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就是一座独木桥
——读刘绍华的《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
这个关于毒品、艾滋和流浪的故事发生在大凉山，一个彝族聚居地区；在西昌地区昭觉县，90%是彝族，住在山上；10%是汉族，住在县城。
他们已经在山上住了上千年，他们遗世独立，他们有着自己的文化，自己贫穷落后的生活方式。他们自古以来就与外面的世界格格不入，他们与汉族一直就水火不容。他们还持有前现代的观念，他们还是前现代的人群。他们的生产基本上还是自给自足，他们的生活基本上还是自然自发。他们靠天吃饭，他们靠毕摩预测未来，他们靠巫医治病，他们靠祖先的规矩约束自己。他们害怕汉族，也鄙视汉族。那些生活优越的人群，那些理性十足的人群，与他们不是一样的人种，不是一样的存在。在共产党推动的那一次现代化运动中，他们成为“少数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被定义为“奴隶社会”。作者刘绍华说“奴隶社会”是对大凉山彝族的“污名”，我不这样认为。他们的文明进化就是处在那样一个距离现代，距离社会主义相当相当遥远的时代。他们与新世界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新的政权不再容忍他们的任性；如果让他们自然演进的话，他们还要上千年才能跨过社会主义的门槛；而那时候，先进的地区只怕已经进入共产主义了。不能让他们拖后腿，他们必须被改造，必须放弃他们所珍视的文化和习俗，权威和迷信，他们必须接受远远超越他们理解能力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改造”，他们的社会文化必须重新被构建。为了建立一个新世界，就必须砸碎一个旧世界。于是，就像一个千年的老古董，一个精致而蒙垢的青花瓷，他们的世界和他们的文化被打碎了。传统的家支关系被破坏，巫医被取消，毕摩被取缔，存在千年的构建彝族整体文化的那些因素消失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因为有集体化，这个被打碎的瓷瓶还可以整体存在，成为装在一个集体化篮子中的碎片。彝族的文化还在现代化的缝隙里暗流涌动，家支和毕摩还在艰难地维系着民族文化的遗脉。外面的世界轰轰烈烈，突飞猛进，他们还保持并维护着上千年的落后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洗澡，不上学，不积累，不发展，他们与现代的距离比现代化之前还要大，他们基本上还在遗世独立。
如果没有最近这次后来演变为全球化的现代化，没有这次以商品化和市场化为推动力量的社会变迁，他们也许还能继续苟且下去，就像在集体化背景下的艰难而长期的苟且一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集体化不再，那个破旧的篮子粉碎了，传统文化的碎片洒满了一地。他们的文化一直没有进步，因为他们一直在边缘的山村里过着上千年以来的生活。他们没有发展教育，绝大多数成年人不识字；他们没有发展卫生事业，曾经有过的卫生进步也因为集体化的解体而消失；他们在改进生产方式上没下过太多功夫，即使不再刀耕火种，仍是在靠天吃法；他们没有发展商品经济，讨价还价斤斤计较被认为是一种让人瞧不起的行为方式，慷慨大方随意潇洒才是男子汉的做派；他们没有积累的观念，得过且过，有钱就快乐，没钱就苦熬……外面世界的清新空气还是通过各种通道吹进这个落后的世界；毕竟这不是一个全然与世隔绝的世界。况且，他们的年轻人有着好奇心，有着本能的强烈欲望，他们看到了外面那个不一样的奇异的世界，他们试图进入它，试图接近并尝试那个奇异世界色彩纷呈的别样生活。但是，那个世界并非他们的世界，那并不是一个他们赤着脚板光着身子就可以立足的世界。他们没有做好准备，他们没有任何成为现代人的条件。他们没有文化，不识字，不会说汉语。他们不讲卫生，不懂交通规则，没有谋生的经验和技能。他们应该是带着他们原来文化的痕迹进入这个新世界的，但这个新世界没有他们文化的落脚点。他们能打猎，但城市里没有山林；他们能喝酒，但喝酒不是城里人的技能；他们讲义气，但生活迫使他们他们要与周围的人群竞争。慢慢地，传统也在他们身上消失——他们成为赤条条自由自在的潇洒的人。城里的规矩还没有接受，山里的规矩也要放弃了。在山里，偷窃是一件让人歧视遭人诟骂的事情，丢尽祖先名誉和家族脸面的事情，但是，进入城市，进入一个全然陌生的社会，没有什么好丢脸的。只要偷的是汉人，只要是在外地，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这样，全球化和商品化召唤了他们，将他们诱惑进他们还一无所知的城市；他们成为流浪汉，成为城市里一群茫然而危险的流民。因为没有约束——既没有现代文明的约束，也没有传统伦理的约束，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在成都、西安和昆明的火车站附近，来自大凉山的诺苏青年，成为让人头疼的危险群体。
毒品进入他们的生活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现代化最初渗透进大凉山的时候，鸦片就成为主角。鸦片战争之后，鸦片在中国的消费进一步普及了。在利润的吸引之下，适于鸦片种植生产的云南、四川很多地方，鸦片生产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大凉山的诺苏人，甚至还控制着周边的鸦片运输和贸易。那时候，在边缘的大凉山，作为一个整体的威猛善武的诺苏人，还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对周边地区具有控制能力，于是有不少大家族在鸦片贸易中发了家致了富。吸食鸦片也逐渐成为诺苏人生活中的一种时尚，成为富裕人家招待宾客的零食。“鸦片就是黑彝人的糖果”。彝族天生就是快乐的民族，他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不断给自己找乐子。唱歌和跳舞，打猎和饮酒，这就是男人们的生活，也是他们的快乐源泉。女人们的存在，似乎只是在欣赏和有限参与男人的快乐。喝酒快乐，抽烟快乐，吸食鸦片更加快乐。用酒肉招待客人是客气和义气，用鸦片招待客人，更是客气和义气。因为生存环境的恶劣，大凉山的诺苏人对未来从来不作长远的打算，有一天过一天，每一天都要让自己快乐。“有钱好耍，没钱不好耍”。他们生活的目的和情趣就在“耍”。他们不需要积累，不需要未雨绸缪。赚了钱就花光，花光了再赚。穿可以简单，住可以简陋，有钱就要喝酒，就要耍，就要快乐。老婆孩子可以随意对付，朋友则一定要重视，这叫大方，叫义气。挣了钱的话，一小部分用来养家，大部分就用于朋友之间的挥霍。他们通常看不起汉人，在他们的观念里，汉人就意味着小里小气，磨磨唧唧，斤斤计较，偷奸耍滑。被我们看成是理性的那些东西，在他们看来就是狡诈和欺瞒。他们持有的基本上是一种反现代的文化；这种文化将他们塑造成一群与现代人不一样的人。
大凉山年轻的诺苏人，因为好奇而进入大城市，进入成都、西安、昆明和北京。他们没有在现代社会谋生的技能，没有进入现代生活的任何本领。同时，因为远离家乡，远离家支长老的控制，对他们的一切行为约束都已经消失，于是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没有吃的就去抢，没有钱花就去偷。一旦偷盗成功，就肆意挥霍。毒品渐渐进入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的家乡，吸食毒品有着悠久的传统。解放前吸毒上瘾的老人，现在还在吸食。吸毒在他们的文化中不是一件特别邪恶的事情，不需要特别的忌讳和防范。再者，进入城市的年轻人，精神上无所寄托，又有大胆尝试新鲜事物并且通过这种历险体现自己男子气概的原始欲望——作者将此理解为诺苏青年成年礼的一种形式；于是，毒品成为流浪的诺苏青年的消费时尚。从时尚进而成为必需，对于毒品消费来讲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慢慢地，吸毒-偷窃和抢劫-劳教-遣返成为流浪的诺苏青年的生活常态。在刘绍华的分析中，与吸毒有关的艾滋病感染人数，少数民族人群占到将近20%，而少数民族在全国总人口中仅占2%。在诺苏青年的案例中，吸毒的流行与当地文化的容忍所赋予的一定程度的合法性有关，但更多可能还是与进入城市的年轻人的茫然和焦虑有关。诺苏青年是在完全不具备城市生活经验和技能的背景下进入城市的。他们有着原始的本能，希望尝试一种新鲜而有趣的生活，但是城市实际上是无法接纳他们的。不仅生活没有着落，精神也无所寄托。这个新的世界，这个光怪陆离的所在，与他们出生和成长的环境格格不入，他们的知识和技能，观念和习俗，也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他们的物质存在没有支撑，精神存在也没有寄托。焦虑和无奈是无根的诺苏青年的面临的困境，在困境中，不是诺苏青年找到了毒品，而是毒品找到了诺苏青年。摧毁诺苏青年的，不仅是毒品，还有与毒品相伴而来的艾滋病。在刘绍华的笔下，一批批诺苏青年离开大凉山又回到大凉山，出去的是年轻力壮青春勃发俊美洒脱的小伙子，回来的是萎靡不振人魔鬼样重病缠身的大烟鬼；正值青春年华，一个个年轻的生命离开了世界。吸毒、艾滋、死亡，善良的作者的笔调是忧伤的。可是对于当地的诺苏人来说，因为年轻人们前赴后继地出走-回归，吸毒-艾滋-死亡，他们已经习惯了。死亡成为生活中一件时常发生又必然发生的事情，他们的神经在不断地紧张-松弛之后，已经有些麻木了。我在设想那些流浪的诺苏青年的生活态度。他们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就是快乐，来到世界一遭，他们不想留下什么，只要生活过，快乐过，生命的意义就已经完成。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留恋，是否会为生命之花的过早凋零而遗憾；但是，就他们对生命意义的想象以及他们的生命呈现而言，他们似乎是已经接受了的。
但这个世界是不接受他们的这种存在方式的。现代化的世界是一个现实的世界，现实的世界是一个理性而冷漠，秩序和平静的世界。在这个现实的现代化的世界里，人们被理性和科学塑造成同一个样子，同一种行为模式。行为要有目的要有功利，要进取要奋斗，要计算要积累，要追名逐利要争取成功……刺激和快乐，浪漫和情调，这些东西上不了台面，得不到认可。现代化就是一座独木桥，能够经过这座桥进入幸福的未来新世界的，只能是那些接受理性精神熏陶，受过科学信念锤炼的新人。诺苏的年轻人们，因为背负着传统而背离理性和科学，因为茫然失措而行为失范，他们无法成为新世界的新人，他们注定过不了那座独木桥。除非他们能够在自己安乐的“隔离区”里接受现代文化，形成现代生活的知识与经验，除非他们在进入新世界之前已经为成为新世界的新人做好准备，否则他们就过不了那座桥，成为不了新世界的新人。可是，在他们的安乐窝接受现代的文化和观念又谈何容易。他们的世界本来就是一个与现代世界相距遥远而又格格不入的旧世界，在他们的世界里，抗拒新世界成为一种文化的本能。他们对待这个新世界的唯一主动的作为，就是拒绝和反抗。当然，这种文化想要在现代化和商品化的背景下独善其身，是不切实际的。商品化是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在刘绍华的笔下，即使在昭觉县利姆乡这样遥远偏僻的所在，商品化的大潮已经席卷而来，在那里出现了工厂、酒店、宾馆，那里的人们，逐渐有了一些经济意识。那里甚至还出现了卡拉OK和妓女（来自内地）。但是，对于诺苏人的传统文化而言，对于诺苏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而言，商品文化是一种破坏的力量，而不是一种建设的力量。从外部渗透进来的文化，在改变诺苏人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摧毁着诺苏惹引为自豪和视为神圣的传统根基。流浪的诺苏青年从外面带进来的毒品和艾滋，就是这样一种将把诺苏传统连根拔掉的文化形态。毒品似乎也带来了某些有利于诺苏社会安定团结的东西。比如，毒品流行之前的诺苏地区，年轻人好勇善斗，打架斗殴是民间寻常之事。毒品流行之后，青年人似乎都泄了气，变得温和又满足了。打击斗殴是减少了，但诺苏人的勇武品格也消失了。原来他们是雄鹰，现在却成了毛虫。
对诺苏青年流浪所到城市来讲，这群吸毒贩毒的惯犯，就是一个个毒瘤。它不仅影响着城市的形象，影响着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还蕴含着引爆巨大公共卫生安全的隐患。政府对此所做的，不过就是拘捕、关押、劳教、驱逐，即使不是在肉体上消灭他们，也要在地理上消灭他们。让他们离开都市，回到他们的老窝。拘捕和驱逐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使在外面的世界遭过太多的白眼，受过太多的歧视，经受太多的苦难，他们还是要回到大城市。偏远的乡村对他们已经没有多少吸引力，他们的快乐还是在大城市里，哪怕是在大城市阴暗恐怖的角落里。国际慈善组织资助的治理计划可能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它包括治疗、预防、经济资助等等方面。刘绍华关注了其中的“中英项目”。这是一个国际组织联合中国基层政府及民间慈善机构的艾滋病关怀项目。但这个项目经过各方多年努力，最终还是归于失败。治疗、预防和资助都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似乎情况还恶化了。刘绍华对此很失望也有些义愤。政府的积极参与可能是一件坏事。因为这个项目有大量资金可以支配，基层政府于是有了参与的积极性。而政府本身的行政效率极端低下，指导思想也存在严重问题，参与人员既缺乏专业知识，也缺乏服务精神。刘绍华集中批评了项目实施中对吸毒者及艾滋病人的污名化的过程。本来诺苏人对吸毒者还算宽容，对艾滋病也没有什么了解。项目推广中大肆张贴标语，大肆广播宣传，实际上促进了对吸毒者及艾滋病人的污名化，他们因此被孤立，被歧视，被冷落被抛弃。这给治疗和预防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和障碍。在刘绍华的介绍中，大凉山当地的诺苏人中，家支关系还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应用家支力量来预防和治疗吸毒问题，还是一种有效的选择。另外，民间存在的某些迷信观念也有着很好的作用。这种地方性知识，应该是从事医疗社会化工作的专家需要注意和利用的。但是，中英项目完全忽略了这些因素的作用。项目主持者持有的，基本上就是一种现代的科学的理性的知识或者观念，而执行者本身既缺乏对当地习俗的理解，又缺乏对工作的尽职态度，加上行政系统缺乏效率的痼疾，于是，项目最终只能是失败。当地诺苏人的传统文化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项目开展的障碍。为了帮助吸毒人员在经济上尽量自立，项目为他们免费提供猪仔，让吸毒者通过养猪增加收入。因为有好处，有的并非吸毒人员也来争取猪仔，而很多领养了猪仔的吸毒人员领回去就将猪仔宰杀吃掉。
刘绍华对诺苏青年的罹难毒品和艾滋表达了深深的同情，对中英项目的失败表达了深深的遗憾。作为一位人类学者，刘博士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她的精神让我敬佩，她的实践让我感动。不过，我对诺苏青年和诺苏文化的遭遇的理解评价与刘博士有所不同。基于对生命的尊重，对文化多样性的认同，我对诺苏青年的整体遭遇，对诺苏文化的衰落，怀有深深同情。但是，更加客观地认识问题，我认为这一切都蕴含着某种必然，一种现代化和商品化发展的必然。这样，同情或者指责于是都失去了意义。诺苏青年和诺苏文化所遭遇的，只是落后文化与先进文化相遇时的一个必然结果。文化、习俗和制度的发展，也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原则。在现代化大潮之下，诺苏人的文化和传统具有显著的不适应性。在一定程度上，传统的诺苏文化不仅与现代文化相距遥远，而且呈现某种程度上的反现代的性质。因为拒绝与现代文化的融合，拒绝主动接受现代化带来的改变，诺苏人一直处于一种文化的隔绝状态。他们从来没有为接受新世界作过准备，甚至一直在拒绝新世界可能带来的改变。这样，但商品化大潮席卷而来，受好奇心驱动的诺苏青年按捺不住进入城市时，他们的没有做好任何知识和技能，观念和信仰的准备。他们所抱持的文化是一种与现代化和大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的东西。就是在这样文化和道德约束完全缺失的情况下，毒品才趁虚而入。如果诺苏青年在进入新世界之前做好了进入新世界的准备，情况显然不会一样。但是，他们不可能在进入新世界之前接受新文化，他们的文化天然是新文化的抗拒者。
这样说来，诺苏青年和诺苏文化的遭遇，只能是一个民族的宿命。
2015年11月24日