于领会儒家价值观和抵制西方不良风气时他又带头学华文。一位西方人曾写信给李光耀想了解李光耀的政治哲学，李光耀回答说：“我不能确定我有什么确定的哲学。”这个回答大概就是李光耀的人生哲学了。

所以，我们大概也可以猜到李光耀的爱情观。果然，李光耀是这么说的：“我不相信一见钟情，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尽管我们不能不承认李光耀在爱情观上有敏锐的洞察力，但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郁闷乏味的俗世中怀有一点浪漫梦想？然而李光耀就是这样机器式地思考社会利害关系和人际关系，因此当我们看到他为新加坡人的优生优育问题做出种种“科学安排”，也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李光耀的实用主义人生信念有着中华传统思想的渊源。自古以来，中国人倾向由以人为中心的立场考虑所有的事情，他们甚至倾向以对人的关联来理解抽象的观念，天道即是人道，中国的神一般都是有形的，而不是看不见的、思辨性的上帝。并且对神灵，儒家思想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态度。

换言之，儒家思想是用人的眼睛而不是神的眼睛看世界。在咱们的中华传统中，受以人为中心的思考方式的影响，人们倾向于接受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政治上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

在政治方面，李光耀是一位马基雅维里式的实用主义政治大师。

马基雅维里（1469─1527）出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马克思称赞他是第一位用“人的眼睛”（而不是依照“神的意志”）来观察国家和政治的政治学家。马基雅维里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抽出了一条条“实用”的“理性原则”，并使政治理论和实践摆脱了道德原则的束缚（当然，也就引发了后人的许多恶评）。他被世人传诵最多的话，大概就是那句“狮子般的凶狠，狐狸般的狡诈”。

尽管李光耀没有公开自称是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但翻开马基雅维里的传世之作──《君主论》，我们会发现其中许多政治观点和500年后李光耀的许多政治观点大体一致，而这些观点都是基于对人性的悲观冷静的认知。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谈到：

一、有必要以严酷手段建立社会秩序，新国家尤其如此。

“每一位君主都一定希望被人认为仁慈而不是认为残酷。可是他必须提防不要滥用这种仁慈。切萨雷·博尔贾是被人认为残酷的。尽管如此，他的残酷却给罗马尼阿带来了秩序，把它统一起来，并且恢复和平与忠诚。……所以君主为着使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对于残酷这个恶名就不应有所介意，因为除了极少数的事例之外，他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坐视发生混乱，从而凶杀、劫掠随之而起的人来说，是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损害，而君主执行刑罚不过是损害个别人罢了。……在所有的君主当中，新的君主由于新的国家充满着危险，要避免残酷之名是不可能的。”

二、给公民以保护，作为交换，公民应当接受君主的控制。

“当大多数人的财产和体面都没有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就安居乐业，君主只需要同很少数人的野心进行斗争，他可以有许多方法并且轻而易举地把这些人控制住。”

三、君主的形象应当是威严的。

“君主应当使人们对他抱有这样一种见解：谁都不要指望欺骗他或者瞒过他。君主使人们对自己抱有这种见解，就会深受敬重，而阴谋反对一个受到敬重的人是困难的。”

四、以恩惠使下属忠贞不渝。

“为了使大臣保持忠贞不渝，君主必须常常想着大臣，尊敬他，使他富贵，使他感恩戴德，让人分享荣誉，分担职责；使得他知道如果没有自己，他就站不住，而且他已有许多荣誉使他更无所求，他已有许多财富使他不想更有所得，而且他已负重任使他害怕更迭。因此，当大臣以及君主和大臣们的关系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就能够诚信相孚；如果不如此，其结果对此对彼都总是有损的。”

五、应实行精英统治，当然，君主本人是国家的最高精英。

“（明智的君主应该）在他的国家里选拔一些有识之士，单独让他们享有对他讲真话的自由权，但只是就他所询问的事情，而不是任何其他事情。……除了这些人之外，他应该不再聆听别人的话；他推行已经决定的事情，并且对于自己的决定坚决不改变。”

六、君主贤明是国家之本。

“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论来自任何人，必须产生于君主的贤明，而不是君主的贤明产生于良好的忠言。”

上述这些言论，活脱脱就是一个“古代李光耀”、“意大利李光耀”说出来！更准确地说，李光耀是马基雅维里的隔世政治门徒。而与马基雅维里在意大利郁郁不得志只能著书谈政治纵横术有所不同的是，李光耀在新加坡手握最高权力，“君主论”对他不是书，而是想做就做的实践。

至于这套做法中有多少是源自现实环境和现实人性的权宜、务实的济世韬略，有多少是源自傲慢自大和一己之利的粗暴、反人性权术，最好还是放到具体的历史现场中去衡量判断。

【马基雅维里其实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

马基雅维里主义基本上被世人看作是一个负面的理念，马基雅维里也因他的《君主论》被不少人认为是一个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恶人。

但在历史事实中，马基雅维里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政治哲学家、音乐家和浪漫戏剧剧作家（这一点和李光耀不同，李光耀几乎没有谈起过他喜欢哪一部小说哪一部戏剧或哪一首乐曲），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个人操守也属高尚之列。他在《君主论》中所论之务实权术，都是源自他对祖国忧心如焚的热爱。

马基雅维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巨人之一。他虽然没有在政治上攀上巅峰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在远离政治舞台后反而更加关注政治和国家命运，他以思考和著述来继续如何治国和救国。

1513年，经罢官和牢狱之灾后，马基雅维里回归一介村夫的身份，在乡下过着贫困的劳动生活，但他位卑不忘忧国，发愤写作，成为了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奠基人。马基雅维里把生活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白天在农民当中劳动和生活，夜晚则单独与古人唔对，探索治国和救国之道。

马基雅维里说：“黄昏时分，我就回家，回到我的书斋。在房门口，我脱下了沾满尘土的白天的工作服，换上朝服，整我威仪，进入古人所在的往昔的宫廷。……在4个小时里，我毫不感到疲倦，我忘记了一切烦恼，我不怕穷，也不怕死，我完全被古人迷住了。”

值得一提的是马基雅维里先换上朝服，才来庄严地与古人相对这个细节。当今中国也出了不少关于经世治国的鸿篇巨制，但我猜其中有相当多是作者们穿着小背心、趿着懒汉鞋在电脑前敲出来的，连个基本的“入思”仪式也没有。

作为一位不怕羞辱、不惧逆境的杰出的爱国者，马基雅维里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富国强兵、民族独立的韬略，尽管被后人以偏概全地总结为“阴谋术”和“反道德”，但马基雅维里本人却是一个品格方正、急公好义之人，他的儿子也为保卫国家而英勇战死。现在马基雅维里没有后代，墓地也无处可考。

接下来，大家也许会猜到我要说什么。是的，我想说的是，无论李光耀采取了多少马基雅维里主义和《君主论》里的政治理念，无论李光耀在政治上是怎样的不近人情，无论他领导建立的新加坡政治体制有多少弊端和消极面，他都可以被看作是新加坡的一位杰出的爱国者。

他使新加坡人摆脱了贫穷动荡，享受到和平安宁，他使新加坡没有成为索马里或孟加拉，他使新加坡在经济上成为了发达国家。当然，他领导下的新加坡远不是一个完美国家，新加坡也有许多的问题，包括政治体制中的严酷粗暴──爱国不是抽象的，应当以爱民为基础。不过还好，市场经济的发达、教育的发达让新加坡人更有能力、也能够更稳健地去告别父权主义的李光耀时代。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和亚洲的许多国父不同，李光耀在新加坡并没有建立起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甚至要求在他辞世后将自己的住宅拆除。但“李光耀”作为一个概念、一种象征，将长期在新加坡存在，并任由世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