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母亲病了，我休假在家照管母亲，做一个女儿应尽的义务。

母亲今年八十岁了，从土改、大跃进、学大寨一路走来的母亲，当年在农业社翻地、拉车、在渭河中摇铁砂等高强度的劳动，双腿早已变形，走路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利索，每行一步都离不开拐棍。到医院看，医生说那都是劳累形成的，没办法再治好了。这一次，母亲是为了能记住送她的小孙子我的小侄子的校车，坐亲家的老年车赶到小侄子的接送点，被一个路坎颠了一下，就起不了身了。

母亲是一个热心人，也很爱热闹，我和弟弟都希望他住在城里，她就是不愿意，说去城里就是坐牢，哪有乡下那么豁亮。村里谁家生娃了，母亲被人家一叫，就去帮忙；谁家盖房，她去，人死了，她也去，用纸扎引魂纸，入殓时棺材里放什么，她都能帮助别人做得井井有条。年轻人不会经布，五六种颜色的线，没读过书的母亲很快就会算出来，从砸橛、摆经板、插线筒到一把一把摊好布的丈数，母亲很快就做好了。我经常对母亲说，你就像一个世界的公民，谁的忙都帮。母亲说，给人帮忙咋啦，帮别人就等于帮自己，这世上不用的人也要用三回，不走的路也要走三遭。

在母亲患病的这段日子里，每天都有人来看望母亲，特别是那些和母亲一起在生产队大干快上的半边天们都来了。大妈、大婆、七娘等老伙伴，几乎每天都要来看望一下母亲。

当年，在我们村，那些被解放了的妇女真可谓是与男劳力相比美，在方圆十里是出了名的干活能手，除了生产队里的犁、耧、耙、耱和赶车没有干过外，地里的什么农活她们都干，毛主席的那句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话语，让她们忘记了劳累、忘记了性别、忘记了今后将对自己身体带来的伤害。

大妈是与母亲一起从大跃进走过来的同伴，今年八十四岁，她们那一辈人大多都过世了，就剩她们两个了。据说那时合作社每天上工，都是军事化管理，所有的上地妇女都排着队，大妈曾经也是领头兵，肩膀上跨着象征巾帼英雄的锦带，随着妇女队长喊的一二一号子向前走，好不威风。现在大妈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成家了，连最小的儿子都有了孙子，但大妈就是和儿媳妇们处的不太好，常常生气。可喜的是，大妈的身体还过得去，自己能够管住自己，有时还帮小儿子干点家务、照看一下小重孙。

大婆和七娘是生产队时的正、副妇女队长，年龄都过了七十岁，腿都不大好，离不开拐棍了。当年大婆领着中年组，七娘领着青年组，拉粪、割麦子、掰玉米，打麦、碾场，两个组没命地你追我赶，使我们队的夏收、秋收进度都在全大队领先，被大队的宣传员经常在广播上表扬。那时候，村里的男劳力和青年女劳力都去义务修渭河大坝、渭北莽塬等工程。在我的记忆中，宝鸡峡水利工程、渭河治理工程、渭北莽塬改造工程等都有我们村人参加，剩在村中的只有老、弱、病、残和有孩子的妇女，地里的庄稼就全靠她们了。在她们的辛勤劳动下，我们生产队的小麦还能年年“过黄河”，除完成本生产队的公购粮任务外，还替其他队完成，真是了不起。

大婆和七娘境遇都比较好，大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上了大学，大婆平时一直住在城里看孙子，只是最近回村重修自己的老房子，与我的母亲一样，在七十三岁时，还能指挥工匠给自己的儿孙盖楼房。七娘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三都在外边打工，老二是陕西师范大学的高材生，据说现在是西安一个重点高中的领导。七娘把几个孙子都看大了，在家里没事，每天还去和年龄比较轻的妇女去摘辣子把把。在村中，给辣子经销户每摘一斤辣子，能挣1.2元人民币，七娘的手快，一天最少也能摘个四十斤。村里与她同辈的人都说，七嫂子，你的钱都快达到腿弯子了，还缺钱？可七娘说，不是缺钱，是心慌寂寞，大家都走完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太难受了。七娘确实不缺钱，七爸去世后，单位给发的抚恤金有几百元，再加上新劳保、高龄补及种粮补贴，对农村人来说，收入相当可观。但七娘总是为儿子们积攒，舍不得花，看到年轻人去打小工，她也不闲着。

看着我村昔日里的这些半边天们，真是让人感动，她们虽然在五十多岁、六十多岁相继都失去了男人，但她们依然能撑着自己劳累了一辈子的身体，积极地去干自己力所能及的活，为孩子奉献，尽量减轻孩子的负担。我们这些在现代社会也没多大付出的人还怕什么？有自己的养老金，社区又有广场舞、自由操、秦腔自乐班等群众娱乐活动，男人离开了，不是一样活得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