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三周年之际
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这是一个转型变革的时代，这是一个抉择彷徨的年代，这是一个最好也最坏的年代。正好符合狄更斯在《双城记》里的描述：“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当今的世界，正值新旧文明交替之际，基于全球脑的第二轴心文明已在天边露出了曙光；而当今的中国，则是大转型的关键时节，中国面临着复兴与沉沦的双重抉择。
中国与世界都处于大转型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的中国问题就是世界问题的缩影。在这次大转型中，我们必须要给出很闪亮的答案。
在今时今日的时点上，“三和”（对外和平、对内和谐与两岸和解）问题已经确定无疑地摆在了中国的面前。在对外和平方面，今年我们的系列举措如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已经显露出我们与西方独树一帜、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大国责任和雄心壮志，但如果没有国际话语体系的突破，那么势必会引起西方社会的反弹、警觉甚至打压，若另一波的“中国威胁论”盛嚣尘上，反而给我们的发展平添阻力；在成功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之后，如何解决“挨骂”问题就显得迫在眉睫。我们必须要向世界释放我们的善意，阐述清楚中国梦与世界未来的关系，阐述清楚中国崛起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在经济崛起之后，提升我们的软实力，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营造良好的大国形象。在两岸和解方面，“习马会”已经标志着一个实质性的转机，这是两岸领导人因战火暌违66年之后的首次会面，这是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必将开启两岸关系的新纪元，但是我们还必须还要回答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就两岸制度文明建设等核心命题，进一步增强与凝聚共识，趁热打铁，让两岸格局实现彻底的突破。在国内和谐方面，国内也亟待着“破”之后的“立”，31个省份无一幸免、全部都有了“大老虎”，那么这场反腐运动什么时候是个终点？怎么铲除腐败的土壤，以信仰的重塑去弥合这个转型的社会？怎么做到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互不否定之上的互相融合？
这个问题的解答是中国能够成功实现大转型，从而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的关键。这个问题的解答也是能否找出一条除了西方现代性的另外一个现代性、从而增加人类新文明多元性组元的关键。这个问题的解答也是能否构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提出共同愿景，从而推进两岸统一进程的关键。
而我们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命名为“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今天我们于中国梦提出三周年之际旗帜鲜明提出这个公共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是在反复思忖其提出的必要性与时代价值之后的郑重其事的选择。
我们认为，作为世界唯一一个五千年文明延续的国度，中国面临着成为人类新文明的区域试点的历史机遇，这个试点的名字就叫“中国梦”。这个试点是两千五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产物，届时，他将诞生与当今西方世界不同、但会至少与之并列的另外一套文明范式，在西方分解式思维范式之外运用中国系统思维范式，在西方话语体系之外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在西方知识体系之外构建中国知识体系，在西方式民主之外构建中国式民主，这些内容的完成绝非是一时、一城、一域之功，必须集全民及全社会各种力量共同参与完成。
我们一直在尝试着用一个词汇来概括这个试点背后的思想浓度与话语体量，经过长久的思索，我们找到了，它就是“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
有人会说，将中国梦上升到思想理论体系的高度是否必要？是否有所重复？我们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指改革开放以后的系列执政理念集锦。而习近平思想则包括习近平经济战略思想与习近平改革战略思想，主要的指向是这十年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要务。这些是历届领导人与全党智慧的结晶，也是政治家与政治集团的出色成果。但是这个社会还必须有智库与思想市场所提供的思想产品，以给政治家与战略决策提供理论源泉与后台支撑。
提出“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的目的并不是哗众邀宠，而是有其历史的延续性、现实的必然性与未来指向性。中国梦圆梦（2014-2049）的35年，将是异常艰辛也异常辉煌的奋斗，我们将为人类新文明贡献新的文明范式与制度谱系。正如科斯所言“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这将是一场全新的创造。现在我们必须要着眼于这次大转型做好顶层设计，这种顶层设计将集1840年以后的所有奋斗之大成，且来自于对人类新文明的前瞻与预测，并且兼顾到各种现实的条件。只有将中国梦提升到思想理论体系的高度才能满足这系列的需求。
而今天中国的问题，绝不仅是经济方面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这十年的治国理政问题，其应该有着更宏大的话语体量与更为悠远的历史内涵。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创新与创造，而且深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包含着中国关于现代化的诸多探索与实践，并且指向于人类的未来。
中国梦一词虽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但并不仅仅只是习总书记的执政纲领。中国梦应该追溯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至2049年建国百年，这两百多年的中华民族不断奋斗的历程。中国梦是一整套思想理论体系，中国梦可以大致分为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三个阶段：“追梦（1840-1949）”、“造梦（1949-2013）”和“（2014-2049）”，分别对应中国道路的选择阶段、中试阶段和成型阶段。待中国梦“圆梦”之后，在本世纪下半页，将迎来中国道路的成熟阶段，在人类文明的制度谱系里将会迎来一只重要的生力军。中国道路与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是一体二面的，实现中国道路需要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的引导，而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的制度表现与道路选择就体现为中国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一个政治家，是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的集大成者。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的主体部分。中国梦可以用“一二三四五，前后左右中”来概述。即中国梦是实现“一个梦想”，树立“两个百年”的目标，确立“理论、道路和制度”等三大自信，坚持“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实现“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同时，中国梦要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统一起来，超越左右意识形态的分歧，拿出一套中性政府的执政主张，走出一条中国式道路，为人类文明提供一条有别于西方的道路选择。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将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走向成熟。
要界定“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必须要找出“他者”的相对应的概念范畴。与“东方现代性和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相对应的概念就是“西方现代性及其相应的思想理论体系”。在过去的200多年间，西方现代性在全球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并因此而形成了不容挑战的话语霸权。尤其在苏联解体以后，西方更是叫嚣“历史已经终结”。在反复的价值观输出与宣贯之后，不仅是西方，整个世界的心智模式都深深烙上了西方烙印，并在潜意识中以西方为模板来衡量或者评判其他的国家。
事实上，这应是一个多重现代性的世界，西方的经验也不过是一种“区域实践”。其固然有可以普遍推广的一面，而很多层面则需要与各国的历史传统与实践现实相融。至少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要有“东亚现代性”，与之形成相互平衡的阴阳二极结构。西方文化阳刚、东方文化阴柔；西方文化注重个体、而东方文化强调集体；西方文化主张还原、而东方文化则看重系统。“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复根的世界才具有丰富性、多元性与稳定性。一个单极、单向度的世界是扁平而不均衡的。更毋庸来说，西方现代性的致命弱点已然显现，如当今时代的种种危机，都与西方的思维范式有关。种种“个体中心主义”已让人类陷入困境中，如与集体相对应的“个人中心主义”导致了人与社会的矛盾、与人类相对应的“民族中心主义”导致了各种文化冲突，与自然相对应的“人类中心主义”则导致了生态危机。而此时东方的体现在“天人合一”等理念之中的系统思维范式则正好对当今世界有相当的补益之效。
“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的构筑是对抗西方话语霸权的一种尝试与努力。其不仅给中国的发展提供空间保障，更有利于给人类的未来寻找新的可能性。
“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根植于历史与现实、对接于世界与未来的一套指导中国转型发展、开辟除西方现代性之外的东方现代性的体系化的思想与理论成果。“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预示着：在西方现代性之外，中国实践有能力产生替代性的概念、理论和更有说服力的文化架构。
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应该包含5000年的中国传统文化，500年的李约瑟之谜与韦伯疑问的解答，170年（鸦片战争以来）救亡图存的经验教训，建国60多年共产党的执政探索以及30-100年内对于中国未来和人类新文明的预期。
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是复兴、包容和创新的三位一体，继承传统、包容现代、创新未来。
从一般意义上，凡是能够称之为“思想理论体系”的理论成果，必须要具有几个基本要素：一是要建立在共同的哲学思想基础上；二是要围绕着一个稳定的共同的理论主题；三是要坚持着一些共同的重要的基本观点。
围绕共同哲学思想基础进行范式创新；围绕稳定的共同理论主题而进行体系架构；围绕共同的重要的基本观点进行有机融合。
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至少应该包括如下的组元：
1. 共同的哲学思想基础：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范式创新。
在孕育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传统哲学基础上，融合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以及西方的系统哲学等优异成果，突出两种思维范式的高度统一，以东方思维范式为根基，西方科学思维范式为支撑，形成面向时代、面向未来的哲学思维范式。当今世界问题与中国问题的根源是“取其一半”、“各执一端”的片面思维，只有范式的融合与统一才能带来真正的和谐、和平与和解。
2. 稳定的共同的理论主题：中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围绕人类新文明的两种选择——东方道路与西方道路，回答中国是否能为人类新文明的制度建构提供新的可能。
（1）对于人类新文明的解答。中国只有在解答人类发展困局中才能找到自己的清晰存在，才会发出让世界为之侧目、为之驻足的声音。世界正处在第二轴心时代来临的前夜，文明之间在相互注视、碰撞与冲突之后，将迎来一次文明大融合。西方“个体中心主义”的分析思维范式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五千年唯一一个文明延续的国度，中国被寄予厚望。“世界的未来在中国”很多如罗素、李约瑟、汤因比等先哲都做过如此预言。中国将在解答世界的同时迎来软实力崛起的最佳契机。中国还不是 “游戏规则制定者”， 只有帮助世界解决问题才能争夺国际话语权。
（2）对于中国大转型的解答。这既是建国以来的第三次转型，也是五百年来的第二次大转型。中国既要回答如何从“单极突破”到“五位一体”的转型，更要回答如何在完成现代化进程的同时向后现代社会转型。“敢问路在何方”？这次大转型我们将会走向哪里？我们的蓝图、愿景与路线图又是什么？怎么保证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
（3）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必须要提出超越并包容西方普世价值的核心概念体系，才能帮助中国以精神立国。拿什么来浇灌信仰空心化的中国？我们要构建除了党的伦理体系之外构建的国家伦理体系。作为一种哲学批判，我们用从文化检醒的角度建构一个以文化为价值核心的“文化中国”。从价值哲学的角度，这一问题的本质是中国的自我理解与自我建构，其背后是个人与社会、制度与价值等经典理论问题。
3. 共同的重要的基本观点：中国梦各个时期探索的有机统一。
囊括追寻中国梦过程中的各种探索，包括早期启蒙思想、三民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等思想理论成果，将追梦（道路探索阶段）、造梦（道路中试阶段）、圆梦（道路成型阶段）三个阶段的基本观点形成完整的逻辑体系，形成有机的统一体。而不是碎片式的、零散的。
而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的背后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与中国知识体系的构建。既要有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范式创新，又要有基础理论等的全面突破。
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的要义是除了西方现代性之外的另外一种现代性路径的探索。而这个探索本身则需要“中国知识体系”的构建。自1840年以来，中国在一系列事件后，逐步丧失了理论、道路与制度三大自信，在痛苦中不得已打开了封闭与骄傲的内心，“西学东渐”，走向了学习与模仿之路。在如饥似渴、囫囵吞枣学习的同时，我们自身的建构却从未真正开始。这些都有其历史的阶段性，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时到今日，如果我们不能创造自己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范式，进行创新尤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那么我们将不仅不能向世界表达自己、更重要的是我们将失去再次成为自己、成为文明引领者的机会，不能贡献于这个被西方文化霸权所操纵的不均衡世界，不能贡献于期待更多选择的第三世界人民，那么我们将有愧于170年有着丰富试错实验的近代史，我们将有愧于170年之后站在历史新起点的时代机遇，我们也愧于中国这个有着伟大文明传统、跻身于世界四大文明原创国之一的伟大国度与我们那些富有创新精神的祖宗先贤。
“中国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一个更加宏大与艰深的主题。君不见，言必称西方已蔚然成风，以学界为例，我们都以学得像西方为荣，以在西方的期刊上发表文章为荣、以能以西方范式来阐释中国实践为荣。当然模仿是学习的一个重要过程，但绝不能是学习的终点。甚至有些学习者非西书不读。但这也不能纯粹怪他们崇洋媚外。在很多的社会科学领域，论思想的深度、思域的广博、思维的缜密、立论的严明，我们能比得上西方吗？当我们为了职称东拼西凑的时候，别人正在进行着严谨而执着的学术研究。但是无论现状如何，我们都得立志改变。不然中国错综复杂、乱象丛生、远比西方更繁难的中国实践不能等，不然这个被西方话语充斥、有着重重危机与失控危险的世界现状不能等。这是已经搁在我们这代学人身上的重任、不容推脱。
正如前文所说，“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也非一时、一城、一域之功，必须要集全民及全社会各种力量共同参与完成。需要国家、智库界、学界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美国社会科学的繁荣得益于三件事：国家进场、学术共同体和“范式”生产。而我们要构建“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也必须对西方经验加以镜鉴。我们也必须国家进场，从2013年开始，尤其是2015年1月21日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之后，国家也开始进场，但是要更侧重于背后的基础理论研究与中国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要意识到，我们最大的挑战不是零散问题与小问题，而是支撑一个国家的话语权问题，我们小问题研究了很多，但是大问题与事关全局性与根本性的问题却一直忽略；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或者我们没有意识到大问题的存在或者不知道如何来界定与命名这个宏大问题，希望“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这样大概念的提出以及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中国知识体系的构建”等的强调能够有所帮助。同时构建学术共同体，各种类型的智库如党政智库、社科院、高校智库、军方智库、民间智库等要抛开门户之间，各展所长，在一个共同的主题下，展开通力合作。最终必须要实现“范式”生产，“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本身就是一个新的范式生产，要创造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习近平，2013.8），以此给独一无二的中国道路、中国制度营造理论与话语空间。
但在“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构建中，必须要突出智库尤其是国际高端智库的主体作用。作为超脱于官、学、商之外的独立力量，作为社会力量的杰出代表，智库尤其是国际高端智库在中国的软实力打造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在改革开放初“摸着石头过河”，发生经济领域的边缘革命时，专家学者扮演的作用可能只是“起辅助的功能，敲敲边鼓的”（周其仁语），但是在现在这个“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的时代，智库所扮演的作用要远远大得多，并从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很多政治家无暇完成、无力完成的理论构建工作必须由智库来担当；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官方现有的话语体系之外，单独提出“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的原因。以此让智库尤其是国际高端智库明白自己所承担的艰巨任务与光荣使命，我们要贡献给时代的、输出于世界的将不仅仅一些零散的想法，而是一个“体系”与一个“范式”，与当今西方世界不同、但会至少与之并列的另外一套文明范式。这个体系与范式将是我们未来政府施政中源源不断的智慧与思想源泉。同时，国际高端智库要还发挥其影响政策、塑造舆论、培养人才的功能，营建多层次智库生态体系、督导政府、引领学界将“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走向纵深，使其变为中国的软实力与国际竞争力。
而智库尤其是国际高端智库在创立“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乃至其背后的“中国知识体系”方面确实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国际高端智库是中国国家软实力的象征，要代表中国与世界沟通、交流与对话，要代表中国行使在国际事务乃至世界未来方面的话语权。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掌握着这个世界发展的规律？我们能不能说出发人深省、令人震耳欲愦、让人无从辩驳的观点呢？我们能不能以真诚与智慧出发，“提出真问题、提供真解答”呢？
如果说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么思想中则出话语权。法国后现代学者福柯说：“话语即权力。”历史的塑造掌控于权力和知识的拥有者手中。我们认为，时到今日，我们该静下心来，悉心研究中国大转型与世界大转型的种种难题，并率先在思想上完成统一与建构。唯有如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有其强大的后台支持与智慧准备，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而世界也将因为中国，而变得更加多元、有趣、平衡与和谐，减少过分单极化而倾覆的危险。
这是身为智库的责任。我们要构建中国梦高端智库与多层次智库体系，构建要智库生态体系，通力协作来完成“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
今天，在中国梦提出三周年之际，我们把这个主题摆在了所有的智库面前，也许大家还没有意识到他的重要性，但是他的解答确实已经迫在眉睫；正在因为他的重要与迫切，我们才会站在这里，大声疾呼，让更多人可以听见。
今天，只是“点题”，提出问题。这也是中国思想市场的一个顶层项目。在“点题”之后，期待大家能够积极参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起来“破题”。我们想中国社会、世界未来将会因此而获益匪浅。
智库界的同志们，朋友们，构建“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以及其背后的“中国知识体系”迫在眉睫，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使命在召唤着我们，机遇在等待着我们！在这场历史的召唤中，我们必须得从新的高度来看待我们所从事的工作。看看我们国外的同行，我们要与他们并驾齐驱、比肩而立，尚需付出极大的耐心与努力。有人说，中国将迎来一个大师的时代。而大师正是在问题与担当中诞生的！想想那些我们所推崇的国际大师，如果我们中的优秀分子无法达到他们的水准，那么我们将会失语于世界，失职于时代！我们不仅要学习、阐释、应用，我们还得进行全新的发明与创造！使命逼迫我们变得更加优秀与闪亮！认识到自己的使命、担当自己的使命并在使命中磨砺自己，何尝不是人生之幸！
这是一个“学术繁荣而思想缺血”的时代，作为智库我们要从这个纷繁浮躁的世界中培养宁静致远的精神底色，一方面从名利中抽离出来、以“他者”视觉来观照这个时代，另一方面进入实践而紧紧把握时代的温度与跳动的脉搏。以“独立性、前瞻性和原创性”，而为思想市场的繁荣而做出卓越的贡献！
这个时代有你有我，我们都是参与者与见证者。中央高度重视智库尤其是国际高端智库的繁荣与发展，在智库的春天中，我们要开出最绚烂的花朵。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愿我们不负时代不负中国、不辱使命不负自我！
中国梦三五战略工程组委会执行主席
北京拓维研究院院长、首都高校博士团发起者
王毅
2015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