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2015年初，资本出海已经成为一个“热词”。我国企业在欧洲、美国发达国家展开大规模收购，在拉美、中东非洲，甚至在俄罗斯等国亦出尽了风头。2015年，伴随资本出海，资本流出的形势不仅不会缩减，或呈现大幅增长的态势。会否衍生出一些负面效果？
事实上，已经开始有敏锐的专家担心。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就一个经济战略体系来说，启动后，需要在接续的一二年着力完善其运行框架机制、互动治理体系的建设，完善改革的深化与配套。这一过程不仅仅是获得试水过程，亦应该是通过监测与修复风险，弥缺补漏，协同经济发展新战略、新布局与新业态，夯实战略框架与基础，画出一个漂亮的大圆的过程。
今年全国“两会”最大的亮点是“立法法”的修改，通过法制与制度建设规范下来，是对上一年诸多创新战略与举措的夯实与具体化。
一、资本出海——具体化的一年：面临哪些货币金融体系的核心问题
随着“一路一带”战略的深入发展，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提到人们得视野。令人关心的重要问题有三：一个是资本战略出海，二是资本外流，三是资本外逃。这三个问题在我国进二十年外向经济改革的历史上是老问题。虽然是老问题，但是，如果没有有效合理的监控与市场化平衡机制，长期会形成风险。该问题在东南亚及拉美等其他新兴市场化经济体中，亦是历史上与危机周期相伴的尖锐话题。
有的官员认为：“一路一带”展开后，大规模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下，直接带动一揽子要素与综合商品互动的格局，短期内风险不会存在，经验会在经过一定时间的市场作用时期后逐渐获得，问题会逐渐发现。虽然并不反对资本外流短期内未必会造成风险的集中显现。但是，探讨建立风险干预框架体系，未雨绸缪，对于2015年来说，则会是富有战略性意义的一年。这个问题的根源历史上一直存在，不仅是一个深层体制改革问题，亦是涉及到社会问题，需要系统考量。
二、资本出海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分析：如何画一个漂亮的圆？
１、钱永远不会睡觉：我国货币金融体系的新变革
第一，钱永远不会睡觉：逐利下的“差错与遗漏”项
美国电影《华尔街》的—句台词：“钱永远不会睡觉”。新形势下，我国的海外资产会急骤大幅增长，会从多重角度影响资本收益的外流，因为，“钱当然永远不会睡觉”。这种情形会对我国传统的国际收支差额，资本项目差额及外汇储备差额形成影响，造成巨大的“差错与遗漏”项。实际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下的核算产生很大的误差，会带来的挑战亦是很大。如果巨大规模的经常项目收益滞留海外，不管是形成境外储蓄还是海外再投资与投机活动，都会转化为境外的资本项目。而资本项下的货币在未建立其合理的货币调节框架机制下，易造成货币单向不均衡流动下导致的风险。
当前，全球金融市场结构极其不平衡，存在大幅波动的预期，人民币出海后需要考虑可能带来的三方面效应，一个是形成外汇与人民币单向流动下的失衡效应，引发风险，抵消货币金融政策；另一个是，由于海外资产的增多，而外汇单向流动加剧，缺乏回向国内经济作用机制；第三个则是由于海外资本的骤增与滞留，不仅形成衡量国民经济总量评价指标上的差异，同时影响国家经济政策，需要在国内经济战略战略上加以对接。
第二，几个问题：我国货币金融体系的新变革
事实上，我国人民币发行一直是中央银行以收购外汇资产投放相应的本国货币。目前依然以的传统的外汇占款作为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不过，自０８次贷危机后，我国形成的外汇占款的大幅变化，外汇占款波动开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统货币投放。实际这种情况的发生很显著性变化自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危机时就已经开始。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四季度，除了货物贸易顺差1693亿美元外，其他项目都出现逆差，外汇储备资产减少293亿美元”。
而外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四季度，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达到912亿美元，超过了2008年和2012年时期的规模，是1998年以来最大规模赤字。与此同时，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全部金融机构口径外汇占款分别环比减少1184亿和1082亿元人民币，分别创下了2008年以来第一大和第二大下降值”。
从传统角度看，外汇储备变化是货币投放的渠道，而外汇占款的变动当做货币政策走向的信号。不过，随着当前战略的发展，这种资本流动“异常情形”会继续发酵，形成的这种“巨大变化”会成为一种常态，或者说是人民币国际化所面临的根本性的变革。它需要对我国货币金融体系及金融监管体系做出诸多变项的规划，同时，在经济发展多重领域的战略发展角度，强化协同配套，并建立内在的联系。
２、资本流动的“异常情形”分析：“发酵”方式及形成的巨大影响
第一，资本流动的“异常情形”与常态化。资本流动的“异常情形”包括哪些方面呢？以什么形式“发酵”，又会形成什么“巨大的变化”？
本质上说，其一方面来源于出海企业收益与盈利的投机驱动下，外汇收益与利润汇回动机的减弱，使得一直。另一方方面来源于，我国居民外汇用款、占款及外汇资产使用与转移。资本的本性“当然不会躺在篮子里睡觉”一样简单，但是，历史上的很多旧问题却因此变得合理与合法。随之的问题一会产生。
随着我国“一路一带”沿线国家圈层产业布局的展开，金融领域的开放与合作趋势亦需要逐步细化落实，探索合作框架的具体化、常规化与制度化。以前，在我国旧有的很多货币金融法规所约束的“资本外流”与“资本出逃”的渠道，会显得亦越来越合理化，或者有些外流披上合法化外衣，资本外流会表现得更加便捷。不仅在合法或非法外汇流出渠道上，会增加了分辨难度，同时，即便是以前不合法，现在变得合法而常规化的外汇流出，在新形势的要求下，亦必然需要提供常态化与制度化的便利。这个规模会逐步加大。
不可否认，旧有的外汇管理体系会显得难以应付。客观环境会要求提供新常态的相对自由合理的资本流动空间与条件，而，随之而来的，不仅我国货币金融体系则面临系统性与结构性的调整，同时，在长远来看，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化框架与合作机制亦需要通过细化加以落到实处。
第二，纵向的比较：老问题挑战新形势。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资本主动出海盈利，打造产业赢利环境获取合作利益战略，对国民经济赢的远景成长空间是富有战略意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外汇占款之间存在巨大差额扩大，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现象。
隐藏在其背后的问题显示协调机制的缺失。伴随人民币国际化，资本出海与资本外流，2015年夯实系统化的货币金融调控机制需要贯穿始终。2015年是战略实施的一年，如何夯实与建设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出海后，外汇资本市场有机调控的运行体系，则显得极其重要。
实际，资本外流问题屡见不鲜。２００８年次贷危机后，在投机性“热钱”于第四季度开始流出中国。如，２００８年第四季度外汇储备增加了404亿美元，至1.946万亿美元，但是，该数字远低于同期的总贸易盈余和外商直接投资，表明短期资金大量流出。
而拿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来说，“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前后几年内，有一组奇怪的数据，让人至今无法忘记。 1998年我国的外贸顺差400多亿美元，但一年中我国外汇储备只增加了50亿美元。至少有350亿没有在外汇储备增加值中表现出来。如此巨大的外汇不知去向，除了一些国家的贷款用汇，部分出口贸易对象国延迟付汇外， 确实有一些不正常的原因，如骗汇，逃汇，及资本外逃”。
在沟通“一路一带”区域产业合作基础上，我国庞大的外储处在历史顺差积累的高度盈余阶段，虽然短期内风险相对较小，但是，长期看，外汇回流与回向国民经济的客观环境及调控机制不能到位，其负面影响在未来时间将会逐渐显露。
第二，历史上哪些资本外流的旧问题面临合法化：新常态化下货币监管的新问题
通常来说，正常的资本外流包括对外直接投资、 进口贸易付汇，以及实现资产多样化进行的海外证券投资等。当然还包括经过审批的外债还本付息，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机构资产存放境外，或拆放境外同业贸易信贷等。从我国的国情的历史经验看，一直以来，转移资金与利润的方式，具有相当的隐秘性。比如：高报进口骗汇，低报出口逃汇。一直是我国资本外逃的主要渠道；同时，以出口不收汇（少收汇），进口不到货（少到货），通过单证（假造或者更改要件等）骗汇，或将外汇截留境外，这是历史上的主要方式之一。
另外，历史上国有企业腐败中所常用的办法，诸如：境内体制内国有企业，通过高价购入，境外企业给予个人利益折扣存留海外账户，或者境内体制内国有企业通过低价出售，或者额外高折扣，或者出口战略性矿产资源等物资，境外企业给予公职人员私人折扣或利益提成，提留海外账户等构成了国有企业贪腐的资金主渠道之一。那么，在新的形势下，会获得更为便利的渠道。
特别是，历史上，借用境外公司转移资本的传统资金外流的方式，新形势下在出海其也内部进行会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存在。传统的方式表现为：一些境内企业与境外较为熟识的业务伙伴等，进行“货币互换”，境内企业直接在境内为境外企业提供人民币进行各种支付，而境外企业在境外以约定的汇率折成外币偿还。或者两者合作在货币汇率或汇率指数市场，及国际利息指数市场，通过货币互换进行合作与代理，进行牟利。然后，将收益与利润存入协定的境外账户等，都脱离我国货币金融政策调控与监管环节。那么，新形势下如何在常态化的存在下进行调控与监管，亦面临着挑战。
另外，近些年，转移个人财产亦成为资本流出的主要方式，并呈现扩大态势。居民由于担心个人合法资产被侵占，一些私人企业主采取抽逃资本或购买绿卡等方式，将资本转移至所谓“避风港”的国家。这种情形在新形势下，亦会逐步获得更为公开合理的形式进行。
伴随投资移民的资产外流，或再次形成新资本外流的风潮。居民持有人民币动机减弱情况下，违规流出的资本获得更多合理流出的渠道。
当前，随着我国资本出海、如上绝大多数项目将逐步获得资本流出合法的身份，或者通过合法的投资、企业内部交易以及人才要素流动即可完成。
第三，新问题产生的影响与后果：全新的货币金融调控机制呼之欲出
随着资本出海、企业投资收益与利润、经常项目出口换汇的意愿会持续缩小。随着互联互通与人员往来的便捷，更多收益与赢利会转化为资本项下资产，如，在美元预期走高下，改变换汇预期。不仅外汇占款减少，同时会导致国内货币紧缩持续发酵。
伴随外汇资本流出，外汇储备规模增长速度会放缓。两项互为条件交叉作用，导致我国境外人民币调控与外汇回笼能力受到影响，不仅影响汇率的稳定，亦易于使政策的干预力度与效果受到影响。
如果人民币汇率失去稳定，境外以协议人民币计价、交易，以及企业境外发行的债券、权证的持有意愿与信心会受到打击。境外兑付银行及人民币交易中心或遇到抛售挤兑潮。
3、一个视角的合作框架发展趋势：就资本出海画漂亮的圆
我曾于去年的几篇文章中探讨过，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及周边国家经济的经贸合作中，建立制度化合作机制，根据彼此国情特点圈起依托“产业、金融、文化”三位一体的制度化框架体系，它是一项系统化工程。当前，区域制度化合作框架很多，到底是采取自由贸易区式、开放性一体化集团式、对外一定程度风险隔离的一体化集团式，亦或是货币集团式，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制度化合作框架则处于全球促进区域经贸增长的引擎的自由贸易规则下的较为初级的形式。
就目前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所依托的两大支柱（全球贸易谈判体系与协调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看，在时指导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规则上，显得单薄。虽然自东京回合与乌拉圭回合后，纳入投资、知识产权等议题，区域制度化经济合作内容与项目多元化，但，世界货币金融体系这一支柱仍然是各区域难以回避的问题，并不能摆脱美元杠杆下的导致动荡的游戏规则，合作区域与国家在风险与危机传导下，束手无策，时影响经济恢复与成长的一大隐忧。
那么，在这两大规则之间的两相平衡上，无疑，后者的合作更具试水意义与驰骋空间。在目前动荡的全球市场中，它会否成为规避全球经济风险，稳定与加深区域制度化合作，规避美元杠杆等问题，值得探究的更为深层次的内容。
从另一角度看，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出海，就单向出发的非国际化货币的人民币来说，亦需要一个制度化（或制度化规范的框架合作机制与区域合作的圈层空间），建立一个易于回向作用国内货币金融体系的有机的制度环节与制衡机制。因为，从人民币单向出海到双向流通机制，本身是一个失衡的过程到，我们需要做到均衡与制衡的过程，它会构成一个货币金融体系运行完整的活动。目前，我们是缺乏这个制度化安排与机制建设。特别是在盯住美元杠杆下，不仅失衡颇多，更重要的是，这种失衡会带来诸多的产业风险，并传导致国内经济。
三、我国国民年经济的新挑战：多重问题的多重考量
1、新指标体系的考量与变革方式。当前全球危机集中的形势，我国资本出海打造“一路一带”战略对国民经济总体情况会有可喜的影响。但是，亦会在诸多方面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各个环节指标的估算，从而影响国家的货币财政政策着力点的发挥。如，国民生产总值GNP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会因为海外资产的大幅增加，而形成巨大的背离。那么，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则如何能够在很大程度及范围上把握这个差异？ 再比如， 这部分大规模的海外资产与收益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与国内经济建立联系，包括与国际收支平衡表各项之间的平衡关系，其如何影响货币政策货币发行？ 又如何建立货币合作框架，使其不成为资本项下短期资本冲击人民币汇率的工具？
2、从“筑槽引凤“到出海资本回向国民经济。当前，海外资产的加速增长或会带动居民的资产外流。正如很多文章提到居民财富与资产安全是主因。那么，应该怎样在居民资产、产权保障制度建设上发力？使得当前资本外流新常态化下，大幅增长的出海与外流资本能够赢利后回向作用于国内经济？事实上，两会提到了社会治理问题，而社会治理方面最为社会关注的，则是居民的财产安全与产权保护问题。
以前我们改革开放时“筑槽引凤“，引来海外资金与项目建设；现在，情形相反了，我们的资本出海筑槽了，如何再让其回向国内经济？需要思考。
当然，发展多重资本市场没错。近几年富人贪官移民了，但是，中产阶级移民或资产外流亦呈愈多的加速态势，这不能不是我们认真考量的问题。从刺激资本外流角度，我并不赞成对于房产税的过早征收，特别是在外汇资本回流机制未形成与改善之前，都会导致社会资本外流的继续扩大。
3、其他问题——扩大市场创新群体范围。探讨将“大众创业”、“互联网+”与“创客”扩展至合作区域国家青年群体。“大众创业”“互联网+”与“创客”都构成了战略概念具体化的载体。以前，我们要资金，人家不给我们技术，现在我们可以要人才，与国内青年一样提供优惠资金与相关扶植。大众创业作为科技创新的革命性的起点。难道还需要根据“资产”称下等级评价资历？当然不需要。人才流动不仅是沟通东西方市场与产业联系的渠道，更是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